抗日战争时期的国防一、抗战前的国防建设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出了“国防建设”一词。

国民政府之所以会进行对日战备,一方面是由于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另一方面是为了回应英美的要求。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了国防作战计划,确立国防区域,划分了战场。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1935年度防卫大纲》中首次划分了国防区域、阵地线和兵力部署, 并规定:“各区陆军应努力侦察本区内之地形,利用演习构筑必要阵地建筑交通道路,集积物资,完成作战之种种准备。

”1936年的防卫大纲进一步将全国分为抗战区、警备区、绥靖区、预备区四种大区。

随后又完善了战场划分,分为五个战区。

1937年3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制定了《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甲)》、《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乙)》对敌情判断、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要领、战斗序列及战场划分等作战细节都加以详细阐述与规定。

形成了一个较完善的对日作战计划,这些计划和方案的实施普遍都进展缓慢,成效有限,对日本的一味妥协极大影响了国防准备,面临日军侵华渐近不免为时已晚。

完成的一部分国防设施也未曾试用,且并未达到作战目的。

然而,毕竟国民政府已经在抵抗侵略中开始着手进行准备,并且之后的战争中,构筑的工事也发挥了一定作用,所以这些准备还是为国防建设作出了一定贡献。

1936年3月1日南京政府以立法的形式,正式确定了义务兵役制度。

为了更好地推行兵役动员制度,使兵役动员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亦为贯彻蒋介石“训练民众,全体抗战”思想,南京国民政府在“兵役法”颁布之后加强了国民军事教育。

1932年12月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充实陆军、增设空军、整理海军、完成海岸及陆地要塞之防备为大方针。

重点是对陆军的整编,对海军则是充实舰队实力,空军则与二者皆不同,因在中国发展时间不长且极具有攻击力而被政府采取扩建方针。

同时也加强了军事装备和后勤方面的准备。

在构筑国防工事方面。

构筑计划以南京为中心逐次向国境线推展。

到抗战爆发前京沪分区,完成471座;沪杭甬分区,完成1062座;首都南京分区,完成469座;江北分区117座；徐海分区,完成、262座;鲁南阵地,完成掩体33座;中央又拨款进行地方构筑;冀察区、晋绥区阵地完成1125座。

中国的江防海防要塞大都为清末建造。

1933年,在德国军事顾问的帮助下,整建工作全面展开。

为了增强要塞火力,南京政府向德国订购了大批要塞重炮,其中一批平、射两用炮于“七·七”事变前夕运到,星夜装置在江阴、镇江、南京、武汉各要塞。

到1937年上半年,全国共有南京、镇江、江阴、宁波、虎门、马尾、厦门、南通、连云港等九个要塞区整理完毕,拥有炮台41座,各种要塞炮273门。

总的来说,国民政府三十年代对日国防准备,增强了中国军队抵抗日军进攻的能力,破灭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

为抗战初期中国军队的抗战提供准备,增强了抗战的经济实力,奠定了中国长期抗战的基础,为将来抗日转入持久战并争取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

对于克服头脑中的失败主义情绪增强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由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影响使国民政府对日抗战准备较晚,未来得及大幅提升国力。

加之国家贫困,工业基础弱,不可能为进行大规模抗战准备提供必要的支持。

而国民政府内部的腐败,办事效率的低下,对外梦想英美等国制止日本侵略,这些因素都影响了抗战的准备。

在战争全面开始后,中国的抗战准备阶段结束,中国在准备并不充分的条件下被迫掀起对日战争,军事上必然失败,淞沪会战就是一例。

即便如此,但必须承认,南京国民政府毕竟进行了大量的战争准备,才使中国军队在战争爆发后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应战。

中国军队面对日军的进攻,凭借已有的国防工事和战略物资,给来犯的日军以沉重打击,显示了中国人民抵抗外来侵略的坚定决心。

二、勿忘国耻，在纪念中凝聚负重向上的力量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后，效法西方，“脱亚入欧”，在实行资本主义改革，促进近代化发展的同时，迅速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制定了以侵略中国和朝鲜为主要目标的“大陆政策”。

随着20世纪20年代帝国主义全面危机的加深和日本法西斯的崛起，日本昭和天皇政府继承并发展了明治天皇政府的大陆政策，提出了首先吞并满蒙、尔后侵占整个中国、进而称霸世界的总构想，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大陆政策，使之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行动纲领。

正是出于彻底征服中国、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罪恶目的，日本侵略者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肆意践踏中国的大好河山，烧、杀、淫、掠无恶不作，犯下了罄竹难书的各种法西斯罪行。

在政治上，炮制伪满洲国肢解中国，培植傀儡政权“以华制华”，对中国东北及其他占领区实行殖民统治；在军事上，施以法西斯暴行，发动令人发指的细菌战、化学战，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制造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等骇人听闻的惨案，残杀大量无辜的中国人民；在经济上，推行“以战养战”，疯狂掠夺中国的各种战略物资；在文化上，蓄意摧残中国民族文化，大肆毁损、劫夺中国典籍文物，并实施奴化教育，培养效忠天皇的“顺民”。

日本发动的这场侵华战争，使中国军民伤亡达350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

而这战场战争给中国人民精神上造成的巨大创伤，则是根本无法用数字计算出来的。

1、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城，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法西斯分子的指挥下，对手无寸铁的南京民众进行了长达6周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

日军占领上海后，直逼南京。

国民党军队在南京外围与日军多次进行激战，但未能阻挡日军的多路攻击。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在一片混乱中被日军占领。

日军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挥下，在南京地区烧杀淫掠无所不为。

1937年12月13日，《东京日日新闻》（即现在《每日新》）报道两名日本军官的“杀人竞赛”。

日军十六师团中岛部队两个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其长官鼓励下，彼此相约“杀人竞赛”，商定在占领南京时，谁先杀满100人为胜者。

他们从句容杀到汤山，向井敏明杀了89人，野田毅杀了78人，因皆未满100，“竞赛”继续进行。

12月10日中午，两人在紫金山下相遇，彼此军刀已砍缺了口。

野田谓杀了105人，向井谓杀了106人。

又因确定不了是谁先达到杀100人之数，决定这次比赛不分胜负，重新比赛谁杀满150名中国人。

这些暴行都一直在报纸上图文并茂连载，被称为“皇军的英雄”。

日本投降后，这两个战犯终以在作战期间，共同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中人员“实为人类蟊贼，文明公敌”的罪名在南京执行枪决。

据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

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

2、灭绝人性的细菌战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对中国进行了灭绝人性的细菌战。

地区遍及东北、华北、西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南中国死于细菌武器的军民人数达几十万。

侵华日军在中国建立了若干细菌战部队，共设有63个支队，七三一部队是共研究和指挥中心。

这支部队拥有3000多名细菌专家和研究人员，分工负责实验和生产细菌武器，残忍地对各国抗日志士和中国平民的健康人体用鼠疫、伤寒、霍乱、炭疽等细菌和毒气进行活人实验和惨无人道的活体解剖，先后有一万多名中、苏、朝、蒙战俘和健康平民惨死在这里。

1938年，日军在华北各铁路、公路沿线重要村镇的水井内大量投放霍乱、伤寒等病菌，造成疫情泛滥。

据不完全统计，仅8月，就有数万人死亡。

1939年5月，日军将上海福民区医院培养的鼠疫、霍乱、伤寒、白喉、赤痢等5种病菌，分送华中、华南各前方，投入河流、水井及厕所之中，并派遣特务、汉奸将病菌投放到各抗日根据地，造成传染病传播。

1940至1943年间，日军空投鼠疫菌，造成浙江、江西、湖南鼠疫蔓延，疫情严重，居民相继感染，一户户死去。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为了加快灭亡中国，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大规模研制和使用被日内瓦公约所禁止的细菌武器，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2000年，有关专家在黑龙江省档案馆首次发现并公布了731部队用活人作细菌实验的原始文字材料——“特别输送档案”，是该部队败退时来不及销毁而意外留下的，是侵华日军进行人体实验的直接罪证。

据受害人提供的证据证明：1940年10月下旬，日军飞机在浙江宁波地区上空低飞，撒下麦子、面粉、栗子、棉花、宣传单等物，里面夹有大量跳蚤。

几天后，这一地区先后有上百人患鼠疫，除个别人幸免外，其余全部死亡，有多户全家死绝。

当时，经有关卫生检疫部门检验证明，日军飞机抛撒物夹有鼠疫病菌。

据原广州8604部队队员丸山茂提供，在日军侵占香港期间，大量香港难民涌入广州，广州8604部队利用难民营中缺少食品为由，向难民提供掺入细菌的食品，致使数百人死亡。

二战结束前，日军为消灭罪证炸毁了七三一细菌战实验基地的大部分设施，并将实验资料移交美军，后被用于朝鲜和越南战场，对战后西方细菌战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七三一部队的大部分战犯至今未能受到应有的审判。

为永久保存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遗址这个二战中极为特殊的标志性遗址，从2000年开始，经国家文物局的批准，有关部门耗资近亿元对七三一部队遗址进行了首次全面清理，发现了300多件人体解剖用具。

同时，采取措施对这个遗址进行保护，决定将其建成一座呼唤人类和平的遗址公园，并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何福馨老人（左图），86岁，1942年刚好23岁。

日军撤退后的一个月内，一家7口人有6人先后烂腿——刚开始腿上起疱，不痛有点痒，并开始发烧，肿胀、发黑，没几天就烂开了，伤口及四周结起黑痂。

老人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姑姑先后都烂死了，7口人只有2人活了下来，村子里当时大约有80来个烂腿的，现在活着的只有他一个人了。

60多年来，家里医药费花了数万元，但这双烂腿从来没有好过。

老人的伤口居然是用旧报纸和粽叶包着，“他已经不知道痛了，”儿子何海松说，“包一包，是免得脓水弄到裤子上。

”三、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率先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在这场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全民族抗战的无穷威力得到充分展现。

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

一个工业落后、装备窳败的国家，依靠全民族的力量，前后历时14年，终于战胜了一个世界军事强国。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四川人民在抗战中也奉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战的呼声甚高，中共中央明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立即向中央和全国通电请缨抗战：“和平果已绝望，除全民抗战外，别无自存之道，要求当局早决大计，甫澄愿率川军供驱遣抗敌！”不久，在南京召开的国防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上，刘湘慷慨激昂，再次声明：“四川为国家后防要地，今后长期抗战，四川即应负长期支撑之巨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