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英美模式）VS“莱茵模式”（德法模式，又称大陆模式）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自然以英美，尤其以美国为标本。

盎格鲁－撒克逊族人是日耳曼的一支，北欧海盗的后裔。

给英国带去了日耳曼习惯法，使之在“三R运动”（文艺复兴、罗马法复兴和宗教改革）中一直避免受到罗马法复兴的冲击，因而形成了与欧陆迥异的文化传统。

大英帝国海外扩张，盎格鲁－撒克逊族人的后裔也以他们的模式统治了世界其他地区如美国，澳洲。

直到今天，习惯上仍然把美国的主流社会称为“W ASP”，意为白种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这个链接可以了解更具体，其实，anglo-saxons文化对于现代英美人就像先秦文化对现代中国人一样；是文化传统的源头。

/history/ancient/anglo_saxons/）。

莱茵模式，以德国为首，北自瑞典、下到意大利，莱茵河流经的国家瑞士、德国、荷兰等西欧国家大都囊括；也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瑞典，挪威，丹麦，芬兰）。

欧元区的国家属于这个模式的范畴。

另外加一个体外受孕的杰出代表日本。

A.从历史文化看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莱茵模式的差别，不放在整个西方历史文化中是看不分明的。

两种模式区分之大，超过国共两党的歧见。

1).归结到哲学上讲，德法的启蒙精神重先验，重建构理性，因而浪漫、激进，立法要编法典，哲学要成体系，革命也要上断头台。

黑格尔集其大成；苏格兰的启蒙精神重经验、好怀疑，重演绎理性，反感暴力，任运自在，而略显保守。

如休谟、马赫。

2).以社会契约论为例，“莱茵模式”多重卢梭，强调在个人让渡出权利之后，对国家的绝对服从。

因为那是“公意”，服从它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

这种论调与黑格尔一样，强调国家和主权者的神圣至上和不可分割；强调那伟大的立法者。

持这种信念的人对于绝对真理的地理位置都毫不怀疑，把自己当作精神界最优秀的特种部队和百发百中的神枪手。

所以时下多以为卢梭是大革命和乌托邦的思想源头，是暴力运动走向极权的渊薮。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多重洛克、霍布斯，反复强调个人神圣的缔约者地位，更多地将社会契约的政治理论假设看作普通的私人契约，去掉了道德家的激情，用一种商人般的眼光，指出个人权利是国家权力的来源和界限，指出那些在政治契约里个人没有让渡、也决不让渡的“自留地”，才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根基。

并由此甚而发展出公民的不服从和对立法的“合法性”进行监督的违宪审查制度。

所以国家至上的理念在英美从来没有多少的市场占有率。

3).从法律上看，盎格鲁－撒克逊模式重判例，法从例出显示出鲜明的经验论立场。

用休谟的话讲：“明天太阳一定会升起吗？对不起，我不知道！”重程序，认为权利只能存在于明确的和正当的程序之中，程序之外没有真正可靠的权利可言。

法官的角色只是程序意义上的，并不对实体的对错负责。

等于承认人类的理性有限，除了上帝没有谁可以充当实体和绝对意义上的裁决者。

因而把司法的公正性建立在游戏规则的正当和透明之上，把法官从福尔摩斯降为球场上的裁判；重个人的自由和选择，采用以当事人为主角的对抗制诉讼，表明把关于绝对意义上的所有问题交给双方当事人自己去扛，由他们的努力去导出最后的结果。

因此英国有一句名谚，“民主的最好训练所是中学的足球场”。

因为在那里，能够从小学会对程序（游戏规则）和对结果的尊重。

重公正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but must be seen to be done）；莱茵模式则刚刚相反，重威权，多用以法官为导演的纠问式诉讼。

法官直接推到上帝代理人的位置上，面向实体、面向真理，背负崇高然而不堪重荷的使命。

坚信理性就是人类新的主宰。

在欧陆传统的司法理念中弥漫着一种自大的乌托邦情结，而乌托邦的可怕就在于自认为真理在握，那种哲学上致命的自负（哈耶克）最终导致了杀人不眨眼时无比的坚毅。

公正只重“公道自在人心”。

好像禅宗的摒弃文字，直指心性，的确是得道的方便法门。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哪里管凡夫俗子看不看得见呢。

4）从经济制度模式上看，莱茵模式被称为“社会资本主义”，在重实体的倾向下，不仅认为平等是指平等的权利，而且更指平等的东西。

因而多少有着些社会主义的润滑剂，显得更为详和，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的贵族化模式。

个人有更大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基尼系数也较低。

在文化上莱茵国家市场化程度较小，政府都秉承封建贵族扶持文化的传统，宗教、艺术、教育、医疗、传媒都保持了很高的公益性。

在政治上更是左翼势力强大，社会民主党传统深厚、根深叶茂。

而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则为“自由资本主义”，在重经验的倾向下，讲刺激性。

一个更少安全感、更多风险但也就机会多多、自由多多的空间；一个全面市场化、撩拨了人的全部欲念和激情的机制更令人心动，才是平民的狂欢节。

而这种平民性被认为它将改变传统的西方（欧洲）文明。

美国至今尚未确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还有国家全民宽带接入普及政策），并不断有人对这种有害于自发秩序的、对私有财产权和个人机会进行限制的政府行为进行非议，更将政府的职能和权力因此而来的扩张视为洪水猛兽，视为对民主和自由企业制度最大的威胁。

在文化上美国的市场化程度更高，一般反对政府的介入（比如各种补贴和限制）。

政治上更是极尽怀疑之能事，坚持“政府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恶”，坚持政教分离和权力的制衡。

用阿尔贝尔的话来说，美国模式的核心就是“竞争的最大化和国家的最小化”。

5）但欧陆也有一些另类，奥地利的哈耶克，在那“粉红色的三十年代”比最保守的英国人还英国人，干脆就迁居英伦，入了英国籍，在八十年代初成为铁娘子的精神导师，将英国扳回大规模私有化的金光大道。

更远的有法国的孟德斯鸠男爵，他不仅提出了最终在英美大放光彩的三权分立论，而且一反欧陆的国家主义，说出这样的带着牛津语气的名言：“在民法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个人就是整个的国家。

”还有在宗教方面，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以基督教新教为文化基础，大陆模式则是以天主教为基础，但在有一些实行大陆模式欧洲国家的民众信奉新教人数也有绝对的比例。

B.从经济看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是指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发动新保守主义革命后发展起来的经济模式；该模式信奉最少的政府干预、最大程度的竞争、自由的贸易和资本流动，并在推动经济增长和抵御冲击方面显示了非凡的能力和弹性。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爱尔兰通常都被称为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国家，他们的语言都是英语，且在政治经济方面具有许多明显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共同特征。

他们常常因其良好的经济表现而受到知识分子和大众媒体的赞誉。

IMF和世界银行推崇的“华盛顿共识”，实际上鼓励发展中国家效仿盎格鲁－撒克逊国家。

不过，当房地产泡沫破裂时，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都将面临困境。

这或许将引发一场对盎格鲁－撒克逊经济模式的大讨论。

许多人认为，缺乏足够的监管是泡沫的根源。

我认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在金融监管上放松得过了头，但这一模式在实体经济中仍然适用。

1）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优点：实体经济良好的经济表现。

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信奉货币主义理论，她在1979年上台后开始大刀阔斧的放松管制改革。

她将国有企业私有化，打击工会力量，对内推行自由市场，对外采取自由贸易，并实行资本的自由流动。

这些措施重振了英国经济，使其GDP增长率从70年代的1.9％提高至80年代的2.6％。

经济增长延续到了90年代和21世纪的头十年。

里根1980年入主白宫时，他也抱有和撒切尔夫人同样的理念。

他弱化了工会力量，解除市场管制，信奉自由贸易。

并在电信业放松管制、引入竞争，引发了有益的改革和创新。

事实上，没有管制的放松，就没有互联网的产生。

尽管不太为人所知，澳大利亚在1983年后也进行了放松管制的改革。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澳大利亚的改革发生在工党主政时期，它放宽了货币管制，在金融、电信、交通部门引入竞争，削弱了工业部门的贸易保护，但政府并没有打击工会力量。

最后这点成为该国采矿业扩张缓慢的原因之一。

相比之下，欧洲和日本自“二战”以来实行的严格监管模式仍未改变。

欧日经济的下滑经常用于反证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优越性。

2）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缺点：在金融监管上放松过头，缺乏足够的监管。

竞争是通往效率的最佳途径。

但金融业因其信息不对称的性质，成为一个特例。

应该加以严格监管以避免金融危机发生（实体经济不必管制，自由竞争）。

90年代末期的盎格鲁－撒克逊革命已经忘记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教训，放松了许多保护金融体系长达60年的管制条例，在两个领域做过了头：首先，大萧条以来实行的对金融部门的监管出现了放松。

例如，再次批准全能银行的设立。

当旅行者集团与花旗集团合并时，它需要推翻1933年实施的旨在将投资银行业务与商业银行业务分离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旅行者集团的桑迪威尔（Sandy Weil）说服了国会修改该方案，促成了两大机构的合并。

20世纪90年代，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政府将其对金融部门的政策由控制风险转向了推动金融业发展。

这一政策的转换源于金融部门的游说。

在美国，金融企业的利润占全部上市公司利润的份额从20年前的5％上升到了高峰时期的40％。

鼓鼓囊囊的钱包使得金融部门有更大的动力游说政府，使后者搬掉阻碍金融业扩张的绊脚石。

金融是服务实体经济的，因此相对于实体经济，它的规模应该保持稳定。

当它保持着快于实体经济的扩张步伐时，隐患可能就出现了。

由于信息不对称性，它可以操控实体经济从中牟利。

这种“掠夺性金融”（predatory finance）通常被称为“金融资本主义”。

不断攀升的油价就是金融资本主义最好、最具破坏性的例子。

在大萧条时期，绝大部分政府官员都认识到，金融资本主义是导致经济崩溃的最主要因素，因此，诸如《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等监管条例被采纳，用以限制金融业的经营领域。

20世纪90年代，监管者与金融业的对立关系转化为合作关系。

监管机构逐步提高了对金融业自我监管的依赖，即希望金融业能够通过风险管理自我约束。

然而，次贷危机的爆发已让监管者对金融机构松懈的内部控制感到震惊。

监管者并非缺乏诚意或是无知。

在我看来，松懈的内控是金融机构故意为之。

它们并不是为股东、国家或客户工作，而是为了获取丰厚的奖金，这点在高级管理人员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当利润大涨时，他们可以给自己支付高额的奖金；当利润下滑时，他们却无需将口袋里的钱如数奉还。

华尔街的年终分红就是最好的例子。

如果没有严格的监管，金融体系有着爆发危机的固有天性，金融机构没有道德风险行为。

这就是金融危机屡见不鲜的原因。

其次，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政府和中央银行试图维持一个不可持续的高速增长率。

他们未能认识到，放松管制后经济的爆发性增长仅是一时现象，并不具有可持续性。

低通胀环境使得他们可以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而这一政策引发贸易赤字不断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