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论根本恶和心灵的转变原文作者：蔡秦摘要：康德的根本恶学说中存在着两个张力，即恶是归因于人类自身的和人类生而具有的趋恶倾向之间的张力，以及在心灵的转变中人自身的努力和神圣的帮助之间的张力。

为了消解这种张力，道德上的恶可以被理解为是行动者在自由的观念下选择的结果，趋恶的倾向只是使得恶是不可避免的而不是必然的，因此人类仍旧必须对自身的恶负责。

也正是因为道德上的恶必须归咎于人类自身，心灵的转变首先在于人类自身的努力。

但同时康德对根本恶的经验解释是有限度的，去恶从善的过程是以恩典为理论预设的。

关键词：根本恶；准则；品性；禀赋；倾向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XX）11-0134-07 康德的道德哲学通常被看作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它立足于对人的理性本质的尊重，试图“仔细地排除掉一切经验的东西”，探索“纯粹理性在实践领域内能做多少事情，以及它借助于什么资源去教导”①。

在这种纯粹的道德形而上学框架下，似乎并没有为对任何超自然的权威和神秘力量的宗教诉求留下多少空间，因为“人类必须使他自己成为道德意义上所是的样子或者应该成为的样子，无论是善还是恶”②。

但是，当我们把视野转向康德的晚期著作，尤其是《仅论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提出的“根本恶”学说时，这一图景变得复杂而令人不解起来。

这种复杂性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上：首先康德认为人类对恶负有完全的责任，但同时人性当中又有一种趋恶的倾向，而这种倾向是不可能仅通过人类的力量而被消除的，那么这之间的张力就在于如果恶是在我们的本性当中的，那么在什么意义上道德上的恶能够是我们自由选择的结果，并能合理地归因于我们自身？其次，康德认为对根本恶的消除是一种道德上的更新和重生，其关键在于“心灵的转变”，而在谈及这种转变何以可能的时候，他明确地提到了神圣的帮助以及“超自然的合作”，那么这种对于恩典的诉求又如何可能同他对自主性的强调协调一致？本文的任务就在于通过梳理和澄清相关概念，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准则与道德上的恶[论文]对于康德来说，道德上的恶存在于准则之中[注：Allen Wood， George Di Giovanni， trans.， Immanuel Kant：Religion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Mere Reason And Other Writing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6：21.]。

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他把准则定义为“行动的主观原则……它是由理性根据主体的条件（通常是它的无知或爱好）所决定的并由此是主体行动所依据的原则”[注：Lewis White Beck， trans.， Immanuel Kant： Foundations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and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dianapolis：Bobbs-Merrill Educational Publishing， 1959，，，]。

换句话说，准则是行动者事实上所遵循的实践原则或者说事实上所采用的行动理由，它表达了在某种经验情境下行动者想要实现的目的和相应的行动方式。

这个概念是康德解释“理性如何可以是实践的”一个关键部分。

当康德谈论“行动”以及“行动的准则”时，他总是指向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而言的。

他们的行动有其自身的特点：“自然界中的每一事物都是按照法则而起作用。

只有一个理性的行动者拥有按照法则的观念而行动的能力——即，按照原则而行动——仅仅因此他拥有一个意志。

”③这里意志被康德解释为实践理性，这是一种属于理性存在者的因果性，确切的说，一种形成实践原则的能力，以及以这些原则为基础去行动，并在现象世界中引发变化的力量。

同时，对于康德来说，这也意味着人类是在“自由的观念”下行动④，即理性行动者既不是机械地服从外在的权威也不是自动地对最强烈的欲望做出反应，这些因素作为动机而存在，而“一种动机无法决定意志去行动，除非人类已经将这种动机结合到他的准则中去（已经使它成为一条适用于他自己的普遍规则，据此他意愿这样来行动）；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一种动机，无论它是什么动机，才能与意志（即自由）绝对的自发性共存”[注：Allen Wood，George Di Giovanni， trans.， Immanuel Kant：Religion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Mere Reason And Other Writing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6：23，6：29，6：36，6：36.]。

也就是说人类并非是为任何一种动机所必然化的存在者，他们能够在动机中间进行权衡和评价，然后决定它们之间的秩序，这种决定是可以归因于行动者本身的。

而准则就是对这种决定的表达。

进而，康德说“我们只能基于其准则才能判断意志是善的还是恶的”⑥，也就是说，我们的道德判断、善恶的归属都必须是针对准则而做出的。

康德在《仅论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进一步澄清了准则的善恶究竟应该依据什么进行判断的问题：一个善人和恶人之间的区别决不在于他们结合进入准则中的动机（即准则的质料）之间的差别；而在于动机之间的从属关系（即准则的形式）上的差别：即他们究竟以两种动机中的哪一个为另一个的条件。

⑦这里首先涉及到准则的质料和形式之间的区分。

质料即准则中所包含的经验要素，这些因素可以归结为某种情境，某种具体的行为过程以及某种实质性的目标，而目标也往往是作为驱使一个行为的动机而出现的。

这里康德尤其关注的是动机这样一个要素，他区分了两种动机：对道德律的尊重和对幸福的渴望，这又被分别称之为道德的动机和感性的动机，由于在康德看来人类既是有理性的同时又是有限的，这意味着人类不可避免地同时受到道德律和自爱的法则的影响，所以任何准则都必然包含着这两种动机⑧，而一个准则的道德价值就不可能在于究竟是道德律还是感性欲望充当着行为动机的问题，换言之，判断准则的善恶不可能基于准则的质料。

既然如此，道德上的恶就只能在于准则的形式。

康德用“从属关系（subordination）”这个概念来解释这个问题，即关键在于行动者究竟是以哪种动机作为主导，或者说决定以哪种动机为另一种的先决条件。

在康德看来这两种动机在道德上恰当的秩序应该是对道德律的尊重占据着支配地位，自爱的动机以及由此引发出的自然欲望只能是以此为前提的。

而道德上的恶就在于颠倒了这种秩序，使得自爱的动机成为遵守道德律的前提条件。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对康德来说感性的动机本身并不是恶的，他甚至说“就自然倾向本身来说，它们是善的，即，它们并不是应受指责的东西，要想灭绝它们不仅是徒劳的而且也是有害且值得责备的”[注：Allen Wood， George Di Giovanni， trans.， Immanuel Kant：Religion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Mere Reason And Other Writing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6：58.]。

也就是说，感性的动机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必然拥有的东西是不可能被“放弃的”，它在我们形成准则的过程中发挥作用是不可避免的（如当我们出于道德的动机去帮助他人的时候同情心作为一种自然的情感也会发生作用），而善恶的分野就在于这种作用究竟是压倒性的还是以尊重道德律为条件的[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认为主要出于同情而帮助他人是没有道德价值的，因为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当道德律的要求和同情的自然倾向发生冲突的时候，这样的行动者很有可能会违背道德律的要求，例如，一个人主要出于同情的动机帮助一个无辜的乞丐，那他也完全有可能去帮助一个毒瘾发作的人去买毒品，从而他做道德上善的事情是没有保障的。

对于康德动机理论的详细探讨，参见Barbara Herman，“On the Value of Acting from the Motive of Duty，” in The Practice of Moral Judg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换句话说，恶并不在于我们选择了本身就是恶的东西，而在于当本身都是善的东西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颠倒了它们之间本应具有的从属秩序。

二、品性与根本恶由于恶产生于我们决定这种从属秩序的过程之中，而这个过程同时也是我们自由选择的过程，所以恶与自由紧密在一起。

但是这又接着引发了一个新的问题：既然恶在于准则的形式中，这种形式又不是被任何外在的力量所给予而是由我们自己所决定的，那么我们究竟是依据什么来决定一个准则的形式呢？对此，康德回答说准则的形式是由“一个根本的共同基础（其本身也是一个准则）”自由地决定的[注：Allen Wood， George Di Giovanni， trans.， Immanuel Kant：Religion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Mere Reason And Other Writing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6：20，6：25，6：37，6：30，6：21，6：25.]。

而这样一种根本的共同基础被康德称之为“品性（disposition）” ，品性是“运用准则的最终的主观基础”，它是在自由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统一而连贯的基础，它普遍地决定着具体的准则的产生④。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品性的败坏被康德称之为“根本恶”：“这种恶是根本的，因为它腐蚀了所有准则的基础”⑤，“由此心灵的面貌（就道德品性而言）从根基上被腐蚀了”⑥。

在我看来，这个概念是理解根本恶的关键[注：对这个概念及其相关命题的探讨，参见Daniel O’Connor，“Good and Evil Disposition”， inKant-Studien，76：3 （1985）， 288-302。

]。

一般而论的道德上的恶体现在具体的准则中伦理秩序的颠倒，这样一种颠倒本身并不使我们把有些恶视为是更根本的，当我们引入品性这个概念后发现所有的准则都在一个统一的基础（也就是品性）中获得其源泉，当这样一个根基腐败的时候，道德上的恶才以一种“根本的”方式弥漫遍布了行动者的心灵。

处于这种状态下的人连贯而一致地将道德动机置于感性动机的支配之下，从而在根本上破坏了他的行动的道德价值。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人不可能做出任何在法律意义上善的事情，他们并不一定把所有根据道德律判断为善的东西都当作是恶，他们甚至也会做出符合道德律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