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论幸福
李秋零
摘 要：“幸福”概念在康德哲学体系中起着重要的枢纽作用。 康德把“幸福”理解为习惯性的感性欲望，即偏好在广度、深度和绵
延上的满足。同时幸福又取决于人在同类中所拥有的优势，因而谋求 幸福靠的是能够认识自然且改造自然，并在同类中竞争以谋取优势的
理论理性。建立在自爱基础上的对幸福的追求促进了理性的发展，造 就了文化，但不能造成道德。道德以自由为存在根据，不能以幸福为
目的，但并不排斥对幸福的追求。建立在自由之上的德性与建立在自
然之上的德性的二论背反使康德最终提出了上帝存在这个实践理性的 公设来保证德福的结合。但是，上帝所保证的幸福还是康德所理解的 幸福吗？ 关键词：康德 幸福理性
康德素以在道德哲学中拒绝幸福原则而著称，故而在康德哲学研究者
中少有提及康德的幸福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康德无视幸福。相反， “幸福”是在康德的著作中频频出现的词汇。甚至可以说，对“幸福”的
理解在康德哲学体系的某些环节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应不引起我们的
重视。 我们首先从康德对“幸福”的规定说起。
李秋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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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哲学第七辑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幸福的定义
康德在其著作中，曾在不同的地方对“幸福”做出过各种各样的规
定，但其最经典的定义，却是出现在康德的第一部批判著作《纯粹理性批
判》中。康德在那里说道：
幸福是我们一切偏好的满足（既在广度上就满足的杂多性而言。
也在深度上就程度而言，还在绵延上就存续而言）。①
所谓“广度”，显然指的是对一切种类偏好的满足；所谓“深度”，指 的是对偏好在一切可能程度上的满足；而所谓“绵延”，则指的是对偏好
在一切时间中的满足。因此，幸福就是在一切时间对一切偏好在一切可能
程度上的满足。 康德在这里仅仅涉及了满足的方式，而要理解幸福，更为重要的是满
足的对象，什么是康德所说的我们的“偏好”？
“偏好”，在康德使用的德语中是Ｎｅｉｇｕｎｇ，来自于动词ｎｅｉｇｅｎ。名词
Ｎｅｉｇｅ有倾斜、斜坡之意，故动词ｎｅｉｇｅｎ则意为倾斜、倾向、趋向等，用
在人身上就有偏好、喜好，其名词形式Ｎｅｉｇｕｎｇ就被译为“偏好”。“好”
（ｈａｏ）本身就有倾向性，再加上“偏”，一方面是为照顾现代汉语孤字不
成词的习惯，另一方面无非是加强了这种倾向性而已。纯然从语言学上来 说，偏好既可以是感性的偏好，也可以是精神的偏好；其对象既可以是精
神性的社会属性，也可以是物质性的、有生命或无生命的存在。然而，康
德虽然同样频频使用“偏好”一词，但却未像对“幸福”那样给出一个明
确的定义。但从康德经常把“偏好”与“欲望”并列使用，并把偏好称为
“自然的偏好”，称其为“盲目的和奴性的”②来看，从康德还曾经在“偏
①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３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第５１４页。 ②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５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第１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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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后面用括号附上“经常性的欲望”①、“感性冲动”②，并认为“习惯性
的欲求就叫做偏好”③、“习惯性的感性欲望叫做偏好”④来看，他首先是 把偏好理解为一种感性的偏好，亦即对物的偏好以及在此基础上把人当做
物来看的偏好（例如支配欲、统治欲）；其次，他把偏好理解为一种经常 性的、习惯性的欲望，而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欲望。 把这一点代入康德的幸福定义，就可以得出：幸福就是我们一切种类 经常性的感性欲望在一切时间中、一切程度上的满足。 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康德对偏好所做的限制，康德对幸福的理解同样
也是一种狭义的理解，这种狭义的理解直接影响到康德的道德哲学、历史 哲学和宗教哲学。
二幸福与理性的辩证法
幸福自然是人人追求的目标，或者如康德在提出“我可以希望什么” 这个批判哲学的第三问题之后马上补充的那样：“一切希望都是指向幸福
的”⑤。然则，人们以什么手段和方式来促成幸福呢？ “成为幸福的，这必然是每一个有理性但却有限的存在者的要求，因 而也是他的欲求能力的一个不可避免的规定根据。因为他对自己的整个存
在的满意决不是一种源始的财产，不是以他的独立自足性的意识为前提条 件的永福，而是一个由他的有限本性本身强加给他的问题，因为他有需
要，而且这种需要涉及他的欲求能力的质料，亦即与一种主观上作为基础 的愉快或者不快的情感相关的东西，由此他为了对自己的状态感到满意而 需要的东西就得到了规定。”⑥既然幸福亦即偏好的满足是在感官世界亦即 自然世界实现的，幸福就要求自然世界的运行符合偏好的要求。“幸福是
尘世中一个理性存在者的状态，对这个理性存在者来说，就他的实存的整
①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６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第２７页。 ②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６卷，第２２０页。 ③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６卷，第２１９页。 ④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７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第２４６页。 ⑤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３卷，第５１４页。 ⑥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５卷，第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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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而言一切都按照愿望和意志进行，因而所依据的是自然与他的整个目 的、此外与他的意志的本质性规定根据的协调一致。”①用我们今人的话来
说：幸福的实现依靠的就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也就是 理性。 然而，人并不是离群索居的，而是一种社会的动物。人的幸福同样依
赖于他在社会中的感受。因此，幸福不仅取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同样
取决于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说，只有与其他人相比较，才能断定自己 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由这种自爱产生出这样一种偏好，即在其他人的看
法中获得一种价值，而且最初仅仅是平等的价值，即不允许任何人对自己
占有优势，总是担忧其他人会追求这种优势，最终由此产生出一种不正当 的欲求，要为自己谋求对其他人的优势。”②康德把这种追求幸福的努力称
为一种“比较的自爱”。用我们今人的话来说，这便是基于利益的竞争以
及由此引起的普遍对抗。在另一处地方，康德把人的这种特性称为“非社 会的社会性”。人一方面必须在社会中、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实现自己，这
是人的“社会性”；另一方面人又出于竞争而把其他所有人都视为自己的 竞争对手，从而处在与其他所有人的普遍对抗之中，使社会面临着被撕裂
的危险，因而人又是“非社会的”。“人有一种使自己社会化的偏好，因为
他在这样一种状态中更多地感到自己是人，也就是说，感到自己的自然禀 赋的发展。但是，他也有一种使自己个别化（孤立化）的强烈倾向，因为
他在自身中也发现有非社会的属性，亦即想仅仅按照自己的心意处置一 切，并且因此而到处遇到对抗，就像他从自身得知，他在自己这方面喜欢
对抗别人一样。”＠ 无论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活动，还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和对抗， 都不仅以运用理性为前提，而且也促进着理性的发展。科学、技术、艺 术、伦理、社会秩序等，简而言之文化，就是在人追求幸福的活动中形成
的。尤其是竞争和对抗，更是人类文明的催化剂。“正是这种对抗，唤醒
人的一切力量，促使他克服掉自己的懒惰倾向，并且在求名欲、统治欲和
①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５卷，第１３２页。 ②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６卷，第２５～２６页。 ③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８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第２７～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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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欲的推动下，在他的那些他无法忍受但也不能离开的同伙中为自己赢
得一席之地。这时，就迈出了从野蛮到文化的真正的第一步，而文化真正 说来就在于人的社会价值；于是，一切才能都逐渐得到发展，鉴赏得以形
成，甚至通过不断的启蒙而开始建立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能够使 道德辨别的粗糙的自然禀赋逐渐转变成确定的实践原则，并且就这样使形
成一个社会的那种病理学上被迫的协调最终转变成一个道德的整体。每个
人在提出自己自私的非分要求时必然遇到的对抗，就是产生自非社会 性。”①即便是对抗的最激烈的形式战争，“战争尽管是人们的一种无意的
（由放纵的热情所激起的）尝试，却毕竟是至上智慧的深深地隐藏起来的、
也许是有意的尝试，即借助于各个国家的自由，即便不是建立起合法性， 并由此建立起各个国家的一个有道德基础的系统的统一性，也仍然为之作 了准备，并且尽管有战争加给人类的种种极其可怕的劫难，以及在和平时
期从不间断的备战压迫着人们的也许更大的劫难，战争仍然更多地是一种
动机（在对一种人民幸福的安宁状态的希望越来越远去的时候），要把一
切有利于文化的才能发展到最高程度”②。总而言之，“一切装扮人的文化
和艺术、最美好的社会秩序，都是非社会性的果实，非社会性被自身所逼 迫而管柬自己，并这样通过被迫采用的艺术，来完全地发展自然的胚 芽”③。
问题在于，人以这样趋利避害的理性能够谋得幸福吗？在康德看来， 这无异于缘木求鱼。
首先，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在康德看来，要谋得幸福，理性甚至 不如本能有用。“假如在一个具有理性和意志的存在者身上，他的保存、
他的顺利、一言以蔽之他的幸福，就是自然的真正目的的话，那么，选择
受造物的理性来作为自己的意图的实现者，则是自然作出的一个极坏的安 排。因为本能可以更为精确得多地规定受造物在这一意图中实施的一切活
动，以及他的举止的整个规则，并且由此可以更为可靠得多地保住那个目
①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８卷，第２８页。 ②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６卷，第４５１页。 ③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８卷，第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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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胜于理性当时所能做的。”①理性的使用不仅不能给人带来满足，而且 会给人招致麻烦。“一种开化了的理性越是意在生活与幸福的享受，人离 真正的满意就越远。……因为经过估算他们所得到的一切好处，且不说从 日常奢侈的一切技艺的发明得到的好处，而是甚至说到从科学（对他们来
说，科学看起来归根结底也是一种知性的奢侈）得到的好处，他们却发现 自己事实上为自己招来的麻烦要甚于在幸福上的获益，最终在这方面羡慕
更接近纯然的自然本能的引导、不允许其理性过多影响其所作所为的更平 凡的人，而不是轻视他们。”②更有甚者，理性不仅不适于在满足人们的需 要方面引导人们的意志，“理性有时甚至使需要增加”③。也就是说，理性 使本来就欲壑难填的人的欲壑更深。因此，试图用理性来满足人的一切偏
好，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其次，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理性就更无能为力了。“非社会的社会
性”本来就是一个无法破解的矛盾。一方面，运用理性的竞争和对抗时刻 威胁着人类生存的基础亦即社会性，从而不可放任；另一方面，竞争和对 抗所发展的理性又创造着构成幸福的一切要素，包括美好的社会秩序，从
而必须保持。因此，这种堪称“精致的利己主义”的理性所能够达成的最 好结果就是“公民社会”。“自然迫使人去解决的人类最大问题，就是达成
一个普遍管理法权的公民社会。既然惟有在社会中，确切地说是这样的社
会，它拥有最大的自由，从而有其成员的普遍对立，但毕竟对这种自由的 界限有最精确的规定和保证，以便他们能够与别人的自由共存，……自然 也期望人类就像实现其规定性的所有目的那样来为自己实现这个目的，所
以，一个在其中可见到外在的法律之下的自由在最大可能的程度上与不可 违抗的强制力相结合的社会，也就是说，一种完全公正的公民宪政，必然
是对于人类来说自然的最高任务，因为惟有凭借这个任务的解决和完成， 自然才能以我们的类来达成它的其他意图。”④然而，鉴于人的“非社会的
社会性”，康德认为“这个问题是最难的问题，同时也是人类最后解决的
①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４卷， ②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４卷， ③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４卷， ④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８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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