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的佛教魏晋南北朝时佛教盛原因一.政治方面1.社会动荡,民生困苦佛教虽两汉时传入,但因当时社会安定,并没发展余地。

至东汉末三国时代始开始兴盛,至魏晋南北朝更普遍为人民所接受。

此现象之产生,是由于汉末黄巾之乱,州牧割据,国内大乱,人民生活痛苦,加上战争频仍,使他们对现实感到失望。

而此时完成之道教,仅以方术之运用作为吸引手段,但方术有时会用尽,加以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久己变成没有灵魂之空架,故闻有如来的救苦救难,谁不愿托身自庇？2.君主杀戮太多,借信佛以赎罪当时军阀互并,一旦得帝位,便屠杀前朝子孙。

许多时君主都因疑而惧,因惧而思悔,恰好佛教专讲因果报应,他们怕自己入地狱,也怕子孙受祸,遂向佛求怜愍。

但他们更有一种心理:只要他日放下屠刀,便可立地成佛,故现今就算如何作恶,只要在最后能向善,便可到西方极乐世界。

有些君主有竟出现先忏悔,后杀人的情况。

南齐书临贺王子岳传:“延兴、建武中,凡三诛诸王。

每一行事,高宗辄先烧香火,鸣咽涕泣,众以此辄知其夜当相杀戮也。

”而人民见佛家思想使执政者较为宽仁,认为佛教即使未验于来生,但已见效于当时,乃纷纷信佛以求庇护。

3.君主弘法,上行下效三国时吴国孙权因康僧会之灵异,在建业设建初寺,是为佛教传入江南之始。

东晋元帝时曾诏佛僧入内殿讲经,后世君主多仿效之。

南北朝时,君主多信佛,如宋文帝用慧琳,武帝用法显参与朝政,时人称之为“黑衣宰相”,以其时之僧穿黑衣也。

又如梁武帝皈依佛法,迎达摩于广州,大弘佛法,且三次舍身同泰寺,陈文帝亦因常幸佛寺而不理朝政。

南朝的齐高帝、梁武帝、陈武帝,北朝的魏孝文帝、齐文帝、宣帝、周文帝、均曾舍其宫苑,以造佛寺。

甚者,北朝的胡太后恣行淫秽,鸩杀孝明帝,而为了赎罪,大力建设佛寺,不惜减少百官俸禄十分之一。

北方之后赵石勒信佛图澄,以之为国师,后秦姚苌奉鸠摩罗什,北魏诸帝(道武、明元、文成)均崇佛,以僧人为国师,大力建寺造塔。

文成帝更凿山西云冈石窟,孝文帝开洛阳龙门石窟,与敦煌石窟同列世界三大佛教艺术,可见北朝佛教之盛。

由于君主好佛,天下风从。

当时北朝达官贵人死后,其家人多舍居室以施僧侣,南朝豪门亦常舍其邸宅以建佛寺。

二学术方面1.经学之末流两汉学术,号称极盛,其内容不外儒生之注释经和方士之术数,及其末流,二者又往往揉合术数之支离诞妄,为笃学者所鄙视,其支离破碎者,又岂能满足学人。

正在缥缈彷徨,苦无归宿之际,佛教之输入,正好在学术方面输入生气。

2.清谈玄学有助弘法清谈玄学盛行,使士人长于析理,发明奇趣。

而“佛教本贵悟解,贱迷信”,故析理的风气,有助于哲学味道的佛教传播。

又清谈论老庄外,亦有佛性,故时人亦多与僧侣交游,如王导之子王洽与竺法汰交往极深,使竺法汰名重一时,又当时之学名流如谢安、王羲之等,都与佛教徒支道林来往,支道林精通佛理外,又善老庄之玄学,使佛道二家之学说调和发挥,可见清谈之风正好借作发挥佛理。

3.藉文学和美术吸引知识份子当时之僧人,为求吸引知识份子,许多时都以文学手法表达佛理,如佛像的雕镂、石窟的开凿、绘画佛像等,都深深吸引士人,而对佛法关注。

唐白居易题寄宗上人韵诗:“如来说偈赞,菩萨著论议,是故宗律师,以诗为能事,欲使第一流,皆知子工义,从容恣语言,缥缈离文字,旁延邦国彦,上达王公贵。

先以诗句牵,从令入佛智,人多爱诗句,我独知师意。

”3.西僧之来华及译经东汉末摄摩腾和竺法兰开启西僧来华译经之事业,虽有助于佛教之流传,但当时仅限于一人之力,一经之译,成就不大。

其后有安世高、支娄迦谶等译经,但规模仍不大。

到魏晋时,才有大规模的译场出现,敦煌的竺法护,在长安建寺,专心译经四十余年,从者达数千人,分工合作式的制才出现,共译出了一百七十五部经书,东晋时,道安、慧远等结社译经,稳固了译场组织的基础。

至南北朝,译经事业更进步,翻译人才和工具俱发展完备,翻释亦渐正确,以顺达浅白为先,不硬译原文。

天竺人鸠摩罗什贡献甚,大他主持姚苌的国立译场,此外宋、梁均建译场建业(即南京),北凉、北齐、北魏均曾设译场。

佛经的大量翻译,使佛理流传更广,更容易深入民心。

4.华僧西行取经及译经曹魏时,朱士行以当时小品译本文意隐晦,乃发愿西行,抵于阗,得梵本,遣弟子携经回中土,为西行取经的第一人。

此后,华僧留学天竺蔚成风气,法显远赴天竺,历经水陆二路而取经。

以前佛教经书,均靠西僧翻译,自竺法兰,精通三十六种西域文字及华文,开华僧译经之始,更使<<华严经>>、<<般若心经>>、<<法华经>>等得以广传中国。

后法显取得经,自行翻译,华僧之译经更易为中国人所接受和了解。

5.高僧辈出,宗派创立两晋以降,南北各有大师出,当时北朝佛教由大同、长安移布洛阳,由洛阳而至彭城;南朝则由鸠摩罗什弟子(号称有三千之众)中秀杰之士创立五大派。

一是道生顿悟之学,二是僧肇开创般若宗、三论宗,三是道融,为北地法华宗和涅槃宗之先导,四是慧严,为南地法华宗和涅槃宗之先导,五是僧导,为南派成实宗的祖宗。

北方佛图澄妙解深经,从其学者,均能研悟精,遂使中国佛法事功由译经阶段转到研究佛理的阶段。

道安(支道林)承其学,又生当晋代清谈之世,援引周易、老庄以佛,使佛理更为时人所接受。

他又使法相宗和净土宗萌芽,甚至引庄子来释般若,此即<<般若经>>之由来也。

支道林对庄子之逍遥游发表见解:“若谓逍遥即个人依其天赋本性而游,则大盗夏桀,盗跖之辈亦系顺其天赋恶性而作逍遥之游。

如此,必为法所不允,故吾人得将天赋之性提至应有之性,依此较高之性而游,始合逍遥之真义。

”此说令笃信老庄之王羲之大为折服。

梁时,菩提达摩东来,梁武帝迎之于建业,此为禅宗东传之始也。

总括来看,鸠摩罗什始译大乖经论,佛图澄解释佛经旁通世俗,支道林援儒道释佛,菩提达摩传入禅宗,使中国佛教发生重大变化,使佛教宗派产生,名僧相继辈出,使中土之佛法渐创自己的道路,变为更完备和更适合中国的思想,而使佛法流传更广。

三.社会方面1.胡主崇胡教对汉族而,言佛教是外来,其说亦为外来思潮。

对于五胡,因其没有自身的文化,故以自由的立场来接受佛教,统治者在军事上以及其他事件采取决策之际,为求明确之判断,亦欢迎长于咒术或博学多材的神僧为参谋。

又五胡君主,自称胡人,当奉胡教,如后赵石虎曾下书曰:“度议云,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

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族,佛是我神,正所应奉。

”2.人民避难所有不少为逃避战乱、兵役或赋税的人都入寺为僧,所以佛教更盛,成为人民的避难所。

寺院因君主崇佛,多加厚待,掌握大量土地和财富,本著佛教慈悲之心,对人民多作布施,故亦吸引贫民。

加上战乱频仍,人民经不起乱祸苦难,心灵无所记托,唯有以佛教来填补空虚之心灵。

3.思想界贫乏当时中国尚欠一个统一全国的大宗教,天子所祭的天地,非普通人民可信仰,而当时之道教仍在始创期,缺乏理论基础,并且经黄巾之乱,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不合上流社会,故只能在下层社会中秘密组合。

相对来说,佛教既有哲理,又说福报,对全个社会都合适,正以其不分任何界限,遂行于中国。

魏晋南北朝佛道之争一.佛道二教同时盛行之原因1.同作为人民的避难所自东汉末以来,整个中国处于混乱之中,战争外,还有政治迫害,杀戮相继,人民生命朝不保夕,实需有宗教来作精神寄托,祈求神佛助其渡过乱世,故任何宗教均受到人民之拥护。

另外,知识份子亦因儒学没落,思想变成真空,故亦借佛教作精神上之寄托,故在这大动乱的三百多年,实在是二教发展的大好时机。

2.同时发展佛道二教虽然一传自西方,一发源于本土,但两者初起时,并未能兴盛。

两者在东汉时仍处于萌芽期,佛教虽已传入,但只被视作为道术之一,而且信奉者多为上流社会人士,并未普及全国。

同样,道教在东汉时只盛行于低下阶层,因为当时道教接近方术,只能靠符咒迷惑信徒,完全缺乏理论基础,直至魏晋时期,道教中人才大造经典,为道教奠定理论基础,从此渐多人信奉。

3.各有君主支持五胡乱华之际,中原杀戮频仍,僧徙普渡众生,以因果报应及轮迥之说,劝统治者戒杀,由于佛教之发扬有助于社会民生安定,所以君主以此作为统治手段之一,大力提倡,后赵石勒、石虎父子重用高僧佛图澄,前秦苻坚重用释道东,后秦姚苌重用鸠摩罗什,梁武帝三次拾身同泰寺等,都可证君主对佛教之尊崇。

另一方面,道教初时只有一股民间势力,但经东晋葛洪的改造,把道家揉合了儒家的纲常名教观念,渐受欢迎。

至魏太武帝,道士寇谦之清整道教,并宣布废除三张伪法,使道教与世礼相准,并成为国教。

二教经过统治阶层的极力推崇,遂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4.各在竞争中进步佛道两家在思想上都有一定程度的出世思想,于是玄学促进道、佛融和,两者互为援引用作解释,更有僧徒创立格义,以佛经之说比拟道家学说,为沟通玄佛义理开辟新路,促进二教的传播。

而道教受佛教剌激,遂仿佛经而大造经典,先后有葛洪的<<枹朴子>>、陶弘景的<<道德太平经>>及寇谦之的<<图录真经>>等,使道教蜕变,渐与佛教成分庭抗礼之势。

南北朝佛道之争的分析一.文化不同之争1.反对佛教者,以为佛教来自印度,乃夷狄之教,夷狄文化低落,不及华夏,故不当信。

如周武帝灭佛诏中云:“佛生西域,寄传东夏,原其风教,殊乖中国。

”2.另一方面乃因一国一族之文化自有其特色,行之他国他族本难适应,如傅奕请废佛僧时即云:“周孔之教,送与西域,而故必不行用。

”他国他族之文化不适用于本国族,夷狄尚不肯接受华夏之文化,华夏为何接受夷狄之文化而信其教？3.华夷文化之不同处,包括以下数项:a)言语不同:如宋道士顾欢<<夷夏论>>中斥印度人之语言云:“...娄罗之辩,犹虫谊鸟聒,何足效述？”而佛教徒对此有辩驳者,有朱广之与释慧通等,以为不当因这语之不同而心存轻视,反对佛教。

朱广之的理由为:言语在于表达,其本身并无良寙分,如其表达之理可信,即当信之,不当因语言之故,卑弃其理。

其次,语言不同,不仅华夷之间有之,即同为华族,各地之间,语言仍不相同,。

b)风俗不同:如顾欢云:“理之可贵者,道也;事之可贱者,俗也。

...若以其邪,道固符合矣;若以其俗邪,俗则天乖矣。

”对于此说,佛教中人谢镇之、朱昭之、朱广之等,均曾作出辩驳。

谢镇之以为中印风格虽小有差异,然无碍者,适之为同。

云:“三才均絻,人理是人,俗训小殊,法教大同。

故卑高殊物,不嫌同道,...不嫌同道,则两施夏夷。

” c.服饰礼仪:顾欢以为佛教无“搢绅之饰,罄折之恭,殒葬之礼。

”于服饰者,则剪发去服,“方衣”、“堕冠”,于敬拜,则“右膝著地”,于丧礼,则捐尸火化,殊异至,此自不可行于华夏。

佛教徒抗辩曰佛教之服饰礼仪,简单纯朴,较诸华夏更近于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