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文学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跃进教授讲座10月23日晚，由重庆市社科联主办，重庆三峡学院社科联承办的“三峡大讲坛﹒人文社科知识讲座”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文学遗产》副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领域著名专家刘跃进在三峡学院学术报告厅就当前文学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作了近2个小时的讲座，有近400名师生聆听了本场讲座。

刘跃进教授认为当前文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文学研究注重文学的时空研究；二是文学研究开始关注不同阶层；三是文学研究注重作家的生存环境和物质环境；四是文学研究向传统文献学回归；五是文学研究注重对经典著作的研究。

当前，文学研究的导向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

刘教授指出，文学研究不再仅仅关注文学本身，而是开始关注与文学相关的所有问题。

例如文学时空观的形成、不同阶层的文学创作、作家的生存环境、作品产生的物质环境等。

当前文学研究越来越重视向传统文献学回归，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也逐渐意识到，研究中国文化必须从研究原始文献开始。

文学研究需要有正确的方法。

面对当前文学研究先分清文史哲研究方向，再补基础，读经典的现状，刘教授提出了四步走的研究方法。

首先学好音韵学、文字学、目录学、出版学等语言基础课程，其次掌握历史学、地理学的基础课程，然后熟读《诗》、《书》、《礼》、《老子》、《庄子》、《论语》等经典著作，最后才开始分门别类地进行文学、史学、哲学的研究。

刘教授还指出，当前文学研究应该同时重视主流文学和非主流文学。

文学研究中既要有“阳春白雪”的精英文学，也要有“下里巴人”的大众文学，决不可偏其一端；当前的文学研究太过西化。

许多学者照搬西方的文学理论，学术成果机械、生硬、偏激、脱离实际。

文学研究应该回到中国化的道路上，这样才能真正促进学术繁荣，服务现实生活。

文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会更取得更大进展。

随着科技的进步，国际文学交流的频繁和经济建设的快速推进。

存储量大，信息检索方便的电子文献，角度新颖，研究方法独特的国外文献，深埋地下，历史价值巨大的出土文献猛然剧增。

这给当今的文学研究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有利条件，这些条件是前人所不敢想象的。

刘教授认为，只要切实用足、用好这些优势，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再深入，文学研究的深度、广度都会取得突破性进展。

“站在巨人的肩上，总会看得更远，时代发展日新月异，文学研究也必将会推陈出新，继往开来。

”整场讲座幽默不失严谨，通俗不乏深度。

刘教授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儒雅博学。

严肃、高深的学术问题第一次在学生心里变得轻松、生动。

讲座中体现出的深刻的人生智慧和哲理以及他务实严谨、灿烂高远的科学精神等都给参加的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近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若干热点问题热点之一：时值新世纪初叶，学术界对于刚刚过去的百年历程充满好奇，渴望探索。

无论是对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还是对文学研究业绩的梳理，都成为一时的研究热点。

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历程的回顾与总结，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开始。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研究论著提要》草创于八十年代后期。

该书收录了1900年至1992年间1200多部研究论著，基本反映了这九十多年间中国文学研究的基本面貌。

九十年代，由杜书瀛、钱竞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以煌煌四部的篇幅，试图展现"文艺学的研究活动及其研究成果的历史，或者说具体点是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和文学史学的研究活动和研究成果的历史"（杜书瀛总序）。

进入新世纪，这种学术史类的著述更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或作家研究史、或专书研究史，或分体文学研究史、或断代文学研究史、或学科研究史，或重要学者研究等。

至于相关论文更是不胜枚举。

在这类著作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经验》（杨匡汉主编，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中国文学史学史》（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及《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傅璇琮、蒋寅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经验》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性变化发展以及经验教训等作整体疏理思考、分析研究。

《中国文学史学史》分三卷十编，从中国古代诗文评、目录书、文苑传、文学选本、笔记、评点、杂论等资料中钩稽出具有文学史意味的材料。

在此基础上，又按照时间线索和文体原则，将百年来文学史的写作分为通史和断代两种类型予以观照，并就韵文类诸史，散文史、小说史、戏曲史、民间文学史、俗文学史和民族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区域文学史及其他专史等不同类别的文学史，条分缕析，论述其形成、发展及繁荣状况。

《中国古代文学通论》也具有文学史和学术史相结合的意义，涉及文学与社会政治、哲学思潮、宗教、经学、史学、语言文字、学术文化、文人境遇、门阀世族、都市生活、民族关系、民族文化、艺术、审美文化、文学传统、地域文化、交通、科举制度、幕府制度、出版藏书、女性创作等二十多方面的专题。

热点之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经验教训，昭示着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推动学术质变的关键因素是观念的更新。

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向何处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成为当前关注的核心问题。

从学术史的回顾中可以发现，百年文学经历了三次重要的变化：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前半期，以进化论思潮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强烈地冲击着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中国文学研究走向了现代化的过程；二十世纪中期以后占据主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又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研究汲取百年精华，从外来文明与传统文明的交融中悄然开始了第三次意义深远的历史转型。

它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中国文学研究如何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也就是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向文学研究中国化的建设进程。

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标志着现代生物进化理论的形成，并引发了近代最重要的一次科学革命。

三十多年后的十九世纪末叶，严复将其重要思想引进中国。

他在《天演论》的译著中将进化论核心思想概括成"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八字，进而将大自然中不同物种之间弱肉强食的竞争法则引进到社会生活领域，强烈地震撼了以儒家中庸思想为核心的传统伦理准则。

以梁启超、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二十世纪初叶的文化先驱者在"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影响下，逐渐走出传统，积极迎合现代西方文明，创新求变的意识日益强烈。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随着马列主义占据中国思想界主导地位之后，中国学术界又一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马列主义思想方法的核心内容就是唯物史观，注重联系时代背景和社会生活，捕获最能体现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学特征，从中探寻文学发展的过程和演变的规律。

任何一种思想方法，哪怕是很有价值的思想方法，一旦固化，甚至独尊，就会制约思想，走向反面。

在中国文学研究界，庸俗社会学曾一度泛滥，有些研究与中国文学的实际相去甚远，留下许多教训。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文学研究界已经不再满足于过去单一僵化的研究模式，开始探讨自己的学术道路。

后来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宏观研究大讨论，正是这种时代思潮的必然结果。

它反映了学术界的后来者渴望超越自己、超越前代的强烈呼声。

从思想方法上说，一方面对于过去僵化的研究方式表示不满，希望借用某种更加先进的思想来解决中国文学的研究方法问题。

另一方面，这种选择又在重复着过去的路径，只不过变幻了若干名词而已。

但不管怎样，这种探索依然是有的意义的，至少，它在客观上促使人们对于以往的学术研究观念、研究课题、研究方法等作进一步的反思。

新的世纪，学术转型已经蓄势待发。

最明显的三点变化表现在，第一，我们已经不满足于对浅层次艺术感的简单追求，而更加注重厚实的历史感；第二，我们也已经不满足于对某些现成理论的盲目套用，而更加注重文献的积累。

第三，努力寻求中国文学理论体系及中国文学研究格局的构建方法和途径。

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学者们普遍认为，尽早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中国化，从而有效地指导中国文学研究实践，是新世纪文学研究中国化的历史选择。

实现这个理想的目标，确实还面临着很多困惑与挑战，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二十世纪的业绩之一就是试图建立中国自己的比较系统的文学理论。

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更好主导当时风起云涌的学术论争活动，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同志曾提出在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十年内文学研究所要完成七项任务，包括：研究我国当前文艺运动中的问题，经常发表评论，并定期整理出一些资料。

《文艺理论译丛》、《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等三套丛书就是当时的重要成果，介绍了诸多重要的古典、现代外国文艺理论特别是美学方面的文章，为新中国文艺理论界提供了丰富而难得的参考资源，成为公认的不可缺少的资料库（三套丛书现已汇总编入《文学研究所学术汇刊》，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

当前，如何规范中国文学理论的严密逻辑体系，如何解决其中的文化性问题、学科性问题和现实性问题，依然任重而道远。

首先，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激活其中富有生命力的理论命题，使之转化为现代中国文学理论的重要范畴。

其次，还要继续像二十世纪初叶的先驱者那样"睁开眼看世界"，要站在世界的舞台上寻找自己的位置。

2006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承办，在北京香山饭店举行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学术研讨会，与会者普遍认为，和谐社会是十六大提出的重要战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和谐社会就是美的社会，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这个问题的提出，是中国文学研究界理论意识的再一次强化和飞跃，是新世纪最值得关注的重要变化。

热点之三：在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的进程中，学科意识的强化与学科的确立无疑是最重要的业绩之一，实现了与国际学术界同步接轨的最初目标。

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

因此，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固有学科的清理整合。

在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文学研究的总体框架及其二级学科的确立，应当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业绩之一。

在回顾学科建设的过程中，学术界围绕着学科建设的基本问题曾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包括学科划分的合理性问题，学科意识的淡化与强化问题，学科的边界与拓展问题，等等。

而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最初的机缘却是从反思学科的危机开始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关于学科合理性问题开始凸现出来，并呈加速发展态势。

学科危机意识越来越强烈，在网络上，甚至出现了所谓文学几种死法这类危言耸听的言论。

这种状况显然不仅仅限于中国文学研究界，似乎成为全球性的问题。

理论研究的极度困惑，专业队伍的急剧分化，致使"文学研究者变成了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美国著名学者哈罗德·布鲁姆著《西方正典》，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