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说老天桥作者：王兰顺来源：《北京档案》2014年第08期一提到天桥，老北京人总有说不完的话。

自打2004年重新修建了永定门之后，仅过了九年，而今又使天桥这座历史建筑实现了“新生”。

看来人们正在以复建历史文化载体的方式，搭建着发展与记忆的桥梁。

一、天桥的桥天桥始建于何年，史无详载。

早在元朝，这里是大都的南郊，为一片水域沼泽地带。

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修建了天坛后，在元大都中轴线的延长线与城外河流的交汇处建起了一座单孔拱桥，以通“御路”。

桥用汉白玉石料砌成，桥面用石板铺就，桥长约8米，宽约5米，桥基呈八字形，桥身东西两侧各5根栏柱，桥孔券洞上雕有螭头以镇水。

在石桥两边各搭一座木板平桥，中间的石桥平时用木栅栏封挡，专供皇帝祭天时坐轿通行。

可见这座石桥当时纯属礼仪用桥，而不是交通桥，除了皇帝其他人只能走木桥。

明嘉靖年间，为防御北方蒙古族的侵扰，将北京城“南扩北缩”，加筑外城至永定门一线，过去的南郊地区被圈在了外城里。

为建造外城的城墙，明朝的统治者命人将那里大片的水泽填平，但因地势低洼，那里仍是一片易于积水的地带。

而一遇到旱季，这里地面的浮土遇风则起，严重袭扰环境。

到了清雍正年间，天桥正式得名。

而这里的环境并未得到改观。

据《清会典事例》记载：“雍正七年谕，正阳门外天桥至永定门一路，甚是低洼，此乃人马往来通衢，若不修理，一遇大雨，必难行走。

……天桥起至永定门外吊桥一带道路，应改建石路，以期经久。

”直到乾隆五十六年，在这里修渠以后，使这里的环境大为改观。

乾隆皇帝也对他晚年的这一力作倍感欣慰，亲自题写了《正阳桥疏渠记》，刻在方碑上立于天桥桥头的东侧。

碑文中说的都是天桥以南的事情，可题目却是“正阳桥”，可见乾隆把天桥看做了“第二正阳桥”。

《正阳桥疏渠记》大意是说，天桥至永定门间为一条石板路，石路两侧地势东高西低，以致路西常年积水，而路东积沙又常因西北风刮到路西，堆壅了先农坛的一半坛墙。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天桥以南平行石路两边各开挖了三条水渠，又在石路两侧各修筑一条土路专供行车。

挖渠的土，一部分筑路使用，其余在渠边堆成土山，上面种植树木。

渠中的清水改善了城南的饮水质量。

在碑文中赞美道：“……于是渠有水而山有林，且以御风沙，弗致堙坛垣，一举而无不便……胥得饮渠之清水，为利而溥。

而都人士之游涉者，咸谓京城南惬观瞻，增佳景……”又说，修渠筑路以后，可以“洁坛垣而钦毖祀，培九轨而萃万方，协坎离以亨既济，奠经涂以巩皇图”，更赋予了强化皇权形象的意义。

可以说，这是一次集疏导交通、防治风沙、改善饮水、美化环境、彰显礼制的环境综合治理工程。

乾隆皇帝又把乾隆十八年立在永定门外燕墩上《帝京篇》的方碑再刻了一座，立于天桥桥头的西侧。

这样，天桥桥头的东、西两侧就有了两座尺寸、形式完全一致的石碑，形成了一河、一桥、双碑组合的格局，而这种格局恰好符合古代都门制度的形制。

而到了嘉庆十八年（1813）十二月，在刚刚平息了以林清为首的天理教事变之后，有人说天理教“作乱”与乾隆时疏浚天桥河渠，破坏了清廷的风水有关。

又因为当时天桥地区多酒肆、茶馆、戏园，是商贾外来人员聚集之地，难于管理。

天桥至永定门的河渠直接连至外城护城河，二十余丈宽的河渠加上沿岸的树荫及城门水洞等，都容易出现防控的漏洞。

于是清王朝下令“湮河流，填土入之”。

道光十二年（1832年）北京遭遇特大旱灾，天桥下面的河水几近枯竭。

同治十三年（1874年）北京再遭旱灾，河床干涸。

光绪二年（1876年）由于干旱，天桥下面的河床被摊商利用。

光绪三十二年（1906）整修正阳门至永定门的马路，将路上原来铺的石条一律拆除，改成碎石子的马路，天桥高大的桥身拆掉后，改建成矮矮的石桥。

重建后的天桥开始了人车混行。

1927年，由于铺设有轨电车轨道，将天桥的桥身修平，两旁仍保留石栏杆。

1934年拓宽正阳门至永定门的马路，将天桥两旁的石栏杆全部拆除。

”桥基被埋入地下，天桥从此匿迹。

关于《正阳桥疏渠记》与《帝京篇》那两块方碑的下落，著名史地民俗学者张次溪在其《天桥一览》序言中记载：“闻父老言，桥之两侧，旧各一亭，内有方石幢一。

咸丰年犹在，至同治，其一移桥东某寺。

又一置桥西斗姥宫，至今尚存。

迄光绪间，仅余二亭之三合土基址而已，今则并基址亦渺不可寻矣。

”在张次溪先生所指的桥东某寺就是红庙街老门牌14号的弘济院中保存的一幢石碑——正阳桥疏渠记碑。

又据北京市档案馆藏《外五区弘济院僧智峰关于登记庙产请发寺庙凭照的呈文》中，寺庙法物登记条款上明确记载有“汉白玉石幢一座，高约二丈方约四尺，系清朝乾隆五十六年所建。

”与正阳桥疏渠记碑的形制、纪年相吻合。

张次溪所提到的天桥以西之斗姥宫现已不存在，据民国《晨报》记载：“先农坛石幢，旧在前门外天桥西路北之斗姥宫内，因便于保存，乃移至于先农坛外坛之坛墙下。

后外坛拆除，古柏地亩皆标卖，乃又将幢石迁移于内坛。

”斗姥宫的石幢移至先农坛内坛东北角保存后，幢顶、幢身、幢座，被分别拆卸，散倒于地。

新中国成立后因久历风尘，被深埋地下40余年。

2005年初，该幢在先农坛北坛门附近的京青食品厂院内重见天日，现置于首都博物馆东北侧广场上。

由此可见，现首都博物馆前的乾隆御制碑与天桥东侧红庙街老门牌14号弘济院的正阳桥疏渠记碑，确是原立于天桥南端两侧碑亭之内无疑。

这对石碑是清代中后期，北京中轴线上重要的建筑景观。

二、天桥的水天桥下面原是一条沟通北京内、外城的古河道。

它源自双塔庆寿寺东面的水涡，向南流经双道栅栏流向北新华街尽头的内城城墙水闸，与内城护城河相连后继续向南，经南新华街流经虎坊桥，向南不久折东，流经永安桥，屯于苇坑（南纬路以北、永安路与曙光路西端以南，在元、明、清时为一片水乡沼泽）；而继续东流，沿先农坛北墙流经天桥，屯于金鱼池，再沿天坛北墙东流，经红桥转向东南方向，经过四块玉东侧的龙须沟，流向左安门附近；在位于康家园位置的外城墙闸口出水，与外城护城河链接。

而天桥以南过去也有水域。

那就是乾隆五十六年，在明朝建外城城墙时被填平的那片水域上重新开挖的河渠，这道河渠进一步沟通了天桥地区南北方向的水流。

在此工程中，以疏渠之土作为渠岸之山，并在渠旁植树，形成树林，以御风沙，且在河渠里栽种荷花，因而将这一地区改造得渠清柳绿，景色盛极一时。

嘉庆五年（1800），有诗《天桥春望》曰：“种柳开渠已十年，旧闻应补帝京篇。

天桥南望风埃小，春水溶溶到酒边。

明波夹道且停车，人为临渊总羡鱼。

尘外千树柳，随风绿到第三渠。

城南车马太匆匆，坛树云返照红。

几个闲人临水立，任他疑作信天翁。

”还有诗云：“桥头新水活粼粼，桥外高楼聚酒人。

酒人漫说登楼好，春衣且步沿溪草。

碧瓦朱棂护泾云，千重坛树波光绕。

……清漪夹道苍烟暮，指点游人垂钓处。

……桥下水为当日无。

”从其诗词中可见天桥地区的动人景色。

而到了嘉庆十八年，为了肃清天理教的残余势力，又有碍于风水一说，使得靠近永定门的河道被填埋，因而天桥地区的水不能直接向南流至永定门导入外城护城河，使附近的自然风貌又开始改变，碧波荡漾、红莲映日、杨柳依依的景色不复存在。

由于这里的地势低洼，一到雨季便容易积水成灾；入夜后，蛙鸣不已；明沟秽水，臭气熏蒸。

民国六年（1917年），人们削平了这里的土地，修筑了南、北土路。

在先农坛的东坛根下凿池引水，种植稻米并栽种莲花，开辟了水心亭商场；到这里开办茶社的有环翠轩、绿乡园，开办杂耍馆的有天外天藕香榭，开办饭馆的有厚得福。

同时，人们拓宽河道并修筑长堤，在岸边种植杨柳，使这里又有了红莲碧稻，波光粼粼的景象。

可尽管如此也无法与乾嘉之际宽阔浩淼的河渠相比。

而在民国九年和十年，天桥接连三次遭遇大火，水心亭市场一带火势尤为猛烈，以至于不能复修。

到了1920年至1924年北京进入大旱期，天桥一带的水域大幅度缩减，再次露出大片空地。

到了1928年至1930年北平再次遭遇大旱期，使天桥一带的河面基本干涸。

尽管如此，为了防御天桥地区的旱涝起伏不定，1931年7月，北平市工务局还是启动了“修永定门至天桥土明沟及砌涵洞工程”。

1934年，为展宽马路，天桥的形态彻底消失。

1935年至1936年又是北平的旱期。

失去了水的天桥，少了几分雅致，也没有了灵气，却增加了许多平民，多了一些嘈杂，多了几分民俗。

而失去了桥的天桥，后来仅作为地名被保留下来。

三、天桥的路由皇帝祭天出入的天桥，到成为平民百姓的聚集地，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水退却了，陆地大了，人聚集多了，这时就会感到交通的不畅。

清末民初，为了溥仪祭天的需要，市政当局修建了天桥南大街，将马路附近的空地进行了平整，驱散了天桥的自发市场，结果造成了天桥地区的萧条，后经过商户与市政当局的协商，天桥地区重新招商。

民国八年（1919年）五月十五日，天桥至永定门的马路开工建设。

据档案记载，这次展修马路“共计长四十三丈九尺、宽三丈”。

拆去了古时候的石板路，填平了旧路的坡度，用汽碾走轧，在路两旁栽立石牙，在路上铺上四寸九分厚的石渣，并做到十分坚实。

民国十一年（1922年）十月七日，北京电车公司致函京师警察厅步军统领衙门，由本年十一月起开始建筑天安门至天桥的电车线杆，请求京师警察厅步军统领衙门转告各区队，使所栽立的电车线杆得到保护。

此次栽立的电车线杆长约二千五百公尺，实行双轨制。

1929年，因有轨电车行驶不便，就将天桥的桥身修平，但两旁仍有石栏杆。

1934年，为展宽正阳门至永定门的马路，就将天桥两旁的石栏杆全部拆除，天桥的建筑形态不复存在。

1946年5月，北平市工务局清除了天桥南大街两旁的秽土，并在道路两侧修筑了花池。

1954年，天桥东一巷北坛根至法华寺街道路施工图纸上交，由此拉开了将天桥向东的河道改造为道路的施工工程。

通往天桥的路畅通了，却颠覆了天桥一带样貌独特的泥土气息。

后来，天桥修建了汽车总站；再后来，由交通带来了人口聚集、环境混乱、令人堪忧的治安状况，直到市政府下决心对天桥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改造。

拓宽后的天桥至永定门大道，就像张开的双臂，不断延展着流动的旋律。

四、天桥的乱从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开始，天坛的西坛根和北坛根，先农坛的东坛根和北坛根就有一批社会底层的流动摊贩聚集于天桥一带，形成了贩卖日用百货和食品的自发市场。

由于市场是自发形成的，政府不向这些市场的摊贩征税，因而进一步促进了市场的发展。

市场的迅速扩张，使得一些茶馆酒楼相继在此开业，不久在天桥东侧又形成了一个贩卖鸟类的鸟市，天桥西侧则形成了一个金鱼市场。

除了自发的市场，天桥地区的十余所庙宇内定期的庙会也对整个天桥地区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每逢庙会，舞狮、中幡、秧歌、摔跤等民间技艺竞相上演。

民国以来，由于水系逐渐枯竭，腾出了大片无主空地，天桥开始建戏园和平民市场，使这里成为“五方杂处，百商集”的环境。

贫民窟、自由市场、茶园、戏棚、摊商、卖艺的、嫖娼的、赌博的、贩卖毒品的随处可见，所谓“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什样杂耍和百样吃食”就是对天桥地区的形象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