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理解检察官的客观性义务
检察官的客观性义务在西方和我国的台湾地区早就开始了这个概念的研究和探讨。
在我国大陆地区是新出现的一个话题。
在我国司法界的讨论中，认为:检察官不仅代表国家对犯罪进行追诉，维护法律秩序，而且还负有保护人权之责。
这就使检察官负有“客观性义务”。
检察官为了发现真实情况，不应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而应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进行活动，检察官不应当是片面追求打击犯罪的追诉狂，而是依法言法，客观公正的守护人。
这就是检察官的“客观义务”。
因此，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法律监督工作者，检察官除具有追诉犯罪、打击犯罪之责外，还要承载法律监督，维护诉讼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人权，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重要使命，即检察官具有客观性义务。
笔者就个人理解浅谈以下体会。
人民检察院依法行使的检察权、监督权，都含有检察官的客观性义务。
它要求检察官依法履行职责,要求检察官严格执行法律,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法律正确实施,求得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完美统一,应当实体与程序并重,并且通过检察官的具体职务行为来体现。
刑事诉讼法要求我们疑罪从无的无罪推定原则,其本身就起源与文化复兴时期的人权第一的人权理论中的,就是要求我们重视人权,关注人权,保护人权，从保护的角度来揭露犯罪,证实犯
罪,使无罪的人不受法律追究.
刑事诉讼法要求我们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个就是要求我们必须尊重客观事实,尊重客观证据,以证据来说明事实,以事实来说明问题，在事实的基础上来确定适用的法律，这个本身就是检察官客观性义务的要求，以做到发现真实。
例如：公诉部门在审查起诉的时候,按照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要求,必须查明下列事实:
（一）犯罪嫌疑人身份状况是否清楚，包括姓名、性别、国籍、出生年月日、职业和单位等；
(二)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认定犯罪性质和罪名的意见是否正确；有无法定的从重、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情节；共同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犯罪活动中的责任的认定是否恰当；
(三)证据材料是否随案移送，不宜移送的证据的清单、复制件、照片或者其他证明文件是否随案移送；
(四)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五)有无遗漏罪行和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
(六)是否属于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
(七)有无附带民事诉讼；对于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是否需要由人民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八)采取的强制措施是否适当；
(九)侦查活动是否合法；
(十)与犯罪有关的财物及其孳息是否扣押、冻结并妥善保管，以供核查。
对被害人合法财产的返还和对违禁品或者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的处理是否妥当，移送的证明文件是否完备。
从条文中可以看出来,我们的追诉职能是有限制的,只有当上述的十项全部查清楚了,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这十项中就包括了要查明是否属于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就是保障无罪的人不受法律追究。
同时刑事诉讼法要求我们在搜集犯罪的证据时候,即要搜集有罪和罪重的证据,也要搜集无罪可罪轻的证据,也是要求我们要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看待问题,体现公平,不毋不纵,发现真实。
检察官的客观性义务在公诉方面的体现，其实是对于刑事诉讼法学界比较流行的一种理论的一个修正，那就是“三角形诉讼结构”理论，该理论其实是从英美的控辩式庭审引进的，把控辩双方比喻成战斗的敌对双方，把庭审比喻成一场战争或斗争的双方较量，而法官居上裁判。
并进而推论出作为控方的检察官与作为辩方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应该是平等的诉讼地位。
应该承认，这种理论对于改进我们的执法观念，促进重视和保障被告人一方的人权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它促使了我们的检察官把被告人当“人”看待，把被告人不再当然地理解成罪犯，不再视为“专政对象”。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结构也反映了诉讼中的现实。
但是如果仅仅在这一意义上理解诉讼结构，甚至把这种“三角形
诉讼结构”顶礼膜拜地视为一种理想状态，要求中国的司法改革朝这一方向努力的话，则是可疑的。
因为那样等于排斥了检察官的客观性义务，既然是斗争的双方，自然可以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顾客观事实，例如辩护律师就完全可以不提供罪重的、有罪的证据，而只提供罪轻的、无罪的证据。
而检察官的法律监督权行使过程却要求检察官必须客观公正。
在我国，这种客观公正还体现在检察官必须对法官审理案件是否依法以及审理的结果是否合法进行监督。
监督的依据完全是法律和个案事实，例如对轻罪重判的，检察院同样要提起抗诉。
总之,我认为,检察官的客观性义务与我们的追诉职能是不矛盾的,它只能使我们在检察工作中更加的注意保护人权,更加主义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办事,更加有利于我们提高执法水平,更加有利于我们完成刑事诉讼任务.
我们在检察权的监督权性质的定位，使其在客观公正方面的义务与法院体现了较大的区别。
这就在于：检察机关是积极主动地去发现事实、挖掘案件的客观真相的，而法院则是消极的中立的裁判者。
检察机关必须要通过自身的努力使事实的真相得到复原和揭露，在这一过程中，其实检察官更重视和追求的是客观事实，并要以法律的手段使发现的客观事实转化成法律事实，这必须通过积极主动的行动才能办到。
而法院则是消极地对法律事实进行审查。
所以，检察官的客观性义务要求其内心确信必须对客观事实保持不懈的追求，而法官的客观公正则要求其必须对法律
事实进行冷静的审查。
检察官客观性义务和法官的客观中立的关系。
检察制度诞生之前，法官是“全能”的法官，检察制度诞生之后，法官才成为“裁判”的法官。
检察官履行客观性义务，成为“法官之前的法官”——检察机关的建议请求权和一定的实体处分权，保证了法官在客观中立的同时，审判权得以高效实施。
当然，检察官的客观性义务并不是只限于在审查起诉。
还包括了事后纠正性的监督，如民行抗诉；事中过程性监督，如审查批捕，包括对审判的监督；还有事前防范性监督，最典型的就是职务犯罪预防。
在这些业务工作中，检察官的客观性义务是相同的，就是“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按照马克思主义建立的权力体系，有母权力，就是立法权。
立法权派生出行政、军事、审判和监督权，是子权力。
不同于三权分立环型结构，我们的权力是双层的。
双层的权力结构要求必须有一个专门监督机关。
在我国，这个权利被赋予了人民检察院。
它必然行使的是单向的、上位的权力，只对母权力负责而不受任何其他子权力监督制约。
检察权就是监督权。
我们不可以用行政还是司法属性来衡量检察权，我们也不可以照搬台湾或者德国的“客观性义务”——仅仅公正和仅仅效率，都不是检察官“客观性义务”的体现，监督权追求的是公平和效率的统一，“维护法律的秩序和法律的正确适用”，才是对监督权的要求，也才是中国检察官的客观性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