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创新农业发展模式，加快成都农业现代化进程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农业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现代农业发展已经步入正轨。

中国幅员辽阔，资源禀赋不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和阶段也不同，因此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就是多元化的农业。

东北地区等粮食主产区地多人少、主要以机械技术为主导，强调劳动生产效率，是劳动节约型农业，属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模式；而沿海地区相对人多地少，可以借鉴日本、韩国农业的发展模式，这类地区强调土地的产出效率。

区别于东北模式、沿海模式，成都现代农业发展在几个大的方面更应该有所作为。

第一，重粮食生产，更要注重菜篮子产品，满足都市城乡居民对都市农业本身的要求和产品供给的需要，重点把不易保鲜和运输的绿叶菜等作为本地生产的优先选择。

第二，不仅要释放生产功能、满足农产品供给功能，更要突显现代都市农业的生态环境维护、观光休闲旅游等功能的拓展，打造一批高端化的观光农业旅游景点和乡村度假旅游产品，促进传统农家乐旅游向现代乡村度假旅游转型升级，充分发挥农业的生产、生活和生态效益。

第三，进一步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业职业经理人等新型主体发展，特别是职业化农民。

第四，成都应依托在促进农民增收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方面的良好基础，在全国较早实现农民收入倍增的目标，并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缩小。

第五，深入推进农业深层次改革与创新，区别于粮食主产区的现代化大农业和沿海地区注重生物能源等，重点在“都市”二字上下工夫、做文章。

2、实现农民收入倍增，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一是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分工分业，使农民群体进一步分化形成两大群体：70-80%的农民要转移出去，剩下的20-30%成为职业化农民，通过提高这部分农民的收入来缩小与城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二是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应更加重视就地就近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支持民营经济、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小微型企业发展，将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和各种“家庭车间”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安排在农村布局，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让农民既可安居又能乐业。

三是要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的转移性收入。

上海农民收入很高，去年是17804元，其中，转移性收入达到20%以上；而成都的农民转移性收入只占8.7%左右，稍高于全国的7.8%，因此，在转移性收入方面成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第四，通过改革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目前，成都市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绝对数、增长率以及在农民收入构成中所占的比重都明显高于全国水平，初步显示出以改革促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

应进一步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建立健全农村产权制度，对进城农
民的承包地、宅基地和集体收益分配等权益做出制度安排，为增加农民收入发挥更大的作用。

3、深化农村改革与创新，进一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第一，最大的改革是处理好新时期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尤其是要在产品平等交换以后实现土地等要素资源的平等交换，不单让城市居民，更应该让农民充分分享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好处。

第二，促使农民转移人口的城镇化，割断转移农业人口和土地的经营关系，保护好转移农业人口和土地等资源的财产关系。

第三，强化对农业的支持与保护力度。

成都去年的农业GDP只占整个GDP的 3.5%左右，农业GDP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农业的重要性有丝毫减弱，上海农业GDP占其GDP 总量不到1%，但是上海工业、城市等整个国民经济对农业的反哺力度是全国最大的。

由此来看，农业所占整个GDP的比例越低，就意味着政府对农业支持与保护的责任应该越强。

第四，成都应该在创新农业经营体系、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方面率先示范两个方面体系。

一是进一步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建议下一步按照“家庭经营、适度规模、营业为主、节约生产”的标准发展家庭农场；二是培养造就一大批新型职业化农民，农民分工分业以后，使剩余的20-30%务农专业人员成为进入有要求、收入有保障、职业有尊严的新型职业农民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