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卷第11期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Vol.28 No.11 2007年11月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ov.2007从目的论角度看汉语文化负载词英译可译性郭旭明（湖南科技学院 外语系，湖南 永州 425100）摘 要：汉语文化负载词是指那些标志着中华民族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或习语，它们反映了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它民族的、独特的活动方式。
由于其所负载的文化内涵，其可译性若用传统译论的标准来评价则非常之低。
但若从目的论的角度来探讨则其可译性大大提高。
目的论强调“翻译目的决定翻译手段”，其翻译标准是“充分”。
根据该标准，只要汉语文化负载词的译文在译语语境中能充分达到翻译目的的要求，从而充分实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不管译者采取何种翻译手段，管它是直译、意译，还是二者之中和，都可以认为该译文很“充分”,该源语文化负载词具有“充分”的可译性。
关键词：汉语文化负载词；目的论；可译性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07）11-0184-03为了更快、更好地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强国，不断提升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我们一方面要向他国，尤其是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把我们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介绍给其它国家。
而汉语文化负载词正是中华民族语言中的精华，它们在跨文化交际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讨论它们的可译性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前也曾有人讨论过文化负载词的可译性，但多是运用传统译论的观点来评价其可译性，故多认为其可译性极低，有人甚至认为它们不可互译。
本文作者认为这不利于指导翻译实践，因为这容易使译者对译好这类词丧失信心。
我们必须寻找新的翻译标准来评价这类词的可译性从而更好地传扬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中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
一汉语文化负载词文化负载词是指那些标志着某种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或习语，它们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它民族的、独特的活动方式（廖七一，2000：232）。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古老国度，五千多年历史文化的沉淀，使得汉语中积累了大量的文化负载词（王德春教授称之为国俗词语）。
根据王德春教授主编的《汉语国俗词典》，中国的国俗词语（本文作者取廖七一教授的称谓，称之为文化负载词）可分为七种：收稿日期：2007－06－25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科技学院重点资助课题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湘科院字2005（79）。
作者简介：郭旭明（1973－），女，湖南益阳人，湖南科技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1.反映我国特有事物，外语中没有对应词的词语（如：太极拳，四化、知青）；2.具有特殊民族文化色彩的词语（如“竹子”表示高风亮节）；3.具有特殊历史文化背景意义的词语（如“红豆”被作为夫妇、情侣相思的象征）；4.国俗俗语或成语（如：守株待兔、亡羊补牢）；5.习惯性寒喧用语（如：哪里哪里）；6.具有修辞意义的人名（如“红娘”表示媒人、介绍人）；7.兼具两种以上国俗词义的词语（如“棕子”既表示一种特殊食物，又与端午节联系在一起，与历史文化、民俗风情有关）。
从上面的列举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词语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它们在英语中很难找到与其形式和内容都完全一致的表达。
因此，若按照传统译论的观点，这类词的可译性几乎为零。
因为所谓传统译论，不管是玄奘所提出的“既须求真，又须喻俗”，还是严复所提出的“信、达、雅”，或者鲁迅所倡导的“宁信而不顺”，以及奈达的“等值”，等等，它们都离不开“忠实”这个大前提，都是强调原文至上，主张译作要忠实于原作，译者必须把原作的内容完整而准确地表述出来，不得有任何篡改、歪曲、遗漏、阉割或任意增删的现象。
由于传统译论把“忠实”作为翻译的评价标准，要求内容和形式都要全方位地忠实于原文，而对于译文来说，“唯一的忠实就是精确地重复原文”，而这种对于原文百分百的忠实事实上是永远不可能的。
因此，不管传统译论中的直译派还是意译派，尽管都声称自己是忠实的，但都被对方以不忠实为由而否定：直译派攻击意译派，只忠实内容不忠实形式，丢掉了蕴含于形式之中的诗学价值；意译派攻击直译派，只184忠实形式不忠实内容，使得译文晦涩难懂，影响了内容的表达。
由此可见，我们若是用传统译论的翻译评价标准“忠实”来指导汉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实践，那会使很多翻译工作者对译好这类词丧失信心。
但是，在当前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强化汉语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它们又是非译不可的。
因此，在这种新形势下，我们必须运用新的翻译标准来指导汉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实践，以更好地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
二目的论70年代以后，西方翻译理论研究走上了彻底变换面貌的突破之路，出现了许多新兴学派。
这些学派均在不同程度上否定“原文至上”的概念，反对“对等、忠实”。
如解构论者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德曼（Paul de Man），以及文努迪（Lawrence Venuti）发挥了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论点，主张废除作者译者、原文译文之分。
又如，女性主义论者强调译文与原文平等。
她们认为，要求译文绝对地忠实于原文，就像要求女性绝对服从男权（父权），实际上是不公平的。
由德国两位著名的功能派学者弗美尔（Hans J Vermeer）和凯瑟琳娜·赖斯（Katherina Reiss）创立于20世纪80年代，后由德国功能学派另一知名学者诺德（Christiane Nord）加以总结和补充的目的论则认为，翻译是一种行动，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凡行动皆为目的，所以翻译也要受目的的制约，“目的总是决定性的标准”（Chesterman，Andrew，1989：223），强调翻译目的才是决定译文面貌的主要因素，提出“目的原则”是目的论中的首要原则。
为了克服翻译的随意性，诺德又提出了目的论中的第二大原则是“忠诚原则”。
“忠诚原则”要求译者既要对译文读者负责，也必须尊重原文作者，协调译文目的和原作意图、翻译活动发起者和译文读者三者之间在译文中要保持尽量一致的关系（Nord，1997：125）。
目的论还包括三条翻译法则：目的法则、连贯法则和忠实法则。
目的法则是翻译行为的最高法则，其它两大法则都要从属于它。
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结果决定方法，翻译策略必须根据翻译目的来制定。
译者要视物目的而决定采取哪种翻译行动，可以直译，可以意译，也可以是二者之中和，而不应盲目地忠实于原文，忠实地直译只是为了达到目的而可以采取的方法之一。
这“扩大了翻译的可能性，增加了可采用的策略，把译者比别人强加的因而通常无意义的直译束缚中解放了出来”（Chesterman，Andrew，1989：231）。
目的论以目的为总则，把翻译放在行为理论和跨文化交际的框架中进行考察，把“充分”而非传统译论中的“对等”或“忠实”作为翻译的评价标准。
在目的论框架中，“充分”是指目标文本能达到翻译行为期望达到的交际功能的品质，也就是说，译文必须充分达到翻译目的的要求。
目的论中，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通常是指译文在译语语境下的交际目的，它与译文接受者、使用译文的环境、译文应具有功能等因素有关。
因此，具体翻译要求的可行性取决于目的语文化而非原语文化环境。
为适应新的交际环境和译文读者的需求，更加有效地实现译文的功能，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参照系不应是传统译论中所注重的原文及其功能，而应是译文在译语文化环境中所期望达到的一种或几种交际功能。
而且，根据翻译目的的不同，译者还可以选用两种不同的翻译方法：纪实翻译法和工具翻译法。
所谓“纪实”，是指“为译语文化的读者如实记录源文文化交际互动的情景”。
“纪实翻译”强调源语文化，重在“再现源文发送者同源文接受者之间交际时的情景”；而所谓“工具”，是指“以源语文化交际互动为模型，做译语文化交际互动的工具”。
“工具翻译”强调译语文化，重在表达“源文发送者与译文接受者之间新的交际情景下的互动”。
在“纪实翻译”中，交际语言虽已改为译文语言，但交际情景却还是源语文化，源语的语言文化特征仍然得以保留。
而在“工具翻译”中，交际语言和环境变成了译文语言和环境，源文的语言文化特征仅作交际中的参考，重点是根据译文读者的需要传递源文的实际内容。
目的论的这套翻译评估标准大大拓宽译者的视野，提高了翻译的可能性，因此本文将运用“目的论”来评价汉语文化负载词的可译性。
三目的论视角下汉语文化负载词英译可译性汉语文化负载词是一种特殊的信息类文本，它既具有所指意义，更具有文化内涵。
我们翻译这类词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如实向译语读者传达它们所负载的信息，从而在译语语境中充分实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根据目的论，我们可以将汉语文化负载词英译的可译性理解为译文文本功能达到翻译预期目的的程度。
也就是说，如果某一汉语文化负载词的译文能在译语语境中实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而这个目的又恰是译文读者的期望和译者对该翻译行为所预定的目标，则该文化负载词具有充分可译性，而且，无论译者选用何种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只要其译文能充分达到翻译的预期目的，该文化负载词就是可译的。
如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中有许多文化负载词。
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翻译目的是要向外国读者传扬中国古典文化，故多采用纪实翻译的手法来翻译，以尽量保持源语文化的特色；而霍克斯(Hawkes)的主要翻译目的是向西方读者介绍该部文学作品、复述源文故事，并尽量迎合西方读者口味，故多采用工具翻译的手法来翻译。
如霍克斯（Hawkes）把“风月债”译作“Love’s debts”，把“怡红院”译作“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而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则把它们分别译作“debts of breeze and moonlight”和“Happy Red Court”。
我们知道，无论是霍克斯（David Hawkes）所翻译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还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所翻译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都是极为成功的作品。
在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和霍克斯（David Hawkes）笔下，《红楼梦》中大量的汉语文化负载词都被成功地译成了的语，实现了跨文185化交际的目的，它们都是具有可译性的。
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因此评价说他们的译作已达到完美境界，两部译作中都仍有一些有待商榷的地方。
如，霍克斯（David Hawkes）为了实现自己的翻译目的，即力求作品更为易懂和更易为西方读者所接受，把《红楼梦》中许多有关“红”的地方都采用工具翻译法把它换成了西方读者所不忌讳的“green”，但这同时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因为它忽略了《红楼梦》中“红”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而“红”又恰恰是《红楼梦》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