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学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原文出处】世界民族【原刊地名】京【原刊期号】199703【原刊页号】40-50【分类号】D5【分类名】民族研究【作者】包智明【复印期号】199712【标题】论民族学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法【正文】内容提要在民族学研究领域里，存在两种不同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广义的和狭义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本文重点探讨了默多克等人创立的（狭义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法。

本文不但论述了这种方法在资料运用和分析方法方面的特点，而且指出了它在方法论上存在的若干问题。

本文认为，尽管默多克等人为了完善这种方法进行了诸多的努力，但仍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在方法论上遇到的难题，因而这种方法并没有能够发展为被民族学家普遍运用的主流方法。

＊＊＊一、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含义及不同观点几乎在所有的科学研究领域里，为了检验某种命题或归纳出一般的法则，人们都在不同程度地使用着比较的方法。

在民族学[1]研究领域内，比较方法运用得很广泛。

民族学自产生之初就是以异己社会文化为研究对象的。

这是民族学的一个研究传统。

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民族学的研究对象、范围逐步扩大，但这一学术传统保留至今。

民族学者在观察异己社会文化时，有意无意地与自己所处的社会文化相比较。

研究者面对的异己社会文化是多种多样的，而对这些多种多样的异己社会文化的认识，自然要使用比较的方法。

民族学之所以确立为一个不可动摇的独立的学科，与比较方法的运用是分不开的。

所有的民族学研究都在有意或无意地使用着比较方法。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民族学研究本身就是比较研究。

哪怕是对一个单一社会文化的民族志的描述，其使用的概念、采用的视角和描述的对象，不可否认都是以民族学的背景知识为基础的。

而民族学的知识正是对不同社会文化比较研究的成果。

可以说，比较方法贯穿于整个民族学研究过程中。

但是，本文把比较方法作为民族学的一个方法进行概括时，抛开那些间接的、隐含的比较研究，而考察那些直接地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的社会文化所进行的比较研究。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就是所谓的跨文化比较研究（cross-cultural comparativestudies或cross-cultural survey 或cross-cultural comparison或cross-cultural research）。

在跨文化比较研究中，由于比较的对象、比较的项目和标准以及比较的目的不同，会有不同的比较研究。

民族学是以所有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探讨人类文化的普遍性和多样性为目的的一门学科。

因此，把所有的社会文化作为比较的对象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在比较对象的规模、比较的内容及目的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

摩尔根(L.H.Morgan)的《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和弗雷泽(J.G.Frazer)的《金枝》，可以说是民族学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比较研究的早期代表作。

摩尔根通过对世界诸民族的亲属分类和亲属称谓的考察，提出了进化主义的亲属体系的发展阶段说；弗雷泽在分析整理世界诸民族的资料的基础上，论述了有关宗教、礼仪和王权的发展过程。

而默多克(G.P.Murdock)的《社会结构》则可以认为是20世纪在全球范围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典范之作。

默多克以全世界250个民族社会的民族志资料为基础，运用统计手段，采用比较方法，论述了他的亲属理论。

与上述几位学者在全球规模内所作的比较研究不同，不少学者则把特定的文化区域或少数的几个民族社会作为考察的对象。

如福蒂斯(M.Fortes)和埃文思-普里查德(E.E.Evans-Pritchard)主编的《非洲政治体系》是以非洲8个不同社会的比较研究，提出了非洲社会的两种不同的类型：原始国家和无国家社会。

又如费孝通在《被土地束缚的中国》一书中，选择了地处中国沿海地区的江村和地处云南内地的禄村、易村和玉村进行比较，从而提出了他的有关中国土地制度的理论。

在民族学的研究领域，有两种不同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广义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和狭义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所有的民族学的比较研究，广义上均可以称为跨文化比较研究，而狭义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则是指默多克等人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引入统计分析手段的、全球规模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引入统计分析方法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早在19世纪末就被英国民族学大师泰勒(E.B.Tylor)提出。

但是，这种研究方法到了本世纪30年代以后，才正式运用于多种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而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

以默多克为中心的美国耶鲁大学的学者们，为了使这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的方法更容易操作和能使更多的人采用这种方法，他们对已有的民族志资料进行整理，根据不同的内容和地区，进行项目分类，建立了著名的“人类关系区域档案”(HRAF)。

默多克认为，民族学是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因而通过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可以验证有关人类行为的某种假说，从不同项目（变量）间的相关关系得出一般性的法则（或理论）。

默多克以把这种方法运用于他所著的《社会结构》等著作和论文中而闻名于国际学术界。

他为了进一步完善跨文化比较研究法，还提出了选择信赖度高的民族志资料和克服样本片面性的方案。

[1]利用这个档案资料，其他学者也作过相当著名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如福特(C.S.Ford)的生育行为的研究、怀廷(J.W.M.Whiting)的育儿模式与个性的研究、恩伯(M.Ember)的家族形态与社会条件的研究等。

结构主义者对跨文化比较研究有其独特的看法。

英国著名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利奇(E.R.Leach)认为，社会科学中用于比较的资料，与自然科学中的资料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在民族志中被描述的文化环境是不可控制的。

同时，由于人类行为在规范与实际行为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而随观察者的不同，民族志的描述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因此，他认为，民族学中的统计概率几乎没有什么意义。

在结构主义者看来，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并不是建立某种理论或检验某种假说的方法，而仅仅是解释人类文化基本结构的手段。

在默多克出版《社会结构》的同一年，莱维-斯特劳斯(C.Leve-Strauss)也出版了《亲属的基本结构》一书。

两位学者采用完全不同的视角，考察了多种不同的社会文化。

但一般来说，人们并不认为莱维-斯特劳斯的《亲属的基本结构》的研究是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这是因为莱维-斯特劳斯认为，亲属结构是一种女性的交换体系，而他考察多种不同的社会文化是为了解释他的已有的这种假说，而不是为了通过比较研究来归纳出某种理论或法则。

也就是说，莱维-斯特劳斯的比较研究的目的是解释他的亲属结构的理论。

可见，学术上的关注点的不同，对比较研究的观点和运用就截然不同。

中国学者对跨文化比较研究法也有一定的研究。

李亦园的研究就是一例。

[1]他对跨文化比较研究的重要性的说明尤其简洁明了。

他指出：“（跨）文化比较研究法的基本前提是利用全世界各种不同文化为样本，以其资料做比较研究，以便验证对人类行为的假设。

这一前提并非仅仅是由于人类学家着眼于全人类不管是原始或文明的文化之偏好，而是有其理论上的重要意义。

”[2]李亦园以怀廷常用的一个例子来说明了这一重要意义。

怀廷的这个例子指的是，心理学家西尔斯(Robert Sears)等人于1950年前后在美国堪萨斯市进行的有关儿童教养与人格的关系的一项研究。

西尔斯的研究重点是想了解儿童断奶的时间与引起儿童情绪上困扰不安的关系。

他以80个婴儿为样本作研究，发现凡是断奶时间愈延后者，引起儿童情绪上困扰不安的情形愈大。

但是，西尔斯的研究结果，对于人类学家，特别是像怀廷这样从事跨文化研究的学者来说是不能满足的。

因为这个结果仅仅代表一个民族或文化的情况，是否适合于人类不同的文化就很难说了。

怀廷以这个疑惑为出发点，用西尔斯同样的变量，对75种不同的文化进行跨文化的考察，发现两个变量间的关系与西尔斯的研究结果恰好相反。

也就是说，在多种民族文化中，断奶的时间愈延后，则引起儿童情绪不安的情况愈低。

通过怀廷的这个例子，李亦园进一步指出了跨文化比较研究对人类行为研究的重要性。

他认为，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不但可以免去单一文化狭窄范围的囿限，同时又可以使研究者发现更多更宽广的人类行为的幅度。

他说：“我们对人类行为的研究自然不能仅以某一种文化的人为对象，而我们的目的也是要尽量发现人类行为的变异，因此，（跨）文化比较研究法无疑是研究人类行为方法中的一种重要的方法。

”[3]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比较社会学我们在讨论有关跨文化比较研究的问题时，不能不提到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在这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拉德克利夫-布朗不但创立了民族学的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而且为推动民族学的比较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拉德克利夫-布朗的民族学（社会人类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强调比较方法的应用，甚至他把自己的研究称之为“比较社会学”研究。

他为了促进民族学的比较研究，即他的比较社会学研究，付出了他毕生的精力。

“比较社会学”这个名称贯穿于他的整个学术生涯。

下面，我们在比较社会学这一主题之下，论述他在民族学跨文化比较研究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比较社会学”这个名称最初是由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迪尔凯姆(E.Durkheim)在他的《社会学方法论》一书中提出的。

但是，由于他把比较社会学等同于社会学本身，因而当初比较社会学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

而拉德克利夫-布朗则不同于迪尔凯姆，他不但第一个建立了一门有别于社会学本身的比较社会学，而且在大学里第一个开设了比较社会学的讲座。

1935年，拉德克利夫-布朗应吴文藻的邀请来燕京大学讲学时，就开设了比较社会学的课程。

其实，在1926～1931年间，拉德克利夫-布朗就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以及从1931年起在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开设过比较社会学的课程。

据吴文藻1936年在燕京大学出版的《社会学界》第9卷上发表的《布朗教授的学术背景与其在学术上的贡献》一文中的说法，拉德克利夫-布朗于1909年在剑桥大学初次开设社会人类学讲座时，就已使用了“比较社会学”这个名称。

[1]拉德克利夫-布朗1931年在英国科学进步协会100周年大会上演讲时，第一次对他的比较社会学的性质进行了界定。

他说：“在社会人类学中已经成长起一门研究，这就是我称之为比较社会学的研究。

我希望用这个名称来表示这门科学，这门科学将自然科学的通则方法应用于人类社会的观察，以及文化或文明这个术语所包辖的一切东西。

这种方法可以这样定义，即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证实，一个具体现象或事件只是一般规律的例证。

在研究一组现象时，我们的目的是发现存在于那群现象中的普遍规律。

”[2]拉德克利夫-布朗在他晚年（1950年）完成的人类学入门书的第一章“定义”中为比较社会学下了更简明的定义：“如果我们要获得人类社会的科学知识，这些只能通过对一些不同类型的社会进行系统考察和比较才能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