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醉酒型犯罪的解释困境——以我国《刑法》第18条第4款之检讨为切入点李舸禛曹小航*醉酒型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状态下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历来为世界各国所饱为诟病。
然而纵观我国现行刑法典，仅仅在刑法总则中对醉酒[i]后实施的犯罪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即在刑法第18条第4款中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法律规定的粗疏，导致在司法实践的具体运作中，往往对于醉酒后实施的犯罪与正常状态下所实施的犯罪等量齐观，醉酒状态的有无在司法判断的过程中被忽略不计。
然而近年来，随着纷纷扰扰地醉酒犯罪案件甚嚣尘上，理论上的难题与实践中的困境促使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将视野投射到醉酒犯罪领域，开始重新检视我国刑法中对于醉酒犯罪的规定。
后实施的犯罪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即在刑法第18条第4款中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法律规定的粗疏，导致在司法实践的具体运作中，往往对于醉酒后实施的犯罪与正常状态下所实施的犯罪等量齐观，醉酒状态的有无在司法判断的过程中被忽略不计。
然而近年来，随着纷纷扰扰地醉酒犯罪案件甚嚣尘上，理论上的难题与实践中的困境促使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将视野投射到醉酒犯罪领域，开始重新检视我国刑法中对于醉酒犯罪的规定。
一、问题的导出——以中国的处理模式为例案情简介：像每周五一样，A在下班后立即驾驶自己的轿车去一个固定的酒馆。
他知道自己可能会与朋友们喝很多酒，以致造成自己无力驾驶。
但是，他相信自己如果喝多了的话，就会像往常一样把车停在那里，自己走回家。
他与朋友们痛快地畅饮并在事实上陷入了排除责任能力的烂醉如泥之中。
在离开时，因为醉酒，他把自己的大衣与B的大衣弄混了。
当他正准备穿上大衣时，B来到他的身旁，并礼貌地提醒他拿混了。
但是，A认为自己没弄混，当B再次指出弄混了时，A推开B，当B想从A手里夺回大衣时，A打倒了B。
后经鉴定，B 的伤势构成重伤。
然后，A拿着他总认为是自己的（其实是B的）大衣离开了酒馆，并且忘记了他原来的打算，进入自己的轿车，朝家开去。
尽管他蛇形地开车前行，却在无人的街道上没有给任何人造成危险。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关于醉酒犯罪的规定，无论行为人因为何事陷入醉酒，也无论行为人的自陷行为最终导致了何种责任能力状态，行为人均应对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犯罪结果承担完全的刑事责任。
在本案中，我们可以将A的行为分为二个部分进行考察。
对于A在醉酒状态下所实施的伤害B并致其重伤的行为，由于A在醉酒状态下对正当化前提事由发生了错误认识，误将B的大衣认为是自己的，且对B夺回大衣的行为误认为是对自己财产权的侵害，为了维护自身权益实施了打伤B 的行为，因此，对于A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假想防卫。
根据我国刑法关于假想防卫的规定，假想防卫排除行为人的故意，如果存在过失，按照过失犯罪处理；如果没有过失，按照意外事件处理。
在本案中，由于A是因为醉酒才产生了假想防卫，因此按照我国刑法关于醉酒犯罪的规定，A的行为符合刑法第235条的规定，应当以过失致人重伤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对于其之后实施的醉驾行为，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的相关规定，应以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并处相应罚金。
行为人犯两罪，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应当数罪并罚，即判处过失致人重伤罪和危险驾驶罪，并在拘役一个月到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之间予以量刑[ii]，并处相应罚金。
，并处相应罚金。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刑法规定的语境下，对上述案例中的行为人所判处的刑罚最终不可能低于拘役，并且在量刑时没有任何可供宽宥的因素。
二、参考的路径——以国外的处理模式为例纵观国外的刑法规定，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不约而同地承认特定状态下醉酒犯罪的可罚性，但是在具体规定上又各有不同。
在英美法系国家，醉态是较为普遍地予以规定的一种辩护理由。
所谓醉态，是指因服用酒精、药物等造成的精神不清醒的状态。
在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的刑法上，并不是所有的醉态都可以作为一般辩护事由，而只是一部分醉态可以成为辩护理由。
[iii]在英国刑法中，醉态分为自愿醉态和非自愿醉态。
根据英国的刑法理论，作为非自愿醉态的结果，由于被告人缺少犯罪意图，他必然被宣告无罪。
此时，犯罪根本没有发生，法律没有理由假定该犯罪已经发生。
对于自愿醉态，英国刑法将其严格区分为以下几种情况并且根据不同情况决定不同的刑事责任。
（1）酒精与“危险”药物引起的自愿醉态；（2）非由酒精或危险药物引起的醉态；（3）引起精神病或精神异常的醉态；（4）过量饮酒导致事实上的精神错乱；（5）为实施犯罪而醉酒等情况。
[iv]在美国刑法中，处理醉态的一般原则是：醉态不是精神病，但是严重者确实影响心理能力，如果因此而能否定行为人的犯罪心态的也可以作为合法辩护的理由。
具体而言，根据社会利益原则，主动醉态不能作为合法辩护的理由，非自愿醉态可以成为辩护理由。
非自愿醉态大致由五种情形引起：被迫、受骗、遵照医嘱、无辜的错误、病理性原因。
所谓主动醉态中实施的犯罪不能辩护，是指醉态不能排除其一般犯罪心态。
但是，在以特定故意为构成要件的犯罪中，如果因醉态而影响特定故意的存在，则可以作为免罪的理由。
[v]在英国刑法中，醉态分为自愿醉态和非自愿醉态。
根据英国的刑法理论，作为非自愿醉态的结果，由于被告人缺少犯罪意图，他必然被宣告无罪。
此时，犯罪根本没有发生，法律没有理由假定该犯罪已经发生。
对于自愿醉态，英国刑法将其严格区分为以下几种情况并且根据不同情况决定不同的刑事责任。
（1）酒精与“危险”药物引起的自愿醉态；（2）非由酒精或危险药物引起的醉态；（3）引起精神病或精神异常的醉态；（4）过量饮酒导致事实上的精神错乱；（5）为实施犯罪而醉酒等情况。
[iv]在美国刑法中，处理醉态的一般原则是：醉态不是精神病，但是严重者确实影响心理能力，如果因此而能否定行为人的犯罪心态的也可以作为合法辩护的理由。
具体而言，根据社会利益原则，主动醉态不能作为合法辩护的理由，非自愿醉态可以成为辩护理由。
非自愿醉态大致由五种情形引起：被迫、受骗、遵照医嘱、无辜的错误、病理性原因。
所谓主动醉态中实施的犯罪不能辩护，是指醉态不能排除其一般犯罪心态。
但是，在以特定故意为构成要件的犯罪中，如果因醉态而影响特定故意的存在，则可以作为免罪的理由。
[v]在大陆法系国家，以德国为例，其承认醉酒状态下行为人所实施行为的可罚性，但是根据具体状况的不同又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
对于酒精导致的行为的责任处理，法官可适用第49条第1款规定的特别之刑罚范围减轻处罚，但不是必须减轻。
如果责任可因行为人自己有责地造成心理障碍，且可以预见其实施犯罪行为的危险而有重大提高的话，行为人责任的减轻就可因责任提高的情况而抵消。
[vi]对于行为人故意或者过失饮酒，使自己陷入无责任能力或者不能排除其无责任能力的醉酒状态下实施犯罪行为的，则应当按照《德国刑法典》第323条a的规定[vii]，将其认定为“完全昏醉”并判处相应刑罚。
对于行为人故意或者过失饮酒，使自己陷入无责任能力或者不能排除其无责任能力的醉酒状态下实施犯罪行为的，则应当按照《德国刑法典》第323条a的规定[vii]，将其认定为“完全昏醉”并判处相应刑罚。
通过上述介绍可知，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都在肯定醉酒行为刑事可罚性的基础上，又根据其具体情况的不同采取不同的处罚方法。
按照英美法系关于醉酒犯罪的立法例，对于上文所述案例，尽管A重伤B的行为是在自愿醉态下所实施的犯罪行为，但是由于A 并不是为了实施犯罪而醉酒，且A的醉态确实在事实上影响了其心理能力——即陷入了排除责任能力的泥醉状态，因此在本案中可以将醉态作为合法辩护的理由。
如果按照德国刑法关于醉酒犯罪的立法例，由于本案的行为人A起初并没有打算在醉酒后将汽车开回家，因此无法判断其在喝酒时能够预见之后实施犯罪行为的危险，且行为人在醉酒后事实上陷入了排除责任能力的状态之中，根据《德国刑法典》的相关规定，A的行为构成完全昏醉，应当判处五年以下自由刑并处罚金，且所处刑罚不能重于第229条过失伤害罪和第316条酒后驾驶罪所应判处的刑罚。
综上，无论是英美刑法中的合法辩护事由还是德国刑法中的完全昏醉，都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行为人因生理性醉酒导致无责任能力状态下所实施犯罪行为的特殊性，并在立法时作出了宽宥处罚的规定，从而将此种行为与其他醉酒状态下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区别开来。
三、解释的困境——以我国刑法中的醉酒型犯罪为例（一）理论梳理我国刑法中对于醉酒型犯罪的规定在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之前集中体现在第18条第4款上，即“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立法的初衷是为了严厉打击醉酒后的犯罪行为、同酗酒这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习做斗争。
其立法的依据，根据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在中国刑法中的体现。
所谓原因自由行为（actio libera in cause），是指有责任能力的行为人在一时丧失责任能力的状态下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但是是否陷入这种无责任能力状态，行为人原本可以自由决定；如果是故意或者过失使自己陷入这种无责任能力状态，则行为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viii]肯定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目前已是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的通说。
但是，在刑法学上考虑责任问题的时候，只要行为人以责任为前提，就要求责任能力和实行行为同时存在，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责任能力和实行行为同时存在原则”。
而原因自由行为中，行为人在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时并没有责任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与“责任与行为同时存在原则”的要求相悖。
对此问题，大陆法系的刑法学界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学说[ix]：（1）间接正犯类似说。
判例和学说认为原因自由行为和间接正犯具有相同的构造，即间接正犯是将他人作为正犯而加以利用，与此相对，原因自由行为是将自己的无责任能力状态作为工具而加以利用。
因此，和间接正犯一样，将自己作为道具而加以利用的行为即原因设定行为就是被类型化的实行行为。
（2）结果行为说。
这种见解认为，存在以具有责任能力状态下的自由的意思决定为根据的原因行为，只要实施了作为该种意思决定的实现的结果行为，就可以将该结果行为看作为在具有责任能力状态下的意思决定的实现过程而追究其完全责任。
（3）“同时存在原则”实质化说。
这种见解放弃了实行行为和责任同时存在，但是维持了行为和责任的同时存在。
主张从意思决定开始到实行行为、引起结果为止的人的态度被贯穿于同一个意思当中的时候，就将其理解为一个意思，在开始实施这个行为的时候具有责任能力的话，对于该行为就追究其全部责任。
（4）原因行为说。
认为原因行为具有正犯的性质，可以说是新的间接正犯类似说。
其和传统的间接正犯类似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在结果行为当中寻求原因行为。
肯定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目前已是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的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