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汉语言文学
关于中国现代女性悲剧根源研究
自“五四”以来，关于描绘“女性悲剧命运”的作品不可胜数，在无数作品中也展现出不少“悲剧女性”的典型代表。

如鲁迅《伤逝》中的“子君”、曹禺《雷雨》中“繁漪”与《日出》中“陈白露”等，是从男性作者的角度对女性悲剧命运的关注，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趁着文坛大刮“对人性探索”之风，王安忆、铁凝两位女作家率先把目光转向对女性的探索。

以《长恨歌》与《玫瑰门》为代表，她们尝试着从独特的女性生命体验出发，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解读“王琦瑶”与“司猗纹”可悲可叹的命运流转，揭示女性悲剧的根源。

从“五四”到九十年代初，一系列关注女性命运的作品体现的是一条百年来中国女性的抗争之路，觉醒之路。

近十年来有关造成中国现代女性悲剧根源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相关的文章大量涌现。

本文仅就论文研究情况作概述，以期对中国女性意识的研究有一定的帮助。

一、经济决定论
不少研究认为无论是被婚姻束缚或是被爱情牵绊的女子，她们的悲剧命运归结起来说是因为经济上无法独立。

从经济层面来解读女性悲剧的人生，指出子君、王琦瑶等一系列中国女性的悲剧是因为经济上缺乏主体性，女性无奈，面对生活不得不依靠男性。

如史琼在《两个叛逆女性的爱情命运——比较安娜与子君》中，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通过与“安娜”的对比，把“子君”的悲剧定位于“由于经济拮据”涓生收钱屈膝投降，一张“毋庸到局办事”的油纸条便动摇了他的心。

[1]这篇文章是典型的“经济决定论”，对子君悲剧命运的形成原因分析太过主观，过分看重大环境，尤其片面性。

杨军在《从反抗绝望到精神救赎——曹禺戏剧中女性悲剧命运新探》中也同样说到繁漪的悲剧源自于“生活与生命方面的压抑”，[2]文章指出在周家这“一口残酷的井”中，繁漪的性格受到极端压抑，濒临窒息，但迫于生活的压力，却无法逃离，认为这才是造成繁漪最终变态地把生存的欲望和生命的希望寄托在周萍身上的根本原因或者说是导火索。

该文从环境对性格的影响上做分析，既结合环境因素，又结合主人公自身因素，这样的分析还是比较恰当的。

任茹文认为陈白露的悲剧亦是如此，在《创作者生命力的三个镜像——从一个方面论曹禺剧中三个女性形象》中同样用比较分析的办法，指出露“既爱生活又厌恶生活”，她与诗
人的悲剧在于她习惯城市的喧嚣，当爱情遭遇现实困境，她“没有决心像诗人那样有绝对的力量为理想而斗争”。

[3]
而对“王琦瑶”的研究，经济决定论似乎是主流，占据主导的位置，有不少研究都是支持这一观点的。

如白晓华在《论王安忆小说<长恨歌>中王琦瑶的悲剧命运》中，将王琦瑶的悲剧原因之一归结为“生存选择的悲剧” ,[4]王琦瑶的不幸始于她对自身价值的凸显和未来生存问题的处心积虑考虑后自愿自觉的选择。

“对自我认定中，一半是对权势的服从，另一半流露的是对世俗化生活的向往”。

以上文献对于人物悲剧形成原因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把缺乏经济独立当作是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最根本原因或主要原因，这样的研究难免有失偏颇。

二、爱情缺乏附丽论
的研究中，我们也看到，不少学者认定子君、王琦瑶甚至包括前期的司猗纹都曾义无反顾地追求爱情而不顾世俗的眼光。

同样的，正是因为对爱情的向往与对爱情的孤注一掷，把她们引向不幸的深渊。

尽管评论家们都纷纷采用各种理论，但实际上都是从爱情角度为切入点进行的新一轮深入挖掘，以下评论是建立在“爱情缺乏附丽”这一基础上的批评研究，其中也不乏精辟之作。

如刘丽华在《追求与幻灭——试析子君与安娜的共同命运》中通过对子君“私奔”前后行为差异的深入分析，并横向与“安娜”进行比较分析，指出子君的悲剧在于“放心地享受着凝固的幸福与安宁”，“以琐碎的辛劳表达对涓生的爱意”。

[5]而蒋凤清在《人格与爱情：子君与安娜的爱情悲剧思考》中也提到，子君的爱，孤注一掷，“失却了自我”，[6]更多地表现出被动与不知所措。

文章指出子君的身上“带有中国女性的历史烙印”，对爱情有过多的依附心理。

王琦瑶的悲剧又存在对爱情的过分依附因素。

白晓华《论王安忆小说<长恨歌>中王琦瑶的悲剧命运》同样提到，“在世界上，最具悲剧性格的是爱”，[4]爱把王琦瑶推向不幸的深渊，她认为王琦瑶对爱情的盲目甚至隐忍到了为康明逊做什么都肯”的地步。

而司猗纹虽然不同于子君等女性死于爱情，但不少研究者认为，她的悲剧同样是源于爱情，源于她与华致远的露水情缘。

刘微的《“性反抗”与文化悲剧——司猗纹、水秀、田小鹅悲剧命运的透视》中写到，司猗纹的悲剧命运始于庄绍俭的不忠，而庄绍俭的不忠是因为其“深受顽强的残存的封建思想的影响”，[7]无法接受妻子婚前与别的男子有过情缘这一事实。

同样黄轶《一株妩媚而狰狞的罂粟花——谈<玫瑰门>中的司猗纹》[8]中也谈到司猗纹的
悲剧根源在于她对华致远的爱恋。

这种说法自然有一定道理，但认为这是主要原因或是根本原因来分析司猗纹的悲剧，这未免有失偏颇
三、女性意识觉醒
梁云《女性解放道路上的求生情结——从子君、陈白露现象看女性解放价值观》一文提到子君与陈白露，两个女性解放失败的典型，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女性生存情结问题——一直被某种道德观念若隐若现的束缚中”。

该文章从女性价值观念切入分析女性解放论，文章用大篇幅从女性生存情结入手为陈白露正名。

文章指出陈白露拒绝从良，“宁愿选择死亡，也不愿去过丧失女性人格的人身依附生活”，[9]文章跳出女性传统的贞节价值观，对陈白露选择自杀的行为大做解释，未免有大家赞赏之意，也有为陈白露的堕落推卸自身责任之意，虽然观点新颖，但缺乏全面的考虑。

李志艳的《盛开的罂粟花——<玫瑰门>的女性主义解读》，采用女性主义视角，解读小说主角的反抗。

文章肯定了司猗纹的反抗精神，“她以积极的向男权传统靠拢的方式保护着自己，既与封建家长进行着抗争，又与外面的政治运动进行着抗争”，[10]这段话可以说是对“司猗纹”性格及悲剧根源的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位。

四、其他角度
除以上角度之外，还有许多学者从其他角度对中国现代女性悲剧命运进行了解剖。

个人欲望说的：白晓华《论王安忆小说<长恨歌>中王琦瑶的悲剧命运》将王琦瑶的悲剧归结为“需求与欲望的不和谐”，[4]认为王琦瑶“选择做李主任情妇那一刻起，中国的伦理道德价值体系对他的束缚就不复存在了。

”金燕玉在《20世纪90年代华文女作家的写作姿态》从作者的写作姿态与写作意图入手，认为王安忆在塑造王琦瑶的悲剧时，着重在“女性欲望与城市欲望的纠缠交织”。

[11]
精神分析说：杜霞的《从娜拉到子君：精神分析视野中的女性命运》力图突破前人的说法，大胆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探讨子君悲剧产生的原因。

该文章从子君的身世说起，认为子君人格上属于卑谦顺从型，“对于情感和认同有着强烈的需求与期待，渴望在爱和归属中获得自身的完满，借助更强大的外力来谋求支撑并解除焦虑”。

[12]性格决定悲剧命运，该文章对子君与涓生同居后反差巨大的行为有一定的说服力，却与子君大胆地“私奔”行为自相矛盾。

又如陈谦红在《佛洛伊德理论在<玫瑰门>中的体现——司猗纹性心理的探讨》一文，将司猗纹“对掏耳朵的渴求，支配欲，窥视欲，离奇瘫痪”都归结为性压抑的另类释放。

文章认为一系列行为都是“性的满足的替代物”，[13]文章切入点新颖，却有生搬硬套之嫌。

五、结语
综上所述，对女性悲剧命运的分析大致为：经济决定论；爱情缺乏附丽论，女性意识觉醒论，个人欲望论，精神分析论等，当然还有一些新的声音，此处不再例举。

分析女性的悲剧命运，仅仅从单一方面入手会显得过分苍白，只有将大的宏观环境与人物自身性格结合，从人物自身的纵向比较入手，才能真正把原因归结全面、细致。

注释：
[1]史琼.《两个叛逆女性的爱情命运——比较安娜与子君》春之卷 2001.(4)
[2]杨军.《从反抗绝望到精神救赎——曹禺戏剧中女性悲剧命运新探》.陕西师范大学
学报.2004.（10）
[3]任茹文.《创作者生命力的三个镜像——从一个方面论曹禺剧中三个女性形象》.文
艺争鸣.史论.2008(3)
[4]白晓华.《论王安忆小说<长恨歌>中王琦瑶的悲剧命运》.小说评论.2010(5)
[5]刘丽华.《追求与幻灭——试析子君与安娜的共同命运》.中国知
网.
[6]蒋凤清.《人格与爱情：子君与安娜的爱情悲剧思考》.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7)
[7]刘微.《“性反抗”与文化悲剧——司猗纹、水秀、田小鹅悲剧命运的透视》.郑州
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8]黄轶.《一株妩媚而狰狞的罂粟花——谈<玫瑰门>中的司猗纹》.郑州大学学
报.Vol.31 No.2
[9]梁云.《女性解放道路上的求生情结——从子君、陈白露现象看女性解放价值观》.
社会科学辑刊.1999(03)
[10]李志艳.《盛开的罂粟花——<玫瑰门>的女性主义解读》.作家杂志.2009(1)
[11]金燕玉.《20世纪90年代华文女作家的写作姿态》.江海学刊.南京.2002(3)
[12]杜霞.《从娜拉到子君：精神分析视野中的女性命运》.鲁迅研究月刊.2009(5)
[13]陈谦红.《佛洛伊德理论在<玫瑰门>中的体现——司猗纹性心理的探讨》.思想战
线.人文科学专辑.200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