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型卡尔波兰尼
读书笔记
《大转型》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其一贯的“整体性”的观察方法，即将经济看做是镶嵌于社会之中的一个部门，经济秩序只不过是社会秩序的一种功能，前者寓于后者之中。
而现代市场经济正是试图使经济成为独立的部门，让经济制度为整个社会制订运转法则。
在这个意义上，波兰尼不但拒斥了经济自由主义者将交换(经济动机)定义为人类行为动机基础的一系列观念，同时对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简单的“经济决定论”进行了反驳，因为这二者虽然壁垒分明，但实际上共享了一个前提:经济是一个独立的部门。
在波兰尼的眼里，将经济目的作为人、社会奋斗的目标本身，事实上构成了“异化”。
这种“异化”正是市场经济模式的最大特点，市场经济不被当作通往更为基本的目的——比如人类幸福——的手段，其本身倒成目的。
在波兰尼的观点中，前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之间是存在着很大的断裂的，这样的断裂也就是所谓的“大转型”，即经济从“镶嵌”在社会之中的一个部门“脱嵌”出来。
但波兰尼接着论证到这种“脱嵌”是不可能成功的。
劳动力、土地和货币是市场经济体系得以形成的三个关键性要素，如果不将这三个要素组织进行自由市场“交换”中，市场经济秩序就不可能形成。
虽然通过一系列的方法，最终形成了“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和“货币市场”，但“劳动力、土地、和货币显然都不是商品;这样一个基本假定，即任何在市场上买卖的东西都必须是为了出售而生产出来的，对他们而言是不成立的。
换言之，根据商品的经验定义，它们不是商品。
”因此，波兰尼称这三种所谓的商品为“虚构商品”。
问题是，如果要将这些“虚构商品”真正放置在市场上，令其处于“待购”状态的话，事实上等于把人类所处的环境和人类自身推向市场，人类社会成经济体系的附属品。
这无论在
逻辑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是行不通的，也理应置于正义人类的批判之下。
在市场经济力图扩张并将越来越多的要素囊括进市场体系的同时，人类社会兴起了“社会保护运动”。
矛盾的是，惟有通过通过一系列国家制度的强制手段，自由市场才得以形成，且自由市场状态的维持也需要更多的管制和疏导;但社会保护运动却完全是自发的，只要市场的扩张影响到了人类的生存，这股运动就会自发地迸发出来。
虽然说波兰尼认为自由市场的扩张和社会保护运动两者之间的双向运动决定了当下资本主义的面貌，但他绝不认为社会保护运动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救赎之道，因为社会保护运动在事实上有可能造成危险的政治经济停滞。
在波兰尼的预设中，前资本主义时代和现代资本主义时代是断裂的。
他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厘清了许多历史现象之间的关系。
波兰尼在书中说:“人们通常将自由放任的政策提到到18世纪中叶，但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可以完全肯定的说，直到此后两代人之后，经济自由主义才不再仅仅是间歇性的趋势。
直到19世纪20年代，它才代表三条古典原则，简言之，即劳动力市场、金本位制度和自由贸易。
而在这之前，经济自由主义仅仅只是学术的兴趣。
”自由主义者对双向运动的说明在事实层面上和波兰尼很相似，但关于这个双向运动的解释则截然相反。
在自由主义者的视角下，正是因为这些社会保护运动的不断出现，才导致了对自由市场原则的破坏，否则这一原则早已创造出更加伟大的文明。
但波兰尼直截了当地指
出:“这不过是自由主义者最后一个托词。
”紧接着，波兰尼从数个角度对自由主义者的说词进行了反驳，特别是他提到经济自由主义者甚至自身都主张对契约自由和自由放任施加限制，“如果自发调节市场的需要被证明与自由放任的原则不能兼容，经济自由主义者就会转而反对自由放任并倾向于——像任何反自由主义者都会做的那样——所谓的集体主义的规制和限制措施。
”当然，自由主义者一定会找出无数的理由来加以反驳，甚至于波兰尼在史料引证上的错误。
同样的，我们可以看到与波兰尼在《大转型》中的观点相异，韦伯则认为前资本主义和近代资本主义之
间是一种延续的关系。
问题不在于谁对谁错，而在于如何看待他们论证的起点。
这也是理论书和历史书之间的区别。
波兰尼的著作《大转型》是非常开放的，其中涉及到的很多问题可以通过不同的角度进行讨论。
比如说在本书的十三章，他对阶级利益和社会变迁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
他认为单单阶级利益并不足以提供对社会长期进程的解释。
“阶级的命运更多的是被社会的需要决定的，而不是反过来，社会的命运被经济的需要所决定。
不同阶级在一场斗争中胜出的机会取决于他们能否代表其他阶级利益，是否有能力实现这些利益。
”于此同时，波兰尼认为阶级利益绝不能简单等同为阶级的“经济利益”，而必须对之做一个宽泛的审视，“一个阶级的利益最直接地是身份和等级、地位和安全，也就是说，他们首先是社会性的而不是经济性的。
”这样的观点显然很大的扩展了我们讨论问题的视野，并很容易让人想到葛兰西关于“文化霸权”的讨论。
在本章紧接着的讨论中，波兰尼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力量都不能像经济主义那样有效地模糊我们的社会洞察力。
剥削的概念在讨论殖民问题时总是争论的重点，所以这个概念值得给予特殊的关注”，“然而恰恰是这种对剥削的强调往往使得更大的文化退化问题逃离我们的视野”。
无法否认的是，在我们讨论当下问题的时候，更多需要面对的恰恰是这种“文化退化”的问题。
比如在讨论城乡问题时，仅仅在经济层面上讨论是远远不够的，问题必须追问下去，即社会上弥漫着的城市想象和盲目的城市扩张更多构成的是对农村生活方式的改变和文化模式的解构。
这样的问题也可以在讨论东西部关系上得到很好的生发，即东西部之间是否会在国家内部形成所谓的“内部殖民”。
在全书的最后，波兰尼讨论了自由的问题，但这里的自由绝不是经济自由主义者的自由，而是一种全新形态的真正的自由。
正如书中所言“社会的发现既是自由的终结，也是自由的重生”。
写到这里，可以回到开始时提过的话“在这些有待承认的个人权利中，第一位的应该是在不断改善条件基础上的工作权”，“维护个人自由应该不惜任何代价——哪怕是以生产效率、
消费经济和管理理性作为代价”，“人们的视野被市场所限制，市场将生活‘碎裂’为生产者部分和消费者部分”，“社会整体性被隐匿了”。
现代社会将人规训成孤零零的个体，试图使我们只关注于自己的冷暖寒热，如果我们自身再将之视为理所当然，把自己封闭起来，无异于“正中下怀”。
恰恰相反的是，现在所需要的是逆流而上，打开我们的政治理解，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内格里所谓的“革命”、“反抗”大概是可以显示出现实的意义吧,
波兰尼认为，自由市场主义者推行金本位主义的信仰，他们的理由是，自由放任的市场调节会天然发生，人们从此告别国别与民族差异，百年和平，不同的仅仅在于商品与服务质量上的差别。
悲哀的是，在一个尚未有足够优良的社会制度支撑市场经济之前，民族国家对经济变化的承受能力极其脆弱。
实际情况是，自由放任带来的竞争压力迫使国家与平民迅速反应，国内货币贬值，带来人们生活水平下降、失业剧增，进口受阻，出口增加，最终以社会重构的惨重代价换回贸易平衡。
人为的干预和恐慌替代了市场的自发调节，理想与现实在此碰撞出了可怕的社会景象。
于是，自由市场的力量因着人为的干预作用大打折扣，而其局限——将人与土地物化为纯粹的商品，却无论精神信仰，又遭到民族的强烈抵制。
自由市场派们设想的全球化不仅没有为人类带来福祉，反而遭致深刻的人类危机。
波兰尼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良好社会制度发育(政治民主、政府有限有为、法治透明)的市场经济，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乌托邦。
《大转型》揭示了自由市场经济自身逻辑中深刻的悲剧性:市场经济将人看作如同商品的非人，将土地要素看作商品，人类发展的最终归宿变成了非人的市场交换。
理想的经济平衡是一种灿烂诱人的结果，但达到结果的过程却需要人们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每隔几十年就要经历一次长时间的经济萧条。
作为凡人，没有人会忍受生活水平的下降。
所以，还未等到经济规律发生作用，政府与平民早就拿起了
反向运动的大旗。
因着人具备自身的非商品性，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在人类历史中从来未实现过。
显然，单纯信仰市场经济，人类社会没有未来。
波兰尼创造性地将三个变量纳入到他的理论框架中:市场、社会与阶级(是清华大学转
型社会学的沈原所强调的三个概念，也是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老师谈到的“双向运动”的核心逻辑)，避免陷入到亚当斯密和马克思非此即彼构成的理论张力中，从而在叙述中游刃有余。
他认为，市场无法带来必然的平衡与繁荣，阶级所代表的国家就需要对其进行合适的干预和掌控，而要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其基础是:有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平台(民主、法治、透明等，北欧的民主社会实践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波兰尼理论的现实翻版)。
没有这个平台，一味地鼓吹自由市场，或许不如政府干预结果更好。
由此，警惕当下许多盲目追捧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者，小心好心做成坏事，反之亦然。
最有价值的是，波兰尼带来的思想营养，让我们避免走入一场因抛弃计划、跳入市场后形成的极端性的认知空白:自由市场经济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甚至可以说，没有良好的社会制度铺垫，自由市场经济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打破对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无所限制的思维定势，对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经典理论“祛魅”、还原并扬弃，或许才能找准中国问题所在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