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座知识分子文学高峰和三位作者的写作身份----《孔乙己》、《潘先生在难中》和《围城》写作原由分析韦娟(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广西柳州 545007)【摘要】20世纪上半期是我国文学的一个高峰期，而《孔乙己》、《潘先生在难中》和《围城》，是其中的三座知识分子文学高峰,孔乙己、潘先生和方鸿渐是20世纪三个最具文化内涵的知识分子典型。

这三部作品的作者鲁迅、叶圣陶和钱钟书，他们成长的文化环境、生活体验、审察生活的立足点、创作的视点，以及心理的诉求，决定了这三部作品的产生和人物形象的特点，以及作者对人物形象的情感态度。

【关键词】《孔乙己》；《潘先生在难中》；《围城》；文化环境；生活体验；立足点；视点；心理诉求【作者简介】韦娟（1961-），女，广西来宾人，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文秘教研室主任，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研究和文秘专业教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0-1-8【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章标识码】 AThree Peaks of Intellectuals Literary and Three Authors Writing Identity ---- analysis on the original reasons of the “KongMr”, “Pan in hard”and" Fortress Besieged Wei Juan(Liuzhou Railway V 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Liuzhou Guangxi 545007) Abstract：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literature in China is a peak period, and "Kong" and "Mr. Pan in hard" and "Fortress Besieged", is one of the three literary intellectuals peak Kong, and Mr. Pan Fang-hong Gradually in the 20th century culture of the three most typical of intellectuals. This is the author of three works of Lu Xun, Ye Shengtao and Qian Zhongshu, the growth of their cultural environment, life experience, look life standpoint, the creative perspective, as well as the psychological demands, the three decided to work and produce imag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mages as well as the author of the emotional attitude. Key words："Kong"; "Mr. Pan in the difficult"; "Fortress Besieged"; cultural environment; life experience; footing; perspective; psychological demands三座未被认识的高峰三个未被认识的典型对于世界文学来说，20世纪并不算是成绩特别突出的时代；可是对于中国文学而言，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上半期，却是继唐、宋、元、明、清之后的又一个文学高峰期。

在这一世纪里，文学的各个领域，包括诗歌、散文、小说，以及戏剧文学，电影文学、曲艺文学等等，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而其中，小说的成就是最为引人注目的。

如果说，此时的整个文学是喜马拉雅山脉的话，那么，小说就是山脉中的珠穆朗玛峰。

20世纪的我国小说创作，题材集中在农民、知识分子、小市民和军人、革命者身上，而就20世纪上半期来说，主要的还是农民和知识分子。

两个方面的题材都出现了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堪称为顶层意义的作家、作品和人物典型。

就知识分子题材而言，鲁迅、叶圣陶和钱钟书，他们的作品《孔乙己》、《潘先生在难中》和《围城》，堪称为20世纪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三座高峰，而孔乙己、潘先生和方鸿渐，堪称为20世纪三个最具文化内涵的知识分子文学典型。

在以往的文学史著作和评论文章中，对于这三部作品都有诸多论说，但都显得不够精到和准确。

比如最新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简史》，仍然没有把《孔乙己》的主人公认作典型形象，而只是认为“《孔乙己》以咸亨酒店中‘样子太傻’‘专管温酒’的小伙计的视角，来描写孔乙己的悲哀人生，如同孙伏园所说，写出‘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以抨击这冷漠的社会”[1]58，实际上，从鲁迅要“写出国人的魂灵”[2]的创作目的来看，他要突出的主要还不是孔乙己的悲哀人生，而是他的思想性格。

在他的性格当中，自命清高是性格的核心，明明被人瞧不起，连喝酒都要和短衣帮一样站着喝，被人嘲笑，可是他还自以为了不起，还莫名其妙地解释说“读书人不是偷而是窃”，还得意地、居高临下地要“考一考”那位小伙计，这不是自我抚摩、自我安慰的精神胜利法吗？以往人们总以为精神胜利法在阿Q身上才有，实际上它是贯穿于鲁迅作品的许多人物的。

自命清高就是精神胜利法，或者说是精神胜利法在知识分子身上的独特表现。

孔乙己形象的典型意义，在于他身上充分地揭示了新民主革命时期之前深受封建思想熏陶的旧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一方面深受封建思想毒害，落魄潦倒；另一方面又自命清高，瞧不起劳动人民，和下层人民离心离德。

这种人物，不是官迷，而是功名迷，即身份迷。

这一形象区别于知识分子中那些成了封建官僚的统治者，他是民间的落魄者。

但他又不同于作为同样具有精神胜利法的农民阿Q，也不同于《儒林外史》中痴迷于作官的虚伪的范进。

更不同于后来茅盾、巴金等人笔下知识分子革命者，同时还不同于老舍、钱钟书笔下的留学生和大学教授。

他是独一无二的。

他的形象意义绝不亚于阿Q，他是另一种典型。

他的“自命清高”就像阿Q精神一样，至今仍然映照于我们几乎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

鲁迅对中国文学的贡献不但在于塑造了阿Q，而还在于塑造了孔乙己，前者是属于农民的，而后者是属于知识分子的。

现在文学史家们一方面高度赞誉阿Q形象，另一方面有意无意地贬低了孔乙己形象，这不是真正的文学史眼光。

实际上，在塑造这两个人物形象时，鲁迅虽然都采用了现实主义的手法，但是《孔乙己》显得更为自然、妥帖，作者的感情也显得更为真诚；而《阿Q正传》，却显得有点夸张而失真。

两者相比，《孔乙己》是更为现实主义的。

同样的情形见之于叶圣陶的知识分子题材作品。

历来的文学史著作，对于《倪焕之》的评价都要超过《潘先生在难中》。

《倪焕之》曾被文艺界誉为“扛鼎之作”。

其实，这是政治挟持的结果。

《倪焕之》写的是知识分子如何走上革命的道路，政治意义大于文化意义。

而《潘先生在难中》显现的却是丰富的文化内涵。

潘先生是一个前怕后怕、只想着个人小利益的人。

由于军阀混战，他擅离学校岗位，携家出逃。

后来想到教育局长关于照常开学的指令，因怕指责怕受处分，所以又撇下妻儿只身返回，并做出恢复上课的模样，还假公济私，以学校的名义加入红十字会，藉以自保。

后来，当战事平息，大家都忙于欢迎军阀部队凯旋时，为了讨好，他自个儿还特别地写了欢迎条幅。

这一切，想的全是自己和自己的小家。

为了自家的利益，他小心翼翼，生怕得罪了什么人。

在这个人物身上表现了自私、软弱、和目光短浅的内心世界。

其性格核心，是狭隘、投机和谨小慎微。

这是一个大革命时期小市民式的底层小知识分子形象，而其性格核心具有国民性的意味，不但概括了底层知识分子的心理，而且概括了小市民的心态。

他没有上层知识分子如大学教授、留学生等等的孤傲，也没有一般小市民的下作和奸狡。

这一形象和孔乙己一样，也是独一无二的。

其典型意义，超越了那位只是具有政治标本意义、作为“不断探求、痛苦彷徨”“富有革命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3]的倪焕之。

可惜，这一典型形象也未被充分认识。

学术界历来对于钱钟书的《围城》评价颇高。

杨剑龙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简史》说它“被誉为新《儒林外史》”[1]118，林志浩、王庆生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读》说“在现代文坛上，《围城》是一部以‘尖刻’闻名的讽刺小说”[4]，两书也都对方鸿渐等人物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可是都还没有充分肯定方鸿渐这一人物的典型意义。

实际上，这是一个受西方文化影响，又对西方文化不屑；既受儒家思想浸染，又受道家思想影响，游离于社会斗争，灰心失望，玩世不恭，慵懒无为的人物。

其性格核心是虚浮和无奈。

他不同于老舍笔下完全拜倒在洋人脚下的文博士，更不同于巴金笔下回国积极参加革命的革命分子。

这是一个抗日战争时期即弱国时代“某一类”上层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总之，孔乙己，潘先生，方鸿渐，代表着不同的时代，代表着不同的知识分子阶层。

他们的的典型意义是显然的。

同时也是无可替代的。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典型人物是怎样塑造出来的？和作者的身份有什么关系？三位作者的写作身份考察（一）同样的文化环境，同样的知识分子情结作家的创作和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是有关连的。

文学史上之所以存在京派和海派，就是不同的文化环境所致。

至于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三位作者，他们的文化背景却是相同的：鲁迅出生于浙江绍兴，叶圣陶出生于江苏苏州，钱钟书出生于江苏无锡。

不是巧合，而是一种必然：他们都出生和成长于人文气息浓厚的地区。

我国文化氛围浓重的地区不少，但各有特点：比如：京冀地区是重权威的政治文化，河南地区是官本位的仕途文化，上海是商本位的商业文化，而江浙地区则是看重功名的知识分子文化，或说是师爷文化。

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必然受到知识的熏陶，也必然关注知识分子。

从三位作者的创作情况看，鲁迅写的是农民和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更多，即使写农民的篇章也往往少不了知识分子；叶圣陶小说的题材以小市民和知识分子生活为主，而写知识分子的居多；而钱钟书小说所写的，基本上是知识分子。

这不是简单的创作题材问题，而是对知识分子的关注问题。

只有关注，才有创作的欲望。

这是创作的前提。

(二）不同的生活体验，不同的考察对象无论中外，创作界都存在着“身份认同”的现象，即创作者对于和自己或者曾经和自己有相同身份的人，会特别的关注，常常会把他作为特别考察的对象。

20世纪上半期的鲁迅、叶圣陶和钱钟书正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