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话文运动”看鲁迅先生的对现代汉语的伟大贡献欧阳柏林“鲁迅是20世纪的文化巨人。

他在小说、散文、杂文、木刻、现代诗、旧体诗、名著翻译、古籍校勘和现代学术等多个领域都有巨大贡献。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奠基者，他创作的小说建立了中国小说的新形式；他所创作散文“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他所开创的杂文文体富有现代性、自由性、批判性和战斗性，是后世作家最常使用的“批判武器”，他所创作的杂文更是中国社会、政治、历史、法律、宗教、道德、哲学、文学、艺术乃至文化心理、民性、民情、民俗……的百科全书；他所翻译的大量外国的文学作品、自然科学作品为开启民智，引入先进的科学文化思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引自《中国现代文学》）一九三四年七月，鲁迅先生在《忆韦素园君》一文中指出“瘦小，精明，正经的青年”韦素园的不足：“他太认真;虽然似乎沉静，然而他激烈。

认真会是人的致命伤的么?至少，在那时以至现在，可以是的。

一认真，便容易趋于激烈，发扬则送掉自己的命，沉静着，又啮碎了自己的心。

”仔细琢磨却发现，鲁迅先生好像也是在说自己。

以至于他为韦素园而抱愤的一段话成了自己死后难免被人污蔑的预言：“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或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之，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衒(炫耀)，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沽名获利之具。

”鲁迅先生去后几十年来，受褒奖不少，因为了解、理解鲁迅先生的人很多；但遭攻击也偶有，因为世上总不乏误解甚至于恶解鲁迅先生的“……无聊之徒”。

“去鲁迅化”本质上是反对鲁迅先生所树立的文人个性：“现代性、自由性、批判性和战斗性”。

鲁迅先生所树立的文人个性是照妖镜，当代文奴们的丑陋嘴脸在照妖镜前毕现无余，“去鲁迅化”目的就是想毁掉这照妖镜，为他们遮羞盖丑。

对于恶解鲁迅先生的人，说什么都无用，所以本文只想谈谈鲁迅先生的对现代汉语的伟大贡献，给“不了解、不理解、误解”鲁迅先生的人做点解释，以便理解鲁迅先生为什么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以便正视“鲁迅先生过时了”“去鲁迅化”等错误言论。

一、鲁迅先生为什么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鲁迅先生曾写文论述中医药、中国武术、方块字、中国戏曲的言论，废除汉字只是他提出的众多解救中国的方案之一虽然鲁迅先生的有些论述无疑含有过激的成分，然而，在那样的背景（19世纪初中国的现状、世界科学文化现状以及爱国青年们的救国理想）之下，并不是没有道理，从今天的发展状况乃至以后的发展趋势看——富有远见。

在新文化运动中，鲁迅先生不止一次地提及汉字和文言文的弊病，言论大致有这些：1.“汉字和大众文化势不两立的。

”（《且介亭杂文·答曹聚仁先生信》）2.“方块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块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

”（《且介亭杂文·关于新文字》）3.“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须除去阻碍传布知力的结核：非语文（指文言文和人们使用的口语不一致，文言文是非口语化的语言）和方块字。

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做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

”（（且介亭杂文·中国语文的新生》）4.“我是自己受汉字痛苦很深的一个人，因此我坚决主张以新文字来替代这种障碍大众进步的汉字。

”“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绝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理解整个民族的危机。

”（与《救亡情报》访员谈话录）5.“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

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

”（《汉字和拉丁化》）从这些言论，我们不难看出，激进的鲁迅先生的目的是为了救亡图存，为了提高全中国人的文化水平，为了“不牺牲我们”。

在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后期，鲁迅先生、钱玄同等人主张废除汉字，鲁迅先生甚至说“汉字不死，中国必死”。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鲁迅先生、钱玄同以及当时的一些文人、学者提出废除汉字是荒唐的主张，但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理解一下他们的动机、目的，就会原谅他们的言说并“赞扬”他们的良苦用心：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落后、屈辱的历史，爱国文人正是为了中国摆脱屈辱而奔走呐喊，文人学者试图用自己的努力改变祖国的命运。

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是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时期。

这期间，化学、物理、生物学、医学等科学领域的一系列重大发明，大大促进了西方社会的变革。

科学技术，一方面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深刻的影响了社会科学的完善。

一批接触了、了解了、学习了西方文化的学者，惊讶地看到了当时中国与世界的巨大差距。

其情景就比如一个衣衫褴褛、目不识丁的山顶洞人突然穿越到今天的繁华都市！他们清醒的意识到中国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水平已经极端落后，全民文化素质极端低下（当时文盲率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而要用文化拯救中国百姓，就首先必须解决文盲问题。

在鲁迅先生们看来，难写难认的繁体字以及由繁体字铸造的古汉语文言文（鲁迅先生在自己的文章里称文言文是“非语文”，即非口语化的文章），一方面使得绝大多数中国人难以掌握运用文化工具，因而难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迫，更认识不到国家民族的危机；另一面阻碍了与先进外部文化的交流。

从我国今天的发展状况来看，汉语挺过来了，而且挺起来了，全民文化水平迅猛提高，大量的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学问被我们完美地用现代汉语引进转载，这得益于“现代白话文运动”以及汉字简化。

可是，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我们今天的书面语仍然是“文言文”，我们的自然科学会是什么状况？翻开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生理卫生等基础自然科学的课本，我们能看到多少“中国贡献”？机械原理、现代医学、电子信息技术、基因工程等等自然科学领域我们又有多少“中国贡献”？如果这些科学知识仍然用文言文去翻译、引进，中国的今天会是什么样子？今天的我们似乎可以轻描淡写地说鲁迅先生等人“杞人忧天”，但一定要理解鲁迅先生们，他们提出废除汉字的目的是使中国人尽快引进、学习新文化，改变贫困落后的社会状况；是出于对中国落后状况的激愤，出于对祖国命运的担忧，出于对先进文化的渴求。

“事出有因，情有可原”，错只错在太急功近利，太急于把中国从贫困落后中拯救出来——慌不择路了。

二、白话文运动对现代汉语的影响古汉语文言文的弊端主要是词汇单音节化，其次才是汉字难写难认。

后来，鲁迅先生等一批文人通过发动“白话文运动”，推行“语文”（即口语入文，与非语文即文言文相对），顺利实现词语双音节（双语素化）和多语素化，第一大弊端迎刃而解。

针对第二大弊端，新中国成立后，科学有序地对汉字进行了一系列优化举措：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推广普通话；推行《第一次简化汉字》；编写出版汉语词典（不是字典）；科学分析汉字使用频次，对汉字分级；与国际信息学接轨，对汉字进行Unicode编码。

这几大举措解除了汉字的诸多难题。

这些变化，可惜鲁迅先生无缘看到，否则，以鲁迅先生那样狂挚的爱国热情，他一定会欣然痛快的说，“汉字当是世界的文字”“汉语当是世界的语言”。

（Unicode码又叫国际码、统一码、万国码、单一码，是计算机科学领域里的一项业界标准，包括字符集、编码方案等。

Unicode 是为了解决传统的字符编码方案的局限而产生的，它为每种语言中的每个字符设定了统一并且唯一的二进制编码，以满足信息技术领域跨语言、跨平台文本处理（录入、编辑、转换）的要求。

1990年开始研发，1994年正式公布。

）汉语言自古以来就有文言和白话之分，“文言”是书面语，“白话”是口语。

由于古代广大百姓基本上不认识文字，更谈不上写“文”，因而“文言”是官方（公卿文人）的书面语言和礼仪语言。

当然，古代的公卿文人日常生活用语也是白话，只是行文或官场公务礼仪时用文言。

从历史记载和语言规律来分析，文言是对白话进行“浓缩凝练”而得。

从《诗经》收录的民歌“风”与“雅”“颂”在词汇方面的不同就看得出，上古时代就存在白话与文言两种语体，而且从语言发展规律来推断，古汉语的“文言”来源于古汉语的“白话”，先有“白话”后有“文言”。

如果再往前溯源，在所有文字符号都没有产生的时候，汉民族的先人们首先使用互相约定的语音来交流，那时语音是语言的唯一形式，这是语言的最初阶段——“口语白话阶段”；然后才是借助符号来记录事物，进入口语书面语并存的阶段。

由于汉字成熟得太早，在纸张发明之前就已经定型。

书面语要将汉字刻写在甲骨或竹片上，刻写难度大，书写材料难得而且面积又小，古人便采用了对白话进行“浓缩凝练”的方法，形成了文言。

表现在词汇上就是文言“尽量用单字词”；表现在语法上就是文言“尽量省略成分”；表现在词典上就是只有单字词字典而没有双字词、多字词的词典，《尔雅》《说文解字》直到《康熙字典》都只是收单字词。

“尽量用单字词”使得古汉语词文言文词汇绝大多数是单字词，而为了表达更多的意义，只好造更多的汉字，或者使单字词多义化。

为了把单字词与双字词、多字词的优劣说得清楚一点，这里要引用逻辑学关于概念的一点知识。

概念的逻辑结构分为“内涵”与“外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相互依存。

具有属种关系的两个概念，其内涵与外延之间存在着反变关系。

即：一个概念的内涵越多，则它的外延越小，确定性越强；一个概念的内涵越少则它的外延越大，确定性越弱。

反之，一个概念的外延越大，则它的内涵越少；一个概念的外延越小，则它的内涵越多。

例：“三角形”“直角三角形”“等腰直角三角形”三个概念之间依次存在属种关系，其内涵越来越丰富，而其外延则越来越小。

“内涵丰富”在概念形式上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字符数”比较多，从汉语词汇角度说就是一个词汇所使用的“汉字数”多。

把这个道理用于衡量汉语词汇，就是一个汉语词汇由单音节（单语素）变为双音节（双语素），它的“限定”就多了一倍，它的外延就变小了，语义的指向性就加强了。

“马”、“白马”、“小白马”、“小白公马”这四个概念，内涵依次递增（形式上表现为字数增加），外延则依次递减（表现为所指对象减少，语义越来越确切）。

由这一原理，我们可以明白，古汉语文言文最大的弊端就在于大量使用单字词，由于单字词词义不明确，存在太多的多义现象，文言就变得晦涩难懂，越来越脱离民众白话了，甚至发展到成为公卿文人借以愚弄百姓，遂行其专权利欲的工具。

普通民众使用的口语便被称之为“俚语”。

“俚”字《说文解字》解释为“依靠、依赖”，但是“俚语”中的俚肯定不能这样解释。

“俚语”较为合理的解释是“俚人”的语言，“俚人”在古籍中有多种说法：“傩人”“骆人”“僚人”“黎人”。

俚人，是古代生活在百越岭南一带的土著人。

自古岭南是俚僚之地，俚僚先民是先秦时的南越部落、西瓯部落及骆越部落人。

从中原文化角度看，“俚语”就被蔑视为粗俗、卑下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