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社会“民工荒”的成因及其治理:一个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3刘根荣【内容摘要】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向城市转移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以往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基于“哈里斯—托达罗”模型,是对劳动力转移机制的宏观经济学研究,缺乏对劳动力流动的微观经济学分析。

而本文利用成本、收益、效用函数等基本微观经济学工具对劳动力流动机制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劳动力流动受风险、能力、成本三重约束的阻力模型,从空间阻力、信息阻力、能力阻力、风险阻力、价格阻力、政策阻力、心理阻力等七方面阐释当前“民工荒”的微观成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三重约束;流动阻力;阻力模型【作者简介】刘根荣,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讲师。

厦门:3610051　问题的提出及相关文献述评从上世纪80年代起,随着市场化改革,我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民工潮”。

2004年,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人数达到1.06亿人(陈劲松,2005)。

但自2004年下半年起,全国大范围内相继出现“民工荒”现象。

有人认为这是劳动力市场供求的结构性矛盾,缺的只是那些熟练技术工人。

其实并非如此,这次缺工潮不仅缺熟练技术工,也缺一般工种的工人。

过去企业招工写的都是“招收熟练、熟手、高级技工”,而今则增加了不少“大量招工”、“急招、急聘工人”、“有无经验均可”等字眼。

在“民工荒”最严重的珠三角地区,媒体发出“珠三角缺工200万”的惊呼(南方都市报,2004)!而浙江省政府政策研究室调研报告《透视浙江“民工短缺”现象》的数据显示,2004年1～8月杭州市外来劳动力服务中心统计的单位需求数为283693人,登记介绍数为231847人,民工缺口比重为18.28%;2004年第三季度,该省劳动力市场需求人数约134万人,求职人数约88.1万人,缺口比重为34.25%。

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最新统计数据表明,目前浙江省劳动力短缺约50万人,占劳动力总需求量的35%(新浪网,2005)。

在中国农业人口依然过剩的情况下,出现劳动力严重短缺的现象,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在传统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中,“二元经济”理论是现代国内外学者对劳动力流动机制的研究基石。

这一理论认为,劳动力会从低边际用途向高边际用途———或者说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从农业向工商业、从农村向城市转移。

但不同学者对劳动力流动机制的具体阐释存在差异,在传统发展经济学中主要有两种典型的劳动力转移模式,即刘易斯(W.A.Lewis )模式(1954)与哈里斯-托达罗(J.R.Harris -M.P.T odaro )模式(1970)。

3　本文系200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经济转轨中城乡互动、工农互促的协调发展道路问题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05&Z D033第30卷第6期2006年11月人口研究V ol 130,N o 16N ovember 200647　Population R esearch刘易斯模式的前提条件:农业部门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边际生产力趋向于零,人均生产量与该部门的最低生活水平相等。

刘易斯模式的劳动力转移机制是: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最低生活水平以上的实际工资,农业部门就能够向工业部门无限供给劳动力,而工业部门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发展;这样,直到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增大而使实际工资上升至与工业部门实际工资相等时,劳动力的转移便结束了。

而从哈里斯—托达罗模式来看,劳动力流动的根本动力主要是客观存在相对经济利益的驱使。

该模型假定:劳动力的流动是人们对城乡预期收入差距的反应,而不是对实际收入的反应。

因此,该模型可以表示为:M =h (pW u -W t )(洪银兴,2005)。

其中M 表示某一时期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数;W u 为城市收入;W t 为乡村收入;p 为找到工作的概率,此概率取决于城市人口失业率;h (.)为潜在移居者的响应函数,且为增函数。

哈里斯—托达罗模式的劳动力转移机制是:只要工业部门的预期工资高于农村部门的工资,农村劳动力就会向工业部门转移;随着劳动力转移人数增加,工业部门失业率上升,预期工资随之下降;当预期工资下降到与农业部门的工资相等时,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就停止。

这两种模型都无法对中国当前的“民工荒”现象做出合理的阐释,主要原因在于这两种劳动力转移模型对劳动力转移的动力机制的解释都存在缺陷。

首先,刘易斯模式把劳动力流动机制简单归于两部门间的工资率差异;而哈里斯—托达罗模式把劳动力的流动动力仅归于城乡预期收益的简单比较,都属于无迁移成本情况下的劳动力流动。

其次,两模型都把劳动力市场同质化,没有考虑人力资本禀赋不同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机会不同。

最后,两者没有考虑劳动力作为“人”的特性而不同于其他物质性生产要素的特点,忽视了劳动力流动的心理成本。

基于对刘易斯模式与哈里斯-托达罗模式的内在逻辑缺陷的认识,一些国内学者分别从能力、信息、成本等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机制。

周其仁(1997)认为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与就业机会与他们的自身能力密切相关;赖小琼(2004)则从成本约束的角度对托达罗模型进行修正,并以此为理论基础探讨中国劳动力转移模式;而郑英隆(2005)提出农民工弱信息能力导致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地位。

但他们的理论都只关注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某一个因素,没有构建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替代传统的劳动力转移理论模式。

而针对当前的“民工荒”现象,一些国内学者试图从不同角度探讨其成因与对策。

有学者认为,这是在各种制度短缺条件下民工对权利缺失的一种自主反应,提出只有深化改革和创新制度,扫清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各种制度障碍,才能根本上消除“民工荒”现象(简新华、张建伟,2005);也有学者认为,这是民工工资待遇长期太低导致的结果(王仕豪、张智勇,2006;李士梅、徐志勇;2005),可以通过提高农民工工资来缓解企业用工紧张的局面(王仕豪、张智勇,2006),也可以通过沿海发达地区产业升级以及企业技术改造实现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李士梅、徐志勇;2005);还有学者认为,这是这些年来劳资关系恶化的结果,必须严格执行《劳动法》,保障雇佣双方的权利(刘尔铎,2006)。

对于“民工荒”发生的范围,有学者认为“民工荒”实质是劳动者年龄结构问题(章铮、谭琴,2005),其中以25岁以下女工供不应求为突出特征(章铮,2005),即年轻农民工短缺以及技工荒;然而有学者却认为中国正面临全面性劳动力短缺的现实挑战,现行劳动力的短缺并非是特定区域或特定产业的“民工荒”、“技工荒”,不是市场结构性短缺,而是数量性短缺(王俊祥,2006)。

对于“民工荒”现象的持续时间判断上,有学者认为,这只是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发生的一种劳动力超过劳动力供给的暂时性现象(刘尔铎,2006);而更有学者敏锐地指出,虽然现行劳动力需求市场上显示出来的周期性缺工,并不表明劳动力已陷入长期短缺,但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已孕育着未来劳动力短缺的趋势,必须提前为长期劳动力短缺做好政策准备(蔡,2005)。

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民工荒”现象都会对中国经济运行的稳定性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是涉及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

但现有的研究缺乏系统的理论框架,关键在于缺乏对劳动48　人口研究30卷力流动机制深入的微观分析。

因此,本文认为,必须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微观机制进行深入研究,才有可能在一个有机的逻辑框架下对“民工荒”做出全面的理论阐释,并提出有建设性的政策措施。

2　风险、能力、成本三重约束下劳动力的流动机制:阻力模型模型假设: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是基于“经济人”理性假设的个体行为选择,其流动的目的在于追求更高的效用水平,农村劳动力流动意愿取决于在家务农与进城务工两种就业方式带来的财富效用水平的比较。

效用概念是微观经济学中的基本分析工具,经济人的行为最根本的目的在于追求自身财富效用的最大化。

也就是说,劳动力流动受经济利益的驱动,追求效用最大化,改善其福利水平。

由于劳动力面临在家务农与进城务工两种就业方式的选择,这种抉择导致了劳动力流动的机会成本。

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把在家务农的劳动力就业方式能够取得的最大净收入作为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的一部分。

因此,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意愿只取决于进城务工的预期效用水平。

若设农村劳动力进城意愿的阀值即最低效用为U o ,而且阀值U o 与农村劳动力的初始财富量(W o )有关;预期效用为U e ,那么只有当预期效用水平U e ≥U o ,农村劳动力才会产生现实的流动。

也就是说,若某个劳动者进城意愿的阀值即最低效用为U o 既定的情况下,则其进城务工的预期效用水平U e 越高,其进城务工的积极性越高。

效用的大小由劳动者的偏好(用效用函数f 表示)以及财富量大小(W )决定,U =f (W ),且f (W )是递增函数。

财富量大小取决于农村劳动力的初始财富量(W o )及其进城务工的预期净收入(∏e ),W =W o +∏e ,则U e =f (W o +∏e )。

我们假设流动人口的初始财富量为零,即W o =0,那么财富的大小主要由劳动力流动的预期净收入∏e 决定,即U e =f (∏e );同时可以推知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意愿的阀值即最低效用为U o =f (W o )=0。

因此,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前提条件简化为:U e ≥0;即f (∏e )≥0;也就是只要∏e ≥0即可。

预期净收入∏e 是由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预期总收入(TR e )与其在流动过程中产生的总成本TC 决定,∏e =TR e -TC 。

劳动者的收入预期可以看作是年工资收入预期,显然,劳动者的年工资收入预期是基于对自身就业能力的判断。

因此,我们可以直接假设劳动者的预期总收入TR e 与劳动者的能力———即人力资本禀赋(H )以函数Φ()形式正相关;且与工资兑付的风险β(即工资被拒付或恶意拖欠的可能性)负相关;由此可得TR e =(1-β)Φ(H )。

而劳动力流动的总成本TC 主要由交通费用(C 1)、工作搜寻成本(C 2)、进城务工劳动力的时间机会成本(C 3)、城乡生活费用差异的成本(C 4)、心理成本(C 5)组成。

即:TC =C 1+C 2+C 3+C 4+C 5。

故:∏e =(1-β)Φ(H )-(C 1+C 2+C 3+C 4+C 5)。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前提条件转化为:(1-β)Φ(H )-(C 1+C 2+C 3+C 4+C 5)≥0,由此可得:定理1:在流动人口的初始财富量为零的条件下,受风险(β)、能力(H )、成本(C )三重约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必须满足以下激励条件:(1-β)Φ(H )≥∑5i =1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