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面霾伏”挑战中国政府编写人：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董小君【研究主题】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困境与出路【案例正文】引言去冬今春，北京乃至全国雾霾肆虐，大自然正在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向刚刚迈入中上等收入国家的中国，展示了工业化过程中环境保护不力的严重后果。

雾霾公共灾难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空气重污染，它对于公众的生活质量、幸福指数、健康指数都是一种重大的生存、生命威胁，治理环境污染成为公众关心更是今年全国两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中国从2005年首提“生态文明”概念，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写进“十二五”规划纲要，再到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一并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国高层的战略选择凸显出建设“美丽中国”的决心。

本案例揭示了我国经济发展与工业化进程中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矛盾冲突。

雾中的北京：1个月仅有5天见太阳2013年1月，整个北京深锁在沉重的雾霾中。

一个月里，北京市气象台连发了四次霾预警：1月13日，北京市气象台发布北京气象史上首个霾橙色预警。

1月18日夜间，北京气象台发布本月第二次霾黄色预警。

1月23日清晨气象台发布霾黄色预警，在24日零时解除。

1月27日11时，气象台发布霾黄色预警。

31日晚22时解除。

整个1月，北京人仅有5天见到了太阳，其余25天都是浓重的雾霾天。

最严重的是1月12日，这一天，北京市多处环境监测点的PM2.5持续爆表，部分点位的小时最大值达到900微克／立方米，达到六级重度污染。

1月27-31日那一次雾霾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城区、郊区多处监测点PM2.5值在400上下，空气质量指数AQI均在200以上，达到五级重度污染。

“十面霾伏”：全国31个省市有29个空气超标雾霾鹊起，盘踞不去，它以超级恐怖的姿态和急速蔓延的趋势吞噬着整个中国。

从华北、经中原和华东，直至云贵高原，“侵略”了中国1/3的国土面积，中国真正陷入“十面霾伏”。

环保部空气监测平台的中国地图上，遍地红色，点线成片。

1月14日13时，全国31个省市（不包括港澳台）之中，有29个省市出现超标空气质量指数（AQI），达到轻度污染以上的污染级别；从东北到西北，从华北到中部到黄淮、江南地区，有27个省市的空气质量指数达到重度污染或严重污染，仅有海南、福建两个省幸免。

1月28日，环保部报告说，根据卫星遥感监测，全国灰霾面积达到143万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湖南等地区，东北、华北、中部一些省区、江淮都普遍出现重度或严重污染，其中以京津地区为最严重，达到5-6级的重度污染水平。

人在潜在的灾难中，既无助又无辜，并且无能为力；交通已经开始管制，高速公路遭到封闭，航班大面积延误……似乎中国所有的城市都成了雾都，公共安全的出血口处于完全不设防状态。

近些年，每到秋冬季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普遍遭遇雾霾天气，给社会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严重影响，引发媒体和社会对于空气污染的关注和讨论。

只是，随着冷空气的流动，吹散雾霾天气的同时，也带走了那些痛心疾首的反思和信誓旦旦的承诺。

厚德载“雾”，自强不“吸”等调侃过后，城市依旧喧嚣，生活恢复平静的人们，似乎都忘记了还有一种曾弥散在空中的恐惧，直到它再次不期而至。

同呼吸共命运：北京咳已和“北京烤鸭”一样成为北京特色雾霾公共灾难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空气重污染，它对于公众的生活质量、幸福指数、健康指数都是一种重大的生存、生命威胁，将之提升到社会公共灾难高度，绝对不是夸张，而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理性和科学观。

1990年3月出版的《扶轮月刊（The Rotarian）》。

这本由慈善组织扶轮社筹办的杂志援引了一篇报告：工业国家曾经的主要城市现象——空气污染，已经散播至全世界……在雅典，死亡人数在重污染天上升六倍。

在匈牙利，政府认为每死亡17个人，就有一个是因为空气污染。

1952年12月的伦敦大雾持续了5天。

当时能见度只有几米，找到路的唯一办法是沿着马路护栏和房屋行走。

人们根本看不清交通状况，过马路必须靠听觉。

造成污染的最直接原因是发电站和普通家庭使用的煤炭以及汽车尾气。

1952年伦敦大雾引发的直接死亡人数达到4000至8000人，其中主要是儿童和患有呼吸疾病的人群。

如果按照中国的人口规模换算，相当于8万人死亡。

大雾带来的严重影响还加重了人们已有的病情，并非所有死亡人数都立即进行了登记。

估计最终的死亡人数为1.2万人，换算成中国的人口规模，则将近25万人。

如果这种雾霾扩大化得不到遏制，谁说我们不会出现可怕的“伦敦悲剧”呢？“同呼吸共命运”。

“北京咳”就是雾霾公共灾难的佐证。

2002年，一本政治经济学的书中提到：“城市里的空气经常带有酸味、硫化味，到处都可以听到‘北京咳’”。

2003年以后，“北京咳”频繁出现在针对来华旅客的旅游提示中，一本名为《文化震撼，游遍北京（Culture Shock！Beijing at Your Door）》的旅游书如是提醒游客：“北京咳，指不定时发生的干咳或是喉咙瘙痒，从12月份持续到4月份”。

此后越来越多的网站中出现了类似的提示，奥运会前后达到高峰。

2008年1月，有医生资质的英国人理查德·史密斯来到北京，之后他以精确到小时的细节描述了北京咳过程。

“一串咳嗽可能持续90秒，十分钟发作一次，我没有感到自己病了，咳不出东西。

嗓子感到了刺激，但是也称不上喉咙痛。

”有人笑谑道，北京咳已和“北京烤鸭”一样，成为北京的特色之一。

如果说此前北京咳还主要停留在外国人之中，今年北京人自己对此也有了切身感受。

在1月份的连续雾霾天中，京城各大医院纷纷报告说，呼吸道疾病者急剧增多。

在北京市儿童医院，1月5日至11日，该院日门急诊量最高峰曾达到9000多人次，其中呼吸道感染占到内科病人的50%左右，其中儿童数量更是明显增加，每天都有超过800个孩子来院接受雾化治疗。

其它各大医院的情况也差不多。

为防雾霾，网店“N95口罩”销量猛增10倍。

在全国大城市，不少上班族在上下班的途中纷纷戴起了口罩。

外表印花，里层是棉布的口罩深受年轻女性的欢迎，而在药店里，每包还不到10元的医用口罩也有部分上班族在购买。

不止是呼吸道感染，医学研究表明，雾霾对公众健康有致命危害。

早在2007年，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共同进行了一项研究，形成的结论之一是：以PM10为指标衡量的空气污染，每年在中国导致35万至40万人“早死”。

2012年12月18日，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和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共同发布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如果2012年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四城市空气质量相对于2010年没有改善，因PM2.5污染造成的“早死”人数将达8572人。

雾霾“比非典更厉害”，应当不是一句玩笑。

对PM2.5的监测：引起中美“政治话题还是空气监测”之争对中国PM2.5的监测源于美国驻北京大使馆。

在2008年奥运会召开之前，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出于在使馆工作的美国人健康的考虑，在新使馆落成之时，在建筑物上设立了空气监测站。

这个监测站的监测结果，每小时在“推特（twitter）”上被更新发布一次。

早在2010年11月24日，美国驻华大使馆的自动监测系统就玩了一把黑色幽默，用“疯狂地糟”显示空气污染的分析结果，当时北京的 PM2.5微型颗粒物水平超过500，大约是世界卫生组织准则值的20倍。

“疯狂地糟”显然不是一个严肃而科学的用词，而似乎是美国大使馆监测程序中植入的一个笑话，因读数超过正常范围才冒了出来。

尽管美国官员很快就删除了“疯狂地糟”，改用“超出指标”，但“疯狂地糟”已经被陷入震惊的北京网民大量转发。

2011年 12月4日，美国驻华使馆发布的北京PM2.5监测数据再次爆表，指数为522，超过了最高污染指数500，也因“超出该污染物的值域”，在美国环保局网站上无法转换为空气质量指数。

同一天北京市环保局的监测显示当天空气质量仅为“轻微污染”！谁的数据更真实？雾是否就是“污染”？北京是否会成为雾都？市环保局官方监测的空气质量数据为何与美国大使馆的监测数据有出入？北京环保部门的“轻度污染”并非有意“降级”，而是基于现行的PM10监测标准。

面对众多疑问，北京市环保部门解释是：北京空气质量自己跟自己比有进步，但跟更好的比差距还很大。

前些年本市监测并公布的是粒径在100微米以下的总悬浮颗粒物，后来改为10微米以下的可吸入颗粒物，即PM10。

有关专家也出来表态，说美国大使馆所在地区交通繁忙、人流密集，因此美国使馆所测数据不代表北京地区整体水平，甚至无法代表朝阳区一个区的空气质量。

相反，北京市环保局的空气质量监测点不仅分布于市区繁忙街区，也分布于郊区，其公布的数据代表了全市整体水平。

2012年6月，国家环保部对美国驻华使领馆监测PM2.5并发布相关数据进行了猛烈抨击：“中国空气质量监测及发布，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属政府的公权力，个别国家驻华领事馆自行开展空气质量监测，并经互联网发布空气质量信息，既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有关精神，也违反了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

根据维也纳有关公约，外交人员有义务尊重接受国法律法规，不能干涉接受国内政。

环保部希望个别驻华领事馆尊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停止发布不具有代表性的空气质量信息。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唐纳随后回应称，美国驻华使领馆发布当地PM2.5监测数据，“是我们提供给在驻华使领馆工作的美国人和在中国生活的美国人的一项服务”，美方不认为此举干涉了中国的内政，也肯定没有违反《维也纳公约》。

小小的PM２.５，引出了外交争端。

这一场关于北京空气质量孰真孰假的讨论、争执、辩解，将PM2.5、PM10这些众人原来根本不知道的专业术语推进了公众视野。

中国转变：从“不监测”到“参考指标”再到“约束性控制”世界卫生组织（WHO）在2005年出台的全球更新版《空气质量准则》中，对大气中可吸入颗粒物的浓度限值制定的标准为，PM2.5年平均浓度为10微克/立方米，24小时平均浓度为25微克/立方米。

而实际上，中国城市空气质量评估主要依据的是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PM10浓度等三个指标。

2000年修订的现行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不包括PM2.5指标。

中国城市空气质量报告采用的空气质量指数（API），就是将上述三种监测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简化成为单一的概念性指数值形式，并分级表征空气污染程度和空气质量状况，进行优、良、轻微污染、轻度污染、中度污染、重度污染等定性描述。

这种描述不足之处是，在API体系中无法直观PM10的具体浓度是多少，更不要说PM2.5。

国际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发展趋势主要就是增加PM2.5。

由于PM2.5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比PM10更显著，发达国家制定PM2.5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已经成为一个趋势。

中国环保部门在监测方面也做过改进，前些年北京监测并公布的是粒径在100微米以下的总悬浮颗粒物，后来改为10微米以下的可吸入颗粒物，即PM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