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银课与银产额全汉昇一中国的白银，到了明代（1368—1644），要比过去具有更高的购买力。
关于当日白银购买力提高的原因，作者在《宋明间白银购买力的变动及其原因》[1]一文中，曾经从白银的需要方面加以讨论。
可是，事实上，明代白银价值所以提高，除由于社会上对银的需要增加以外，当日白银的供给情况，我们也不应该忽视。
本文之作，拟对明代银矿生产情况作一考察。
可是，尽管中国白银之普遍用作货币始于明代，明代文献关于银矿产额的记载却非常缺乏。
在另外一方面，《明实录》中关于政府历年银课收入的数字，却记录得相当详细。
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这些银课数额，来对明代银矿生产或白银供给情况，作一种可能的推测，或近似的估计。
二明代政府因银矿的开采和煎炼而得到的收入，称为银课。
这些银矿的开采和煎炼，有商办的，有官办的。
商民开采银矿，须得官方特许，首先估计一年可能采炼到的银子，提出一定的数额，每年缴纳给政府，称为银课。
[2]大约对于矿砂中含银成分较低的银矿，政府因为开采无利，有时准许人民开采。
[3]可是，在银矿产额较大的地区，如浙江南部、福建北部以及其他许多地方的银矿，政府为着要增加财政收人，多派官经营，禁止私人采炼。
在这些地方，政府设立银场局，或炉局（通常简称为银场，或银坑、银穴、银冶），征集矿夫来开采，工匠来煎炼；大约初时预计每年生产所得，扣除各项经费开支以外，约有多少剩余，每年便以一定的银数，称曰银课，缴纳给政府。
关于明代政府每年银课收入的数字，《明实录》自洪武二十三年（1390）开始，至正德十五年（1520）止，除某几年以外，在每年终了的地方都有记载；可是，自成化二十三年（1487）至正德十五年，每年银课的数字，却与金课合算在一起。
不过，因为明代每年金课收人多半只有几十两，故在金、银课中银课要占绝大多数，是毫无疑问的。
对于这些数字，友人梁方仲先生在他的大作《明代银矿考》[4]中，曾经加以整理。
不过，在二十余年前，梁先生研究明代银课的收入，只能根据北平图书馆所藏《明实录》本，并没有见到最近才陆续印行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校印本《明实录》，而后者记载每年银课收入的数字，却较为完备。
因此，我们现在根据史语所校印本《明实录》的记载，把明代政府每年银课或金、银课收入的数字，作成第一、二两表。
第一表明代银课收入续前表续前表第二表明代金、银课收入续前表我们如果把历朝合计的银课或金、银课，用有纪录的年数来除，可得历朝每年平均银课或金、银课的数字；约如第三表所述。
第三表明代历朝每年平均银课或金、银课附注：太祖朝银课，用三年来除；英宗朝用二十年来除；宪宗朝用廿三年来除。
根据第三表，我们可知明代历朝政府每年平均银课收入，以成祖（1402—1423）、宣宗（1426—1434）两朝为最高，其中成祖永乐十二年（1414）一年的银课收入，更高至三九三、九四九两。
自宣宗朝以后，直至武宗朝（1505–1520）末年，共八十六年，历朝每年平均银课，高低各有不同，但都远较成祖、宣宗两朝为低。
因为政府银课的收入主要来自银矿的开采与煎炼，故我们可以推想，约自14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一百三十年内，中国的银矿产额，在最初的三分之一的期间内有增加的趋势，在后来三分之二的期间内则较前大为减小。
把第一表的银课总额及第二表的金、银课总额加起来，我们可知1390一1520的银课总额共为一一、三九五、七七五（十）两（其中包括一极小数的金课）。
在这段期间内，有银课纪录的年数为一一三年。
上述的银课总额，如果以一一三来除，我们可以发现，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以后的百余年间，政府每年平均银课收入，约为十万两左右。
三现在我们要问：如上述，在15世纪及其前后，我国政府每年的银课收入，算不算高?当日国内银矿的生产，能否满足货币流通方面的大量需要?为着要回答这些问题，在时间方面我们可以把明以前政府的银课收入和明代的银课数额比较一下，在空间方面我们可以看看约略同时的其他国家银课收入或银矿生产情况，以便与明代的中国作一比较。
在明代以前，宋、元政府因银矿采炼而每年得到的银课收入，约如第四表所述。
把第四表中至道三年、皇祐、治平年间及元丰元年的银课数字平均计算一下，我们可知北宋政府在10世纪末叶后每年平均银课收人为二二三、八五六（十）两，这和上述明代政府在14世纪末叶以后一百余年中每年平均约十万两的银课收入比较起来，要大得多，虽然单独就一年的银课最高额来说，宋治平年间要比明永乐十二年为少。
至于元代的银课，如以天历元年为例，要比明代少些。
第四表宋、元时代的银课收入表中①为[5]政府银课的收入，主要来自银矿的开采和煎炼。
故按照常理来说，根据每年银课收入的数量，我们可以推算出银矿产额的大小。
可是，事实上，过去政府自银矿产额中要抽多少作为银课，却由于时间的不同而不同。
大体上说，在明代以前，银课在银矿产额中所占的百分比比较轻微；到了明代，因为政府对银矿采炼管制得比较严密，银课在产额中所占的百分比要较前增大。
关于明代以前政府银课收入在银矿产量中所占的比例，日本加藤繁教授在四十年前已经加以研究。
[6]他征引《太平寰宇记》卷一○七《江南西道饶州德兴县》条，说唐代政府对于那里的银矿，自上元二年（675）开始，“令百姓任便采取，官司什二税之”。
到了北宋，政府对陕西虢州坑冶户的银货，“抽纳二分”。
[7]其后到了南宋，“绍兴七年（1137）诏：江、浙金、银坑冶，并依熙（宁、元）丰法，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
[8]由此可知，唐、宋时代的银课，约为银矿产额的百分之二十。
其后到了元代，银课所占比例，大约因时因地而各有不同，有只占产额的百分之十的，[9]有多至百分之三十的。
[10] 到了明代，政府的银课收入，在银矿产额中所占的比例，较前增加。
明代的银矿，我们在上文说过，有商办的，有官办的；可是不管采用哪种经营的方式，每一个矿区在决定银课额的时候，大体让它约略等于每年产额的百分之三十左右。
[11]政府对于产量比较丰富的银矿，多派官经营，禁止私采，其银课收入似应占产量的大部分，以至全部。
可是，事实上，当日名为官办的银场，官方并不怎样投资，在生产过程中，“凡百器具，皆出民间”。
[12]除生产所用各种器具以外，“自一切在官供应，矿夫口食，官兵口粮，倚办于殷实户”。
[13]当日官办银场采炼所需的资本支出，既然主要来自人民或殷实户的投资，因此而生产出来的白银，自然要以一部分分配给他们作为报酬。
当扣除投资者的报酬及其他开销以外，政府自宫办银场中得到的银课收入，也只占产额的百分之三十左右。
例如嘉靖年间（1522–1566）政府对于北直隶蓟州瀑水银矿的经营，[14]“招日前已得矿利殷实之家，责令出钱供给器具、蜜陀僧、白炭、工食之费；佥充素有身家，旧时曾做矿徒为首者，以为矿甲；报出平日所率，善识矿脉，熟知煎销军民有籍之人，以为矿夫。
在于瀑水原封旧洞，协力挖取矿砂。
就在平谷县（在蓟州以西）择一空大去处，立为炉场。
将日逐所取矿沙，委官差人押送炉所，照数验收。
接续监视矿甲人等，眼同煎销成银。
以十分为率，除三分纳于官课，以五分给办器具、蜜陀僧、白炭、料物、饮食之类，其余二分以偿矿甲人等工力之资。
”[15] 由此可知，明代官办的银矿，如果采炼所用的器具、原料（如蜜陀僧）、燃料（白炭）及工资，都由人民或殷实之家出资来进行生产，因此而提炼出来的白银，约有百分之三十被政府抽取作银课。
复次，在云南，有些银矿在采掘出矿砂后，等不到煎炼成银，便分成四份，其中一份为官课。
关于此事，王士性曾经作较详细的记述，他说：“滇中矿硐，自国初开采至今，以代赋税之缺，未尝辍也。
滇中凡土皆成矿苗，其未成硐者，细民自挖掘之，一日仅足衣食一日之用，于法无禁。
其成硐者，某处出矿苗，其硐头领之，陈之官而準（准）焉，则视硐大小，召义夫若干人。
义夫者，即采矿之人，惟硐头约束者也。
择某日人采。
其先未成硐，则一切工作公私用度之费，皆硐头任之。
硐大，或用至千百金者。
及硐已成，矿可煎验矣，有司验之。
每日义夫若干人人硐，至暮尽出硐中矿为堆，画其中为四聚，瓜分之。
一聚为官课，则监官领煎之，以解藩司者也。
一聚为公费，则一切公私经费，硐头领之，以人簿支销者也。
一聚为硐头自得之。
一聚为义夫平分之。
其煎也，皆任其积聚，而自为焉。
硐口列炉若干具，炉户则每炉输五六金于官，以给剳，而领煅之。
”[16]文中说官课只占矿砂产额的四分之一，或百分之二五左右；但把矿砂煎炼成银的炉户，又要“每炉输五六金于官”，才能领到许可证来炼银。
如果加上这一笔收入，当日政府在云南收到的银课，也可能约占银产额的百分之三十左右。
上述明代官办的银矿，多由人民投资来经营。
可是，事实上，当日各地银矿并不一定都能够找到有钱人来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如果要采炼银矿，必须自己负起责任才成。
在宣德年间（1426—1435），政府在浙江温州府平阳县、处州府青田等县，须以“优免杂役军需”的办法来“采办银课”[17]。
在成化年间（1465—1487），“云南所属楚雄、大理、洱海、临安等卫军，全充矿夫，岁给粮、布”。
对于这种办法，巡按云南监察御史胡泾等批评说：“切惟国用所以给军需，今因矿夫而日费粮、布，则国用虽足，而军储耗矣。
国用所以养军士，今因矿夫而日耗军士，则国用虽充，而兵备弛矣。
”[18]这些由国家经费来维持的卫军，改充矿夫，从事银矿采炼工作以后，他们生产所得，每人每月（或每年）须以定额银课缴纳给政府。
[19]如果不足定额，须负责赔纳。
[20]其后，自万历二十四年（1596）开始，政府因为财政困难，以太监充当矿使，派往各地开采银矿。
因此而生产出来的白银，有按“官四民六”的比例来分的，[21]有“官民匀分”的。
[22]换句话说，这时银课约占银矿产额的百分之四十或五十。
总括上述，我们可知明代政府每年的银课收入，约占银矿产额的百分之三十，或百分之三十以上。
这和宋代约只按产额征取百分之二十的银课比较起来，显然要大得多。
元代银课，有时按产额征收百分之十，有时征百分之三十，大致说来，也没有明代的百分比那么大。
因此，宋、明政府就是每年得到同样数量的银课收入，宋代银矿产量也一定要较明为大。
何况明代大部分时间每年平均的银课收入，都远在北宋中叶之下呢?对于宋、明银矿及其他金属矿产的生产情况，早在弘治五年（1492），丘濬已经加以比较，他说：“宋朝金、银、铜、铁、铅、锡之冶，总二百七十一，皆置吏主之。
大率山泽之利有限，或暴发辄竭，或采取岁久，所得不偿所费，而岁课不足，有司必责主者取盈。
臣按宋朝坑冶所在如此之多，而元朝之坑冶亦比今日加十数倍，何也?盖天地生物，有生生不已者，谷、粟、桑、麻之类是也。
……山间之土石，掘而去之则深而成洼，舁而去之则空而留迹，是何也?其形一定故也。
是以坑冶之利，在前代则多，在后代则少，循历至于今日，尤其少焉，无足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