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梁祝故事的民间文学特性和文化内涵
【摘要】: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是我国民间传统四大故事之一,千百年来,它以反抗封建礼教、崇尚爱情自由的鲜明主题,受到大家的喜爱,传诵不息。
本论文将从梁祝故事的变异性、承传性以及深厚的民间文化内涵这三个角度来表现特有的民间文学特性。
【关键词】:梁祝故事民间文学变异性承传性民间文化内涵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是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传
统的四大故事之一,它流传极其广泛,至今还在全国各地(包括少数民族地区)人民中间口头讲述,表现出顽强的艺术生命力。
作为民间的文学作品,民间故事是一种叙述的文学样式,在这个叙述的过程
中表现出特有的民间文学特性:变异性、承传性以及深厚的民间文化内涵品质。
一、寓不变于万变,万变中有不变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在流传过程中得以不断丰富,影响甚大,
被改编成各种文学艺术形式,成为其他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得益于民间文学的变异特性和承传性。
变异性是民间文学最生动、最突出的特性,民间文学之所以长盛不衰,其原因之一就是它具有变异性,变异性时民间文学在流传过
程中的一个基本特征。
它指的是和作家的书面文学的稳定性相比。
民间文学在流传过程中,其内容和形式往往因时、因地而发生变化。
《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传说最早见于宋代张津所著浙江省宁波地方志《乾道四明图经》,其文曰:“义妇家即梁山伯、祝英台同葬
之地也,在县(引者注:指郸县)西十里接待院之后,有庙存焉。
旧记谓二人少尝同学,比及三年,而山伯初不知英台之为女也,其朴质如此。
按《十道四蕃志》云,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家,极其事也。
”这段记述表明:梁祝传说在宋以前就颇有规模,并有庙宇民俗相配;又,《十道四蕃志》乃初唐李哲(唐中宗)时代人物梁载言所著。
宋人所见唐人文字已有梁祝故事,又可推梁祝传说还可前推至唐代。
至明代,记载又多。
明徐树王《识小录》云:“按,梁祝事异矣!《金楼子》及《会稽异闻》皆载之。
”《会稽异闻》已不可考,《金楼子》为南北朝梁文帝所作,这又把梁祝故事的流传时间大大提前了。
明黄润玉《宁波府简要志》在记述“义妇冢”时有句:“东晋丞相谢安奏封为‘义妇冢’。
”清翟颧《通俗编》三十七有“梁山伯访友”条,引晚唐张读所著《宣室志》亦云:“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
”把梁祝故事记为晋代既有。
如此说来,这个故事传至今天,已有1600余年。
以上提到的早期梁祝故事,主要包括了以下情节:1.梁祝二人三
年同窗,祝英台女扮男装,梁山伯不知祝英台为女,质朴非常;2.梁
祝生前未配,死后同家。
这两处情节或故事,在此之际都另有记载、另有讲述,如元朝时《华山徽》的故事,“事与祝英台同”;北朝时《木兰诗》则是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故事。
梁祝把这两种传奇融为一体,主题归为爱情,产生了神奇和传奇的效果。
千百年来,在中国社会中通行的是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女子无才便是德;婚姻上则要的是门当户对,媒妁之言,多见殉葬、殉节乃至冥婚,少有殉情的
自由悲剧;所以,梁祝一出,不断流传演变,历久弥新,成一大作、名作。
初步统计,梁祝故事迄今所见,已记录叙事体异文数百篇、韵体歌谣百余篇,说唱百余种,戏曲印余种,流传地区广布中国大陆的20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汉族、少数民族中间以及东亚、东南亚诸国。
总之,民间文学的变异性使得梁祝这一故事在流传过程中经过长期的琢磨和淘汰,集中了千百万人的智慧、感情和长期积累起来的艺术技巧,使梁祝达到了一个较高的精美的艺术境界,但是变异本身存在着一系列不确定性,一个动人的故事或者民间文学作品要世代流传还有赖于民间文学的承传性。
我们在考察梁祝故事的过程中发现,尽管故事本身已为种种原因发生了形态上的变化,但总体上的故事脉络得到了承传,还有赖于民众的共同审美意识、审美情趣,也就是一种群体性的审美活动。
可以说梁祝故事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财富,是全国人民共同创造的。
各族各地的民众在传播梁祝故事的过程中都倾注了他们的情感,并且按照他们各自的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趣对梁祝故事进行着加工改造,在1600多年间的变革与润色中透着民族对梁祝爱情故事的共同关照。
我们大可以说再过1600年梁祝的故事可能已经不再是现在的面貌,但可以肯定地说到那时一定还会有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
这是因为梁祝作为民间文学活在民间,只要它的土壤还存在,就会永远生存,得到不断的承传。
二、深厚的文化内涵
梁祝之所以会得到流传,有赖于它深厚的文化内涵。
它表现了人民大众要求打破传统落后的女性观、婚恋观的理想,赞美了美的爱情和爱情的美,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给人以审美满足和思想情操的启迪:
(一)它体现了女性在婚恋中的主体性,对父系氏族社会形成以后女性的被动、从属地位,开始提出质疑和挑战。
梁祝故事的产生和发展,绝不是偶然的。
作为民间文化的主要载体,民间故事对这种新的时代精神、社会风尚作出了最敏锐、最直接的反映。
祝英台主动而执着地要求外出求学;遇梁山伯后敢于与之结为金兰;同窗三年,两心相知相亲,同学友情发展成为爱情,并且主动向山伯表达爱心,而且那么一往情深;山伯误了佳期,英台直至下嫁马家时,已经到了“断无消息石榴红”(李商隐句)的时候了,但她依然不改初衷,过山伯墓地,以死抗争,终得祭墓,天地为之感动,地裂墓开,英台纵身入墓,追求爱情理想的实现等。
所有这一切,都是有其深厚时代精神和人文精神依据的。
在整个故事中,她是那么积极、主动、热忱,女性主体意识表现得颇为充分、饱满,由董仲舒、班昭和大批封建文人建立起来的系统完备的女性礼教,在这里遭到了强劲的挑战,它留给人们的思想资料和精神力量是宝贵而巨大的。
(二)震撼人心的悲剧美
我们在论证历史发展的曲折复杂和任何文化思想都不可能时铁板一块的时候,在论证魏晋以至隋唐是女性生活相对宽松时期的时
候,验证了马克思的精辟论断:封建专制总的原则就是不把人当作人。
作为特别凝滞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阶段,魏晋有鲜明的特殊性,但它没有也不可能超越封建主义的“总原则”,它的文化思想总体上依然是封建主义的,女性在历史的曲折、回旋时期积极争取参与社会活动,争取男女平等,女性的主体性有所复苏,但是乘奔御风而起的人物在女性世界中毕竟是少数,而且又多表现出间接性,并没有超越男权中心主义的“总原则”,在不少情况下,依然是以男子为依托的,这从上文所列几例中均可窥见。
哪些亮点是从魔鬼的手指缝中漏出的,并非阳光普照大地。
包括祝英台在内,女性在继承传统文化的优良因素的同时,也或多或少继承了某些滞后的消极的因素。
这使她们往往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受到牵绊,无法跨出关键性的一步。
在劫难逃,悲剧总是要发生的。
作为民间文化的主要载体,梁祝故事并未违背这一基本的历史规律。
到了宋代,二程、朱熹提出了“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存天理,灭人欲”,儒家倡导的“礼”被道学化,,被提到了“天理”的高度上,董仲舒、班超构筑的沟迅速扩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至明代,由于皇上、皇后和封建文人的共同推行,这些“天理”达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魏晋时代崭露锋芒的反叛思潮此时已平静下去,女性再度被抛入了悲惨地狱。
梁祝故事在传播、发展历程中,是忠实地表现了这一历史真面貌的,使这个故事笼罩着一层封建主义的冷色,越到后来,其悲剧性越被强化,一些前所未有的重要情节出现了,反抗封建婚姻制度的斗争突出了、
激化了。
但是,民间文化中的悲剧和悲观是无缘的,它总是保持着理想主义的精神。
《梁祝》的理想,主要表现为“化蝶”。
“化蝶”是梁祝文化故事发展到成熟、完美阶段而出现的点睛之笔。
它不是天真文人的浪漫幻想,它是千百年来广大民众对两性关系的深邃体悟和求索的诗意表达。
爱情被毁灭了,但爱情的火种是扑不灭的。
看来作为民间文学的梁祝之所以得以流传,是因为广大的民众认可了它的文化内涵,或者说只有这样的民间才会产生这种文化作品。
哪里是源头,哪里是河流,已经不太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