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笔下的女性形象作者：郭纬航指导老师：康铁成摘要：苏童是当代别具风格的小说家，他建构了以女性形象为核心的自己的文学世界。
而在他塑造的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中，大多数女人以悲剧收场。
这既与男权制度对女性的长期统治所带来的深刻影响有关，也与女性人性的扭曲和心理的变态是分不开的。
关键词：苏童女性形象人性扭曲悲剧根源苏童是一位当代文坛中引人注目的优秀小说家，他的创作，风格飘逸灵动，他塑造了众多女性形象，最令人惊叹的是他对女性的强烈关注和独特的想象。
在其对女性的种种描写与剖析中，充斥着很多女人的战争及女人对男人的反抗。
在某些作家笔下代表美丽、善良、纯洁的女性形象，在苏童笔下变成了一个个在欲海里挣扎的疯狂女人。
“她们在证实自己生存意义及其价值的同时，把斗争的准星瞄准了自己的同类。
”[1]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女人之间的互相怜惜很少出现，就连姐妹反目、母女仇恨的事情也常有发生。
一、女性形象分析（一）颂莲《妻妾成群》讲述了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学生颂莲在家庭衰败之后嫁给了五十多岁的陈左迁做四姨太的故事。
“为了在陈府受宠，妻妾之间勾心斗角，颂莲在这场女人之间的战争中由‘新欢’到‘旧爱’，在自我与本我的矛盾冲突中走向了死亡的另一种方式——精神失常。
”[2]颂莲因其父亲生意失败自杀身亡导致家境败落并中断了自己的学业，当继母让其选择“做工”或“嫁人”时，颂莲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嫁人”。
“当继母说是做妾，名分委屈一点时，颂莲冷笑了一声，名分是什么，名分是我这样的人应该考虑的吗？”[3]（p38）这时的颂莲已经已经选择了自我放逐，一种迫于生存的自我放逐。
“新女性”颂莲甘愿去做陈左迁的偏房姨太，其本身就是对现代教育中“一夫一妻”制的绝妙反讽。
当她走进封建大家庭，人性的残酷一面就必然会凸现出来。
颂莲有着很强的适应能力，她一进陈府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角色——陈左迁的姨太太和旧家庭的新主人。
作为姨太太，她凭着自己的天生丽质去争得陈左迁的宠幸，积极寻求自己的家庭地位；同时又要提防着其他姨太太的妒忌和威胁；作为新主人，她又要在仆人面前树立威信，维护自己在家庭中的尊严。
在嫁入陈府的第一天，她就已经充分暴露出了阴狠自私的占有欲望和对“偏房”入主“正宫”的强烈自信。
虽然只是个“妾”，但在思想意识深处她满足于甚至骄傲于自己“妾”的地位，以至于才进陈府就对丫鬟雁儿等人说：“我是谁，你们迟早要知道的。
”虽然在嫁入陈府前她只是一个刚出校门的女学生，但在这场“女人的战争”中她毫不示弱，甚至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她因为嫉恨老爷半夜离开自己的房间去了卓云那里而在为卓云剪头发时剪烂卓云的耳朵；因为妒忌毓如“妻”的地位而在陈左迁身上洒香水以去掉她“最不喜欢”的“薄荷味”；因为嫉恨梅珊的被宠而始终与梅珊的交往不冷不热。
而在丫鬟雁儿面前，她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称得上是狠毒了。
“她可以凭借主子的名分，无视雁儿的感受仔细察看她的头上是否有虱子，可以因为闻不惯她头上的味儿而让她每天洗一次头，可以随便查抄雁儿的私人财物而问心无愧，还可以在私了的名义下逼雁儿吃草纸而得伤寒毙命。
而在逼迫雁儿吃了草纸之后，她并未获得快感，她的阴损与狠毒让她自己都感到恶心和心寒。
”[4]在这些用来争宠和打击对手的手段都一一使出之后，她是否又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了呢？她经常撒娇地询问陈左迁“我们四个，你最喜欢谁？”年轻与知识使她底气十足地藐视对手“她们算什么，我才不在乎她们呢！”可是面对陈左迁驾轻就熟的平衡权术时，她又显得孤芳自赏缺乏自信了。
追求“婚姻自主”和“恋爱自由”是五四以来新女性个性解放的象征符号，然而我们在颂莲身上发现这一象征符号，却并不是那么地鼓舞人心；“新女性”只不过是颂莲向男人邀宠的“砝码”，而“新式教育”也不过是颂莲“征伐”女人的计谋工具。
在颂莲和其他姨太太的明争暗斗中，“新女性”最终惨败于“旧女性”的故事结局，让所有读者都深深感受到了“新女性”的脆弱和尴尬。
虽然如此，“颂莲心中仍然存在对于世间美好的期待。
在对飞浦的微妙感觉中、在对箫的向往中都存在这一倾向。
那是颂莲心中美好善良的一面的灵光一现。
‘颂莲往往被飞浦的箫声所打动，有时甚至泪涟涟的’、‘颂莲易于被这种优美的情景感化，心里是一片秋水涟涟’，都是对此的体现。
颂莲和飞浦的交往并没有故意遮掩，对大太太的阻挠也毫不在意。
这一方面是她顺从内心的举动；另一方面是希望能跟飞浦走出那充满腐朽气息的家庭。
可是，现实并不会如她所愿，飞浦也不可能为了她而与家庭决裂。
但这一过程却透露出颂莲心中对美好、自由的向往，在她的内心深处仍存留着一点属于自己的心灵空间，虽然这一空间由于各种外来因素的挤占而变得狭小，但却不曾消失，那是她身处黑暗环境中的唯一一点光亮。
当这点光亮被泯灭，她就完全放逐，等待她的或许只有死亡。
”[5]（二）秋仪在《红粉》中，苏童呈现了一个颇具争议的主题——妓女改造。
最后，作者通过小萼、秋仪的不幸，宣告了一场改造妓女运动的失败。
秋仪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是相当引人注目的，她秉性刚烈、坚强、有主见，面对惨烈的现实敢于挺起腰杆抗争，在她身上有一种难得的“侠”气。
在人生道路中，她总是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活。
首先她拒绝了劳动改造而是选择跳车逃跑，当她逃回翠云房时，发现鸨母吞了她的血汗钱，她并没有像一般女子那样哭哭啼啼，而是威胁着要放火并从老鸨手上夺回财产。
她去投靠老浦，可老浦的软弱和浦太太的刻薄使她在浦家呆不下去。
接着她又打算回家，但是家门口那副破败贫困的景象唤起她对以前生活的痛苦回忆，在郊外盲目的游走中她决定在尼姑庵留下来。
秋仪决定出家，这其间要克制自己的多少欲望、多少渴求才能说服自己过这种青灯黄卷伴佛眠的生活，但是，天意弄人，当她回家奔丧后回来，老尼姑获悉了她的过去后将她赶出了庵门。
她只好又回到姑姑家中，但自己的家人也像避瘟疫一样嫌恶着她。
她终于明白只有柔顺的女性才能得到生活的赏赐，即便是像她这样的个性，最后也只能选择回归到一个男人身边。
“秋仪无疑成为了遍寻不到精神家园的‘精神流浪者’，她不是没有抗争过，但最终她认识到自己不管是逃离历史还是回归历史，不管追寻的是过程还是结果都毫无意义时，她终于自愿把命运交给男性正统文化来宰割，并回归到父权制度为她设计好的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她最终选择嫁给了那个鸡胸驼背的冯老五，成为了这个男人的妻子。
”[6]而在小说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个苦苦彷徨于“物欲”和“孝道”之间的女性。
“秋仪起初是想回家的。
她坐的黄包车已经到了她从小长大的棚户区。
秋仪看见自己的瞎子老父亲坐在门口剥蚕豆。
……在经过父亲身边时，秋仪从手指上摘下一只大方戒，扔到盛蚕豆的碗里，父亲竟然不知道，他仍然专心地剥着蚕豆，这让秋仪感到一种揪心的痛苦。
”由此可见，秋仪是有“孝”心的。
但试图回归亲情的初衷遭遇了生存困境的挑战，她害怕贫穷，所以排斥肮脏与贫穷的棚户区，物质欲望最终战胜了亲情，但不能因此就否认秋仪的“孝”。
当她把大方戒从自己的手上摘下来扔到父亲盛蚕豆的碗里时，她完成了自己纠结多年的心愿。
对于这份亲情，她内心的矛盾超乎想象，她背负着自己凄苦的命运，承载着几千年来传统文化对为人子女者的期待，成为了在困境中彷徨的“落魄者”和矛盾的“守孝者”。
（三）《妇女生活》中的三代女人《妇女生活》是由三个故事组织起来的——“娴的故事”、“芝的故事”、“箫的故事”，三个故事塑造了三位不同的女性，却由于娴的芝的母亲，箫是芝的养女这一根线贯穿为一个整体。
娴出生在一个经营照相业的小家庭中，但是在父亲去世后，这份家业就日渐衰落下去了，但在这样的一个即将破败的小照相馆里，不安分的读过女子高中、长相美丽的娴是呆不下去的，她终日做着她的明星梦，在电影画报中寄予着她那一丝飘渺的希望。
“娴以后的命运也就跟她的‘不安分’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8年孟老板的出现改变了娴的命运，使得娴终于投身于她梦寐以求的电影事业。
尽管孟老板是已有妻室的人，尽管他是电影圈里的猎艳老手，但娴已无暇顾及自己的地位，她成天想的是如何跟头牌明星争夺主角，如何让自己的形象在银幕上光彩照人。
悲剧的发生，在娴看来是由于她的不慎怀孕，更由于她怕疼不敢堕胎，以至于失宠于孟老板。
娴的后悔并不是短暂的，而是持续了一生，她的后半生也是在‘痛’中度过的，她将自己的痛苦转移到家人的身上。
”[7] 她认为自己的痛苦并不是因为自己的人格受到了侮辱，而是因为她失去了孟老板，失去了她原本应该享有的美好的、荣耀的生活，所以她一直有着一种“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感觉。
她将自己的痛苦发泄到家人身上，对自己的母亲她没有任何的感情，她可以骂母亲是贱货，可以在母亲脆弱的时候继续挖苦她，甚至可以和母亲的男人私通，从而间接地导致了母亲的自杀。
对于她的女儿芝，她很少哺乳，也很少给孩子换尿布，她想这孩子也许活不长，所以没有必要去履行母亲的义务。
这个时候的娴，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母性，她有的只有自怨自艾，她能做的只有无可奈何地消磨余生。
芝作为一个私生女，当她还在母亲腹中就注定了一生的不幸。
娴认为是芝的到来毁了她美好的未来，所以娴是不会施舍一点母爱给她，因此她也不会得到亲生女儿的感恩，相反芝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母亲把我生下来，就是让我承担她的悲剧命运，我恨透她了。
”生活在这样一个沉闷而无爱的家庭中，芝的性格是扭曲的，人格也是不健全的。
她仇视自己的家庭，也难以融入到别的家庭之中。
她和邹杰从生活方式到思维方式都难以融合在一起，也注定了他们婚姻的悲剧性。
而作为母亲的娴在邹杰面前言语轻佻，更令芝难以容忍的是——娴竟然偷窥她和邹杰的性生活！这如同一只苍蝇堵在芝的心里，她对母亲充满了防备和恐惧，因为芝知道自己的母亲是什么样的女人，最后她只能每天生活在自我制造的噩梦中。
芝的女儿箫从小生活在一个畸形的家庭中，作为一个从福利院抱回来的弃婴，这个家中几乎没有人在乎她的存在，她的外祖母娴说就当养只波斯猫玩吧！箫的母亲芝有精神病，从来不关心她。
她的养父邹杰还比较好，但是却对她的感情中却掺杂了性、糅合了情欲，这让十四岁的箫惊恐万分。
箫恨这个家，她恨家里的每一个人，为了要离开芝和娴，她在十六岁时就自愿报名去了农村插队，但是她吃不了苦，两年后又回到了家里。
生活把箫塑造成了一个现实而又带点俗气的女人，为了结婚有房子，她毫不迟疑地把养母送进了精神病院，对娴更是恶语相向。
箫的婚姻也是一个悲剧，结婚后的她，为了生计，处处计较，面对丈夫的外遇，箫是气愤的，满以为道德的力量在自己这一边，当她理直气壮地在街上羞辱了小杜以后，以为他会觉醒，然后自己回家来，没想到反而挨了小杜一记沉重的拳头，一句“我干下流事？我再下流也没跟自己的养父睡觉。
你这种女人，有什么资格来干涉我的自由？”把箫彻底击垮了。
她恨，甚至想亲手杀死那个负心汉，但是面对即将分娩的孩子，她拿起的刀又落在了地上，表面看来是因为阵痛，但是即使不是阵痛，箫也杀不了丈夫小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