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文化：变迁、整理与再造——读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札记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人教091 陆琦杨0901081017一梁启超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将目光投注到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即明清之际到民国初年的知识界，洞察学术演变中的潮涌和暗流，捕捉文化发展的大端与细节。

任公这一部讲义的第一节《反动与先驱》中开宗明义，指出其目的在于“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

”全书的结构就是在这一写作和讲演总目标的设定下组织、展开的。

从“纵”的时间流动来说，清朝三百年“学术变迁之大势”主要勾画的是前近代星空下中国知识思想界亦即“学者社会”翻涌着的内在思潮和鲜活着的外向特征；以“横”的共同时空的角度着眼，清儒之学术并非宋明时期朱子、王学的自然承绪和单纯膜拜，而因明清易代、儒林分化、西学输入和人心思变等因素综合作用发酵，以致破除旧障、别创新境，以新的学者、新的方法、新的眼光、新的精神开有清一代学术风气，导三百年文化发展之主流，终如伟大漫长的地质造山运动，于战火焚天、兵燹屠城的时代荒虚之中隆起一座座奇崛瑰丽之文化巨峰——其于中华数千年文化史之“贡献的分量和价值”重逾泰岳，殊具特色。

梁任公这部大书正是以这三百年的学术风云为线索，以明清至民初之学林诸巨擘大师为主体，纵论数百几至千种学者论著，为当时学生、后辈小子公允评述了清代学术各门类的成就，清晰勾划出清儒苦心孤诣用力之诸学科概貌。

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分十六节，计二十余万字。

通观全书，可以明显看出梁氏将十六节内容划分为相互联系的三大部分，着重论述了以下内容：第一部分，包括第一讲至第四讲，凡四节。

在这几节中，任公擎笔指向清代学术变迁与当时政治环境、社会条件变化之影响（侧重于政治方面），将三百年间的学术流变总趋势提挈明。

他指出“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1以及还有一个较为特殊的支流“排斥理论，提倡实践”2，认为其有着“再开出一个更切实更伟大时代的先驱”之重要意义。

第一节《反动与先驱》作为“楔子”，首先回溯宋明理学“明心见性”思潮对知识界思想圈的统治，继而论及王阳明学说末流积弊损害学术、戕害国是，造成明亡悲剧。

厌倦王学末流、憎恶空谈心性俨然是新时代学术“大反动”的总根源，回归实际、注重客观考察自然成为学术界对时代要求的一种动态回应。

于是，在“晚明最末的二三十年”中，初露了新学术时代的几大征兆：一）、王学自身的反动，刘宗周以“慎独”入手，舍空谈趋实践二）、自然界探索的反动，徐霞客、宋应星的著作代表了一种踏实精神，也是中国自古以来少有的自然科学成果三）、欧洲历算学之输入，西方新学的输入为当时闭锁于世界之外的中国学术界带来了新鲜空气，促进了经世致用思想的传布和传续四）、藏书及刻书的风气渐盛，藏书刻书风气的盛行，是对当时空言讲学的反动，为后世学者提供了有益工具五）、佛教方1任公对这一学术主潮的不足之处也看得分明：“可惜客观考察多半仍限于纸片上事物，所以它的效用尚未能尽量发挥。

”参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2“排斥理论，提倡实践”最极致者当属被梁氏概括为“实践实用主义”的颜（元）李（塨）学派。

面的净土宗反动。

宋明理学与禅宗关系深厚，净土宗的昌行，亦“从极平实的地方立定，做极严肃的践履功夫”并回过头来研究学理，在佛教领域扭转了禅宗“束书不观”之旧习。

这对清代学术潮流的发展有着导向性和交互性的影响。

第二节至第四节为“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之（上）（中）（下），其主要内容大抵是明末清初至于清末这一段历史时期的学术流变大势。

梁氏本人从政十余年，于政治现象对学术界之影响颇为重视，以至于用了三节的篇幅来分别说明清代顺康转轨、于学术界极有关系者，就是顺治、康熙两朝对待士大夫政策的转变乾嘉盛世、嘉道以降三个时期的学术界概况。

任公看到明亡对学界的莫大刺激：异族征服激发士林志气和学者对现实的关注，如顾、黄、王、颜等诸先生高擎“经世致用”的大旗帜，以绝大气魄对王学实行修正乃至革命，共同学术潮流的形成奔涌造成了清初时代学界的波澜壮阔。

但这些前明遗老“大刀阔斧打开局面，但条理不免疏阔”。

而康熙亲政后对汉族士子渐变高压政策为怀柔手段，皇帝本人亦向慕文化，倡导求学；兼之在清皇朝对全国的统治趋于稳固、社会日渐安定这一大背景下，以传入的欧洲历算学知识为重要推动力，开发出本土自然科学“新兴的机运”，推进了对人文学科知识（尽管还只是古典文献方面）的分析整理——由此，康熙二十年之后的传统学术界“日趋于健实有条理”，仿佛处在科学黎明的前夜。

然而随着康乾盛世的到来，清初众多的学派潮流逐渐衰熄，按照梁氏的划分，清初学术重要潮流约有四支：阎百诗、胡东樵之经学，开后来之乾嘉学派；梅定九、王寅旭之历算书；陆桴亭、陆稼书之程朱学；颜元、李塨一派的实践学自然科学的火花乍燃瞬灭，经世致用之学沦为纸上功夫；而考据学独盛，百余年间名家辈出，以至成为清代学术文化的代名词。

针对科学萌芽的衰灭，任公专重于政治原因的考察，也抓住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认为：一）、清朝袭用明代的八股取士，以科举制度扼杀了近代科学的萌芽；二）、耶稣会内部的分裂牵累了西洋学问的地位和输入。

而对于“古典考证学独盛”问题的理解，除去“把科学媒介人的失掉了”和传统学者不尚“奇技淫巧”的习气，梁启超“拿政治现象来说明”：雍正、乾隆两朝君主专制空前强化，雍正帝、乾隆帝父子大兴数十起文字狱、禁毁书籍，实现了专制君主对知识界的钳制，并将学者的思想自由剥夺殆尽。

在专制政治的重压下，学者们的聪敏才智“只有全部用去注释古典”，虽然“在文献上有意外的收获和贡献”，然整个学界的力量被长久消耗在几部古典著作上却是令人可惜扼腕。

在学术史上，这股专务注释古典、忠实研究经籍的思潮被标识为“汉学”，在乾隆、嘉庆两朝全面占领了学术界，乾隆朝开四库馆，汉学派占据四库馆，压倒宋学，取得全面胜利，标志着乾嘉汉学的顶峰涌现出为后世学者津津乐道的“乾嘉诸老”汉学派中又可以分为两个支派：一是以惠栋为中心的吴派，标榜“信古”；一是戴震领军之皖派，追逐“求是”。

此外尚有扬州、浙东二派，前者研究广博，后者最大贡献在史学上。

乾嘉学者的学风近似于近世科学的研究方法，梁任公名之曰“科学的古典学派”，其对中国传统典籍的整理阐发之全面、之成就可谓空前绝后。

按照梁氏举列的乾嘉学派工作的大概内容，有经书笺释、史料搜补鉴别、辨伪书、辑佚书、校勘等十三项，可谓精细而宏大。

“总而言之，乾、嘉间考证学，可以说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结晶体，合全国人的力量所构成。

”古语云：盛极必衰。

古典考证学在经历了乾嘉时期的全盛之后就“渐渐蜕变，而且大部分趋于衰落了”。

就政治形势与学术界的互动而言，嘉、道以降，文字狱渐趋平息，君主编织的网罗大为疏阔，对士大夫的思想控制稍稍放松，这为有识之士走出书斋，迈进社会提供了条件；乾隆盛世之后的清王朝面临着深刻的统治危机，社会矛盾尖锐、积弊丛生，引发了朝野普遍的“衰世”、“末世”之忧，令人不安的政治社会现实催促了清初经世致用精神的复苏，常州学派的新兴正是这一新时期经世思潮之代表。

龚自珍和魏源是这一新精神的杰出代言人“经世致用”的再生对统治着嘉、道年间学界的考据学造成了不小的冲击，预言着新时代的来临。

咸丰、同治年间，全国或局部地区陷入长达二十多年的战争状态，内外交困，特别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其不仅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也令学术界受到波及，作为文化中心的江浙皖地区遭受战火洗劫，公私藏书荡然无存，未刊之著述稿本散亡不少，许多耆宿学者遭难殒身，后辈在应受教育之龄多半失学考据学“本已在落潮的时代，到这会更不绝如缕了。

”以考据为本的汉学派又因门户森严、支离破碎而惹起人心厌倦，与之对立的宋学得到复兴；从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看，晚清在列强的坚船利炮下被迫重开国门，洋务运动为发愤图强之目的而兴起，从内外因素上引发了国人学者对于西学的接触、讲求。

而对外战争的失败、丧权辱国条约之签订对国人精神思想之刺激绝大，“把空气振荡得异常剧烈，于是思想界根本动摇起来”——学术界的眼光遂渐从传统学术中的汉宋之争，今古文经之辩移向“外来思想之吸受”，进而演至“新”“旧”之论战，竟而牵涉政局变革、影响社会风气。

以上所叨叨絮絮之三百年学术流变，用第十节《实践实用主义》的开头第一句来概括就是：“有清一代学术，初期为程朱陆王之争，次期为汉宋之争，末期为新旧之争。

”可谓简明至矣。

三本书第二部分，包括第五节至第十二节，凡八节。

第二部分篇幅最多，占全书十六节的一半。

其分量亦十分重要，试图包举清初学界纷呈迭出之学术潮流及其代表人物，描绘出前现代时期波澜壮阔之学术黎明期气象。

梁氏本人在第五节《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主讲黄宗羲，先导以孙奇逢、李颙，附之以浙东诸儒、李绂论及黄梨洲的《明儒学案》提出了著述学术史的“四个必要条件”：第一，全面性；“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

”第二，概括性；“叙某家学说，须将其特点提挈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

”第三，客观性；“要忠实传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

”第四，人格呈现性。

“要把个人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

”参照这几项标准，第二部分的八节内容尚经受得起检验——这部分基本上将有清一代重要的学术学派和学者囊括其中，并以鲜活笔调还原其面相行迹，以简明言辞复刻其思想精神，三言两语即可令读者感受到传主人物的品格。

任公著文常带感情，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亦然，但彼对各学派诸儒立论、批评都颇为中肯，其所居之位置甚为公允。

试简述如下：第五节《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以黄宗羲为中坚展开，简要叙述了明清之际至于康雍之时的王学之流风余韵。

孙夏峰、李二曲等老辈以“倔强坚苦的人格”予“当时学风以一种严肃的鞭辟”；黄梨洲则以卓越的创造力在诸多领域奋发了中国十七世纪的学术热情：将王学的内观参悟功夫修正为外向实行主张1；写作具有朴素民主启蒙思想的《明夷待访录》；对《明史》之修成有大贡献，撰写两部学案等，堪称清代史学开山之祖；涉足经学、历算、文丛编辑诸多方面树先驱之旗帜；李绂则是清代王学最后一员健将，品格绝高，结束江右学派。

第六节《清代经学之建设》叙及四人，顾炎武、阎若璩为主角，胡渭、万斯大为附录。

顾炎武为明清之际大学者，以巨大气魄破坏晚明空洞学风，高标“经学即理学”之旗帜，梁任公即以此称其为清学开山之祖。

亭林先生学术之最大特色，“在反对向内的主观的学问，而提倡向外的客观的学问”，而其一生周游四方，1黄宗羲将王阳明“致良知”之“致”字解释为“行”字，足见他厌恶晚明空疏荒废、清谈性命的学风，爱好实践考察的思维倾向。

践履实行，用严正的规律来规律自己，鼓吹学人的社会责任，擎起经世致用之大旗，将此一份理想人格和学问精神付之实现，真可谓后生小子如我辈者之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