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法道家治国方略浅析[摘要]中国古代治国思想极其丰富，其演变脉络环环相连，从孔子“以德治国”再到商鞅、韩非主张的法治思想,后又演变为汉武帝“以德、以法治国”并重的思想。
唐朝以后统治者则实施"德主刑辅"的治国方针。
治国方略也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态势。
[关键词]儒家法家道家治国方略思想中国古代治国思想极其丰富，其演变脉络环环相连，从孔子“以德治国”再到商鞅、韩非主张的法治思想,后又演变为汉武帝“以德、以法治国”并重的思想。
唐朝以后统治者则实施"德主刑辅"的治国方针。
治国方略也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态势。
就治国方略的影响力而言，主要有儒家的“以德治国”、道家的“无为而治”、法家的“以法治国”。
当今中国“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就是在借鉴古代治国思想的基层上提炼出来的。
一、儒家治国方略儒家治国方略是“以德以礼治国”，主张以“仁爱”作为德之核心，高度重视伦理道德的价值，重视人格及人际关系的和谐，以达社会有序稳定之目的。
（一）重仁政何为“仁”？“泛爱众，而亲仁”，“仁者“爱人”。
何为“政”？“政者，正也。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仁政就是统治者要以德待民，反对苛政，自己要以身作则，先行仁德，这样才能达到治民安民之目的。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儒家政治思想体现出用“礼治”对“德治”进行规范，孔子认为“不知礼，无以立也。
”而治国则必须“齐之以礼”。
他甚至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只有通过“礼治”才能达到“德治”的目的。
“仁义道德，非礼不成”，“礼者，君之大柄也。
”（二）重和谐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和谐”，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正是以“和谐”为最高目标。
“修身”是追求身心的和谐，讲的是个人的身心和谐。
这是第一步，是为了能更好地齐家、治国、平天下。
“齐家”是家庭和谐的途径。
先齐家，后治国。
在个人身心和谐的基础上，实现家庭的和谐，然后再从家庭的和谐扩展到社会的和谐。
“治国”是构建社会的和谐。
儒家认为，统治者只有做到与民同乐、与民共苦，做到权为民作用，利为民所谋，做到为政清廉，做到与民和谐共处，做到宽厚为政，才能实现国泰民安的社会和谐目标。
“平天下”是最终的和谐，也是和谐的最高理想。
“平天下”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后环节，也就是实现儒家的最高理想，即建立“大同社会”。
（三）重富民儒家非常关注民生，“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在其思想中始终有以民为本重“富民”的倾向。
儒家常常将民生置于优先的位置来认知和讨论。
“富民”是国泰民安的前提。
首先，“富民”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
现实的经济利益决定人民的意识，所谓“恒产决定恒心”，“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
其次，只有“富民”才能国安。
只有富民才能赢得民心，赢得民心是统治合法、合理的最终依据，得民心者得天下。
“富民”是政府天职。
儒家以“为民父母”为喻，“富民”是统治者的责任，《孟子·滕文公章句上》中讲到“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治人者”天然负有“富民”之责。
（四）重贤教重教任贤是“以德治国”重要的一方面。
孔子强调要“选贤与能”，倡导知人善任，反对求全责备。
儒家重视“教化”，这也成为历代王朝统治者所遵循的治国之道。
《潜夫论.德化篇》中提到“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
“人君之治，莫大于道，莫盛于德，莫美于教，莫神于化”，由此可以看出，“教化”被提到了极高地位。
儒家认为人才是治好国家的先决条件，所谓“学而优则仕”，教育作用之一即为教化民众，培养治国之才。
“为政在人”，儒家主张最有才能的人应成为国家政治领导;主张打破常规，破格任贤，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儒家的重贤教思想影响深远，也促使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教育，把教育看作立国之本。
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使秦国迅速富强起来，为统一六国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抑工商中国自古就有“士农工商”一说，由此可以看出“工商”处于末位，也可以看出当时对工商业者的歧视。
商鞅则是把对工商业者的歧视开始转化为抑制。
商鞅变法规定，禁止百姓弃农经商，凡是因经商和怠惰而致贫的，全家一起没收为官奴。
《商君书·农战》中指出，如果国家听任工商业者发展而不让他们去创造财富，人民就会逃避农战，从而不利于国，这也就是法家抑制工商的原因。
在古代人的思想中，工商业者多为奸诈之徒。
从历史上看，商鞅和秦始皇都曾经凭借国家暴力掠取商人的财产而为国家所用。
在秦统一六国之后，基于法家治国思想的引导，对商人进行很大的限制。
在国家本位思想的指导下，法家以强君权，重农业，抑工商的政治思想为基础，以加强中央集权，坚持法治，实行新的选官制度为手段，体现了他们建设对社会政治秩序的独到的思考。
三、道家治国方略道家的“无为而治”是一种独特的治国理论，其重点“无为无不为”，“无为”的结果反而可以“有为”。
“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三章）。
（一）尊重自然，海涵宽容道家眼中的理想世界是不争与和谐的混沌状态，他们认为要达到这种状态，必须要遵从自然和事物的客观规律和人的本性。
要顺应客观，尊重自然，既不有为，更不乱为。
要求统治者不以一人之智为智，而应以众人之智为智，要海涵宽容。
强调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要遵从各自的自然本性，只要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能和谐地共存于一个体制之中，各自找准各自的位置，在国家中各自发挥各自的作用，便能“各不逾矩，彼此相安”，强调统治者虚静处下海涵宽容是建立和谐统治秩序的重要前提。
（二）顺遂民情，无为而治道家反对用外在力量区改变人的自然本性，反对道德仁义的狡猾。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第五章）。
他们认为，道德、仁义、孝慈爱是人类生来就有的，是先天性的自然本性，无须提倡而存在，所以治国者就应该“不仁”，过度的提倡仁义道德反而会在利益驱动下造成伪道德出现，从而导致真道德的丧失。
在道家眼里，治民如同种庄稼，要顺遂其性而深耕细耘之，否则带来的只能是彻底的失败。
（三）崇俭戒奢，修身养性在道家看来，高明统治者治国必须从自已做起，他们认为统治者必须率先垂范是治国的重点。
认为统治者恢复人的自然本性作为其修身的第一要务。
具体而言，一要节俭。
道家认为只有节俭，珍惜生命、精力，才合乎自然本性。
老子就曾说过“去甚，去奢，去泰”。
二要知足。
他们认为，统治者要懂得知足，适可而止，知足常乐，方可远离灾祸。
三要慎刑。
他们主张统治者要认识到重刑罚在治国上的巨大局限性。
道家认为,依靠强制力治国是典型的妄为,这种做法违背了自然好生爱德的本性,是不可行的。
（四）无知无欲，返朴归真道家认为社会是由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组成的，恢复人的自然本性，固然首先取决于统治者“道法自然”，清静无为，但同时也要求民众无知无欲，返朴归真。
道家认为只有双方共同致力于“无为”，方能从根本上解决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建立起朴素自然的社会管治秩序。
因此，他们主张对广大民众采取愚民政策，既不诱发民众的物质欲望，也不使其拥有知识，更不让其关心国家大政方针。
如何使广大民众“安性命之情”？道家的观点是将人的社会性消除到最低程度，只保留人的生物性。
道家“无为而无不为”、“清静为天下正”的治国宗旨之本质属性于此可见一斑。
四、三家治国方略评议(一)各具特色，各有不足儒家“以德治国”的优点是其看到了“德治”的巨大作用，强调“心服”与“民心”向背的巨大作用，这是有深远意义的。
“德治”论特别强调修身正心与德政礼治的联系，把道德的自律与他律统一起来，对人们起到了重要的行为约束作用，对提高民族文明素质、稳定与发展社会都有不可估量的巨大意义。
但是“德治”论的优点恰恰也蕴含着它的缺点。
它片面强调了“德治”的作用，走上了“德治”决定论的偏执之路。
如孔子认为只要实行“德治”，“则四海之内无刑民矣。
”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
法家治国的特色是强调法治，甚至提出了“法治”的重点是“治吏”的重要思想。
这在传统的“人治”社会是很可贵的，因为只有“德怀”而无“力摧”是不可能长治久安的。
但是法家的优点也隐藏着他的缺点。
他们反对“德治”，强调“法治”的永恒作用，亦走上了绝对化、片面化之路。
如他们主张滥用刑罚，用重刑罚轻罪，而且相信只要用重刑就能使“君子与小人俱正，盗肠与曾、史俱廉”，使君子与小人都能走正道。
这就把“法治”的力量神圣化了。
道家的“无为而治”，强调在自然规律面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道家的“道”即指“天道”或称“天则”。
“无为”就是不能违背“天道”之意。
在古代中国思想家中像老子这样强调要遵循自然规律治国者，实属罕见，仅此一家。
但道家对“德治”与“法治”，只强调自然，也有偏执之嫌。
（二）优势互补，三治兼用儒法道三家治国方略各有所强亦各有所弱，但三派却互相对立各不相让。
东汉王充力主“文武张设，德力具足”，认为“夫德不可独任以治国，力不可直任以御敌也。
韩子之术不养德，堰王之操不任力，二者偏驳，各有不足。
堰王有无力之祸，知韩子必有无德之患”(《论衡·非韩》)。
主张“德”、“法”结合治国，偏一不可。
总之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治国方略，用得其道，避其所偏。
最好的办法是对三家治国方略各取所长，优势互补，三治并用。
历史证明，在社会比较稳定的年代，统治者多采用“王霸兼用”的方略，而每当战乱之后新王朝建立初期，社会急需休养生息，统治者多采用“无为而治”方略。
（三）渊源密切，共生共荣儒、法、道三家虽在治国方略上相差很大，但他们之间在根本上有许多共同点。
首先，他们在思想渊源上有密切的联系。
儒、道创始人曾有过思想交流。
孔子曾向老子求教过，肯定老子的“无为而治”。
法家韩非子与儒家荀卿有师承关系。
荀子是儒法杂之，韩非思想亦受某些儒学影响。
韩非思想中也有一些老子道家思想，称赞“人生之道，静退以为宝”。
由于儒、法、道有某些共同的历史思想渊源，所以他们在其治国学说上虽有差异，但一些共同点却是根本的。
一是目的相同。
其目标都是为忠君爱国，都是为国长治久安。
他们的治国方略都是以君主专制主义为中心。
儒家“德治”被称为“王道”，目标就是治国平天下;法家“法治”被锁定为“帝王之术”、“君主之道”;道家的“无为而治”，虽不如儒法明显，但也是为帝王提供治国之策的。
老子常以“圣”、“上”称谓开明的君主统治者。
二是都重视“民”的作用。
强调“以民为本”，民本主义成了他们的共有传统。
孔子提出“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认为“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
孟子更进一步提出了“民为贵，社樱次之，君为轻”的思想，这都充分体现了儒家治国思想中的民本精神。
道家认为“无为而治”最符合百姓的希望与要求，可使民不争、不盗、不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