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介词“对”及其句法功能研究综述“对”是现代汉语常用介词之一，具有多种语法意义。
本文从介词“对”的语法意义、“对”字结构及其句法功能、“对”与相关介词的替换关系、“对”的语用和篇章功能四个方面出发，总结和分析了近三十年来现代汉语介词“对”的研究，并对相关课题的研究提出了初步设想。
标签：介词“对”“对”字结构“对”字句一、引言“对”是现代汉语中最常用的介词之一，具有多种语法意义，是当代介词研究中最受瞩目的个案之一。
本文从介词“对”的语法意义、“对”字结构及其句法功能、“对”与相关介词的替换关系、“对”的语用和篇章功能四个方面出发，总结和分析了近30年来现代汉语介词“对”的研究，并对相关课题的研究提出了初步设想。
二、介词“对”的语法意义研究吕叔湘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将介词“对”的意义和用法归纳为以下两种：①指示动作、行为的对象；朝；向。
②表示对待，用法大致同“对于”。
a.表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能用“对”。
b.“对……”可用在助动词、副词的前或后，也可用在主语前（有停顿），意思相同。
c.对……来说。
表示从某人、某事的角度来看。
有时候也说“对……说来”。
傅雨贤等（1997）对介词“对”的意义和用法进行了全面阐述，将“对”的意义和用法归纳为四种：表示方向的“对1”、表示对象目标的“对2”、表示对待关系的“对3”、表示涉及关系的“对4”。
李琳莹（1999）也把“对”的意义和用法分为四种：“对1”介绍具体的言语行为或动作行为面对的对象；“对2”介绍心理或情感态度所对待的对象；“对3”介绍主要动词①表示的行为所针对的对象；“对4”介绍判断、描写或叙述所出发的角度。
任明（2002）认为“对、对于”具有六种表义功能：一是受事关系，二是限定关系，三是被述说关系，四是同位关系，五是述说关系，六是客体关系。
金昌吉（1996）和陈昌来（2002）对现代汉语介词进行了系统研究。
金昌吉认为，汉语以介词为标记的“格”有六种：主体格、客体格、邻体格、时地格、根由格、关涉格。
他把吕叔湘的“对1”归入了邻体格，“对2”归入了关涉格（金昌吉，1996）。
陈昌来将汉语介词分为八大类②：主事介词、客事介词、与事介词、境事介词、凭事介词、因事介词、关事介词、比事介词，介词“对”具有客事介词、与事介词、境事介词、关事介词四种用法（陈昌来2002）。
吉庆波（2006）认为，介词“对”可以介引六种语义成分：受事、成事、使事、涉事、位事、止事。
此外，郭德润(1981)、周小兵(1997)、王景丹（2001）、孙蕾（2006）等也对介词“对”的意义和用法进行了研究。
从上述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随着研究者视角的变换，对介词“对”的意义和用法的挖掘越来越深：起初研究者们多从介词“对”的介引成分的意义出发，后来关注到“对”字短语所修饰的动词的语义类别，进而开始探究介词”对”的介引成分与谓语动词之间的深层语义关系。
不过，对介词“对”意义和用法进行细致的分类和描写固然重要，但研究者们似乎忽视了介词“对”的各种用法之间的关联性。
我们认为，“对”作为一个集多种语法意义于一身的介词，其各种语法意义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关联性，利用当代语言学理论，分析和解释这种关联性将是一个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课题。
三、“对”字结构及其句法功能研究“‘对’字结构”是指介词“对”与其介引成分构成的结构单位。
本节主要从介词“对”的介引成分以及“对”字结构的句法功能两个方面来归纳学术界的研究。
介词的介引成分一般称为介词的“宾语”，汉语的介词必须带宾语，不允许介词悬空现象，介词“对”也不例外。
一般认为，介词的宾语只能由名词、代词或名词短语充当；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既然动词后边的宾语可以是谓词性的，介词后边的宾语当然也可以是谓词性的”。
傅雨贤认为：表示方向的“对1”“只能与带有方位性质的词语组合”；表示对象目标的“对2”的宾语“多由表人的名词性词语或机关、团体、单位名称来充当”，“如果事物名词充当“对2”的宾语，事物往往被赋予了人的意志”；表示对待关系的“对3”和表示涉及关系的“对4”“都可以引进人物、事物名词语或动词性词语充当宾语”（傅雨贤，1997）。
邓文斌认为，作“对”的宾语的谓词或谓词性短语、句子，在表层结构中是静态地被当作一种“事件”看待的，具有指称性，表现了体词性特征。
（邓文斌，1996）我们认为，体词性与谓词性的划分，表面上看是介词“对”介引成分的语法属性问题，实则是句法问题。
介词“对”可以介引谓词性成分的价值在于，谓词性成分表达的是一个事件。
当代句式语义研究普遍认为，句子表达的是事件结构，如果介词“对”本身引导一个事件，那么势必与含有“对”字结构的句子形成某种嵌套结构，形成复杂事件结构。
显然，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问题关注得还不够。
介词短语的句法功能曾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汉语语法研究中的热点课题，当时国内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介词短语只能作状语、定语、补语，不能作主语、谓语和宾语；另一种观点是，介词短语除了可以充当定语、状语、补语外，还可以充当主语、谓语、宾语等句子成分。
“对”字结构主要有两种句法功能：一是作定语，如“以上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一点看法”；一是作状语，如“我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
“对”字结构充当状语的句子，学术界一般称为“对”字句③。
林莉铭（2005）曾对“对”字结构作定语和作状语的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是：书面语中充当状语和充当定语的比例是5：2；口语中的比例为43：6。
不过这一统计的样本较小，且没有考虑到“对”的不同意义和用法。
首先来看“对”字结构作定语的研究。
袁毓林（1995）在配价语法理论的框架下，对作定语的“对”字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
袁毓林采用降格述谓结构（downgraded predication）来刻画二价名词的语义结构，例如，“意见”的语义结构可以表达为：“意见：看法”，在这里，述谓结构“某人对某事”相当于一个语义特征，用以表示二价名词“意见”的配价要求。
袁文主要讨论了表示“某种观念/情感类二价名词”出现的各种句式及其变换关系，发现介词“对”在引导动词性成分的配项时，主要用于指示动作所针对的对象（如“小王对我笑了笑”）；“对”真正用于指示动作受事（如“我们对你完全信任”）、表示对待关系（如“老团长对我很关心”）的不多见；在表示对待关系时，介词“对”主要的语义功能是引导有价名词的配项（1995：54～55）。
刘顺（2003）把可以进入“N1+对+N2的N”的二价名词分为四类：情感态度类、意见看法类、作用效果类、方针政策类。
林莉铭（2005）认为，能够出现在“N1+对+N2的V”结构的N2大多是动词的受事，这一结构充当主语或宾语时，对谓词有一定的要求：谓词首先可以是表示“存现、显示”义的动词；继而是表示“产生、使成”意义的；最后是表示“评议、估量”意义的。
以上研究主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对”字结构作定语时所修饰的中心语的特征；二是含有“对”字结构定语的句子的谓语中心语的特征。
袁毓林（1995）进一步假设，“陈述形式‘NPa对NPb+V[+有]+N’是指称形式‘NPa对NPb的N’加上动词V构成的”，认为，“V[+有]”的作用与虚化动词的作用④有相似之处，“V[+有]”的作用在于加在二价名词N的前面造成一个谓词性的构造，使降格主语NPa和降格宾语NPb能摆脱N的束缚，提升为连谓结构中的主语和宾语；也就是说，动词“V[+有]”是造成NPa和NPb提升的杠杆。
为了说明NPa和NPb的提升机制（mechanism），袁毓林“进行了个不一定十分贴切，但比较直观的化学类比”, 即“‘V[+有]’像还原剂一样，把指称形式‘NPa对NPb的N’中处于黏着状态的NPa和NPb还原出来，提升为主语和宾语；与此同时，V[+有]与N组合成动宾短语，像发生氧化反应一样化合成一个语义整体（相当于VF），使NPa 和NPb成为这个新语义单位的施事和受事”。
袁毓林的这一假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他给学界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介词“对”与虚化动词（也称形式动词）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句法互动关系呢？针对“对”字结构作定语，学界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是“对”字短语存在的歧义问题。
袁毓林认为，造成“对厂长的意见”这类“对NP的N（X）”产生歧义的主要原因在于“NP和N（X）之间存在两种不同的隐性语法关系，从而导致‘对NP 的N(X)’有两种不同的层次构造”。
在“厂长”作“意见”的降格主语的情况下，“对厂长的意见”是介宾词组，其层次构造是“对||厂长的意见”。
在“厂长”作“意见”的降格宾语的情况下，“对厂长的意见”是定中词组，其层次构造是“对厂长的||意见”（袁毓林，1995：37）。
刘顺（1998）归纳了歧义的两种类型：一种是“对+N+的+V及物”，如“对沈先生的误解”；另一种是“对+N+的+N2”，如“对孩子的态度”。
张宝胜（2002）运用配价语法理论分析后，得出结论：当中心语为二价实词时，N1是指人名词，N也可能是指人名词时，此格式便有歧义的可能。
在言语交际中，语境可以帮助排除歧义，以往针对“对”字短语的歧义问题的研究，大多是在短语层面上进行的，如果从句子的层面看，这些歧义是否还存在呢？这提示我们应该从构式入手，对含有“对”字结构的句式进行研究。
针对“对”字结构作状语，即“对”字句，学术界进行了多角度的探索和研究。
徐枢（1984）归纳了“对”字句的五种主要格式：1.名1+对+名2+形；2.名1+对+名2+动(不)；3.名1+对+名2+动(及)；4.名1+对+名2+动(及)+名3；5.名1+对+名2+动(及)1+动(及)2。
这五种格式描述和分析了各种“对”字句中充当谓语的形容词、不及物动词、及物动词等成分的语义特征和语法特征。
林莉铭（2005）认为，“对”字结构作状语时，“对”介引的X与谓语、宾语，甚至补语都存在一系列隐性的关系。
如果谓语部分是V，“对”介引的X是V的隐性受事，也就是V的直接题元；如果谓语部分是V+O，X是V所针对的对象，是V的间接题元，“对+X”和“O”还可以构成偏正短语“对X+的+O”；如果谓语部分是V+C，凡补语C语义指向动词的，X是V的隐性受事，凡补语C语义指向主语的，X与V没有任何联系。
介词“对”引导受事的“对”字句很早就引起了研究者们的关注。
傅雨贤(1981)归纳了“对于”句式与主谓宾句之间转换的三种情况：一是可以直接转换的；二是无法转换的；三是经过适当的删改，可以转换的⑤。
宋玉柱(1981)分析了“把”字句、“对”字句、“连”字句这三种句式的语法意义，并从谓语部分的动词结构以及所介绍的受动成分的性质两个方面考察了三种句式的区别。
虽然这篇文章侧重于“把”字句研究，但仍可以算是“对”字句早期研究中的一篇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