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冼星海创作道路的发展对他创作题材、体裁、风格、和成就的关系冼星海是我国近代音乐史中一位多产的作曲家，他一生创作了２００多首群众歌曲、４部大合唱、２部歌剧、２部交响乐，４部交响组曲、１部交响诗、１部大型管弦乐曲，以及许多室内性的器乐独奏、重奏和声乐独唱曲。
这些众多作品与他一生的创作道路的演变有着生动的联系。
一般讲，在他创作生涯的初期（即留学法国的时期），以创作室内性的器乐、声乐创作为主（如他的女高音、单簧管、与钢琴三重奏《风》等）。
而在他１９３５年回国以后的创作成熟时期（即上海、武汉、延安时期），他写下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各种类型的声乐作品，其中包括为电影、话剧所写的配乐和插曲（如独唱曲《夜半歌声》、合唱曲《拉犁歌》、《茫茫的西伯利亚》等），为抗日歌咏活动开展所写的各种形式的群众歌曲（如著名的《救国军歌》、《到敌人后方去》、《游击军》、《在太行山上》等），以及为进一步推进抗日民主根据地音乐活动而写的几部大型声乐套曲（如《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等）和其他大型声乐作品，如歌剧、歌舞活报等。
而在他的创作后期（即他居留在苏联的时期）他写下了一生中所有了各种类型的交响音乐（如他第一、第二交响曲，及管弦乐《中国狂想曲》等）和以古诗词和现代诗词所创作的艺术歌曲。
所有上述作品，特别以他１９３６至１９４０年所写的声乐作品，其社会影响最大，历史影响也最长，是我国近代音乐文化中的一份宝贵遗产。
他以自己辛勤的劳动，通过各种音乐体裁，全面、深刻地反映了处于三、四十年代的我国人民群众的复杂的斗争生活和丰富的内心感受，并且创造了无数生动的艺术形象。
冼星海的创作风格和成就主要表现如下几点：一，他始终不渝地坚持了以聂耳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战斗传统，并且以自己的天才和毕生的努力进一步发展了这个传统。
他的创作绝大部分都取材于现实生活，选取与当时政治斗争密切联系的、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题材。
无论是交响音乐、大合唱、歌剧、群众歌曲、抒情独唱曲、以及儿童歌曲等等，都鲜明地贯穿着爱国、救亡、抗日、反帝、反封建等革命斗争的主题。
这些主题正是我国三、四十年代中国人民生活和政治斗争中最迫切的问题，也是一切革命者所最关心的问题。
二，冼星海和聂耳一样，对音乐创作的革命倾向性以及对以音乐创作为政治服务的认识，不是很肤浅地认为仅仅是一个题材问题，更不是单纯喊喊"政治口号"的问题，他要求自己坚定地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正确地认识现实，深刻地反映现实，以强烈的革命热情去反映人民的斗争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感情。
他的许多创作不仅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坚决走向反帝斗争最前线的生动形象，反映了人民群众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而且还以强烈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向人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预示了斗争必然取得最后胜利的前途。
三，和聂耳一样，他也十分重视塑造工人、农民和一切被压迫的革命群众的形象。
工农大众和革命群众始终是他创作的中心、是他创作的基本对象。
他成功地通过自己的创作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的革命群众已经从斗争中掐脱了枷锁，拿起了武器，并且在反帝斗争的道上昂首阔步地前进着!四，和聂耳一样，他很注意与群众密切地结合、使自己的音乐真正达到深刻性与易解性的统一。
因此，他特别重视形象的鲜明、生动，音乐语言的通俗、易懂以及构思的清晰、严整。
同时，也反映在他对群众歌曲、大合唱体裁的重视，对声乐创作形象性的重视以及对器乐创作标题性的重视。
五，和聂耳一样，他并不把对民族风格的追求单纯看作为一种创作技巧的"标新立异"，或仅仅作为一种特殊色彩的"探求"来对待；而是把创作中的民族风格问题作为自己如何与群众相结合的问题来对待，作为真实地反映生活、表现人民的思想感情的创作原则来认识的。
因此，他不仅重视创作中吸取我国民间音乐在形式、结构、音调、调式等方面的特点；同时他又努力地去体会蕴藏在民间音乐中的民族精神和气质，并且用它们来表现新的时代、新的生活和新的思想内容简述贺绿汀３０年代音乐创作的特色、成就、和影响作为一位作曲家，贺绿汀在国立音专学习期间首先引人注目的是他为了响应著名俄罗斯音乐家关于"创作有中国风味的钢琴曲"的征集，他先后创作了钢琴曲《牧童短笛》、《摇篮曲》、《闹新年》等)。
这些钢琴曲确实以其清秀、朴实、优美、动听的音乐语言深深打动了音乐界的同行和广大音乐听众，并为中国钢琴音乐的发展、也为他后来的器乐创作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当时，他也像其他音专同学那样创作了一些古诗词的艺术歌曲和儿童歌曲等，但这些创作都没有他从救亡歌咏运动及抗战初期("相持阶段"以前)这一阶段所写的电影音乐和抗战歌曲影响突出。
从他的电影音乐创作(包括为话剧所写的音乐)中可以看到聂耳、任光创作的同类音乐作品对他的影响，即很注意通过抒情、委婉的旋律对剧中人物的内心作深入的刻画，如电影歌曲《秋水伊人》（又名《思母》）及为话剧《复活》所写的插曲《怨别离》等。
他也很注意这些歌曲风格的民族化和大众化的探讨，如电影歌曲《春天里》、《天涯歌女》、《四季歌》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转向以群众歌曲为主的方向。
在他所写的抗日歌曲中有一部分仍保持着民族化、大众化的传统，如《上战场》、《保家乡》等都以其十分通俗、亲切的风格而受到群众广泛的欢迎。
还有一些作品是他力求以严谨的结构，质朴流畅的音乐语言和冼炼的手法所写的进行曲性质的合唱曲，如他在八路军总部所创作的著名的混声合唱曲《游击队歌》、和他在武汉时期所创作的混声合唱《胜利进行曲》(之二)等，都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抗战初期那种浩气冲天的英雄气概和对斗争必将取得胜利的坚定信念。
为了抗日歌曲的艺术性和多样性发展，贺绿汀后来还创作了格调清新、乡土气息浓郁的无伴奏混声合唱《垦春泥》和具有强烈悲愤的激情、接近于歌剧咏叙调那样的艺术歌曲《嘉陵江上》等。
这些作品不仅在当时获得音乐界和广大群众的高度赞赏比较聂耳与黄自的音乐创作特色、成就、和影响聂耳与黄自音乐创作的特色、成就。
和影响的共同点表现如下：一，他们同处在中国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复杂的本世纪３０年代，他俩都以声乐创作作为自己一生音乐创作的主要方面来对待；二，在作品的题材内容上他俩都以面向现实生活为主，而且都比较关注结合"九一八事变"后全民自发掀起的救亡抗日爱国运动；三，他俩对待音乐创作都比较重视旋律在整个音乐形象塑造中的突出地位，都比较注重曲调的优美动听和音乐语言的通俗易解；四，他俩在各自的音乐创作中都比较重视对音乐民族风格的追求及对音乐时代精神的反映，因而都拥有各自的崇拜者和追随者，而且他俩的创作后来都被各自所属的艺术圈子中看作是我国３０年代具有代表性的旗帜；聂耳与黄自的音乐创作特色、成就、和影响的不同点表现如下：一，在聂耳音乐创作的题材内容突出地倾向于反映中国各被压迫阶层的现实生活和表达他们力求摆脱剥削阶级压迫、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以及向往自由平等美好生活的愿望；在黄自音乐创作的题材内容上比较明显地反映当时我国知识阶层的爱国主义感情和他们热爱生活、热爱和平的生活理想；二，在聂耳的声乐创作中有意识配合当时"左翼"电影、戏剧演出的需要，写了许多密切结合剧情发展的抒情性独唱曲、或战斗性齐唱曲；而黄自的声乐创作更多从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需要，写了许多艺术性较强的、以音乐会演出和音乐课教学的独唱曲和各种类型的、富于相当富于合唱效果的合唱曲；三，在聂耳的声乐创作中以创作工人题材的歌曲为中国近代音乐历史开创了最先的、也是最成功的先例；在黄自的声乐创作中以创作古诗词的艺术歌曲和以古代历史传说为题材的大型清唱剧，为中国近代音乐历史开创了最突出、最成功的先例；四，由于他俩各自艺术经历的不同和创作环境、演唱环境的不同，对聂耳歌曲的流传几乎都采取以单旋律记谱和演唱的形式；对黄自歌曲的流传都是以多声、带钢琴伴奏的方式进行记谱和演唱的；五，聂耳除了创作各种类型的声乐创作外，曾经对民乐合奏曲创作表示出自己的兴趣、并作出了一定的成绩；黄自除了创作各种类型的声乐创作外，曾经对西洋器乐合奏表现出兴趣和一定的成就。
六，聂耳创作的音乐风格以富于战斗的激情和鲜明的时代性为其主要特征，以语言的通俗易解和富于鲜明的群众性为其主要特征；黄自创作的音乐风格以富于内在的抒情和鲜明的艺术感染力为其主要特征，以音乐语言的优雅动听和富于艺术的精致简炼为其特征。
刘天华的国乐改进思想和他据此出发所作的艺术实践。
刘天华是在"五四" 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投身于音乐事业的，因此，有关"五四" 所积极倡导的"民主" 与"科学" 的新思潮，以及胡适、刘大白等人提出的•"平民文学" 和蔡元培提出的"美育" 等新观点，都曾对他有过较深的影响。
刘天华一生的艺术理想和实践，可以归结为一点，即他对"五四"爱国精神和"民主"与"科学"口号的集中反映："国乐改进" 的艺术观。
这一艺术思想中的爱国精神，具体体现为：他在艺术上坚定主张地立足民族、发扬和开创国乐的新传统，以及在他创作中所抒发的、对处于军阀统治条件下的现实的不满和对未来仍抱着光明理想的追求；如他认为："我既然是中国人,•又是以研究音乐为职志的人，若然对于垂绝的国乐不能有所补救，当然是恨惭愧的事"。
这一艺术思想中的科学精神，主要表现为：他既重视对我国传统民族民间音乐遗产的继承、又重视对外国音乐的科学理论和经验的借鉴，坚持以"兼收并蓄"的方针、•从中西音乐文化的交融中去推进我国民族音乐事业的新发展；如他说："发展国乐断不能抄袭外国的皮毛以算数，……也不能死守老法，固执己见以算数。
必须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的调合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
"这一艺术思想中的民主精神，主要表现为：他接受当时胡适等人提倡的"平民文学"的思想影响，选择了在当时音乐界不被重视、而与人民大众密切相联的"二胡" 作为自己实现其"国乐改进"理想的主要突破口；如他说："有人以为胡琴上的音乐，大都粗鄙淫荡，不足登大雅之堂。
此诚不明音乐之论。
要知音乐的粗鄙与文雅，全在演奏者的思想与技术，及乐曲的组织，故同一乐器之上，七情具能表现，胡琴有何能例外？"；"我以为在这样音乐奇荒的中国，而又适值民穷财尽的时候，不论那种乐器那种音乐，只要能给人们精神上些少的安慰，能表现人们一些艺术的思想，都是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