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院经济模式研究纪华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副主任；何方耀，华南农业大学宗教与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党和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和实施，我国的佛教文化和寺院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汉传佛教寺院经济从空白到恢复，逐步走向繁荣，寺院数量已达3万多所，许多寺院已经基本具备适应现代社会的经济模式，为佛教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汉传佛教寺院亦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道场建设、组织制度建设、道风建设、佛学院教育、社会弘法和投身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在服务经济社会建设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一、寺院经济模式的巨大的变化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经过长时期与儒、道等中国固有文化的碰撞、融汇和相互吸收，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汉传佛教传统。

古代的印度，寺院一般没有自己的生产和经营性活动，其生存运作基本依靠官府及信众的施舍捐赠。

但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由于宗教传统、民族习惯及社会风俗的变化，寺院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禅宗丛林制度兴起之后，一改印度托钵乞食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农禅并重的新禅风。

禅宗寺院外，一般寺院经济也由单纯的外来施舍捐赠，逐渐增加了寺院自身的生产和经营，形成了新的寺院经济模式。

古代佛教寺院以地租为主，唐宋时期还形成了种植、浴室、碾硙、邸店、借贷等众多经营方式，因为寺院经营通常可以豁免赋税，有时寺院经济过于膨胀甚至会对国家经济产生影响而遭致打击，历史上的“三武一宗灭佛”即有经济方面的原因。

明清以后，寺院经济以施舍捐赠和地租为主，清末“庙产兴学”运动之前江南和岭南地区的佛教名刹往往拥有丰厚的庙产，如镇江定慧寺有土地万亩，金山寺有良田数千亩，常州天宁寺亦有寺田8500亩，广州的光孝寺、大佛寺、长寿寺都拥有走过5千余的肥田沃土。

又如武汉归元禅寺创建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在清代200多年间，共有信徒布施白银2900余两、黄金10余两购置了19处地产，寺院自己则花费白银210两购置了3处田产，所以田租收入是该寺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除通都大邑的名山古刹之外，一般乡村寺庵则靠经忏佛事超度亡灵等以维持生计。

但总体上，历史上的汉传佛教寺院均有恒产，有固定的经济来源，由于有着雄厚的寺院经济基础，汉传佛教寺院秉承大乘菩萨精神，积极实践慈悲利他精神，致力于赈灾济困，兴办各项慈善公益事业，为服务社会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体现了佛教寺院经济取之于社会并回馈于社会的传统。

清末“庙产兴学”运动给佛教寺庙经济以沉重打击，民国期间的动荡和战乱更使各地寺庙经济一蹶不振。

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佛教生存与发展基础的寺院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51年土地改革运动，寺院田产按土改法重新分配，寺院经济由传统的以土地为基础的地租、庄园经济模式向现代经营行的转变，除部分山区寺院经营林场、果园（如苏州灵岩山寺）和农场（如江西云居山、广东云门寺）外，多数寺院兴办了毛巾厂、麻袋厂、服装加工厂以及火葬场等，基本实现了自养。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宗教工作座谈会，开启了党在宗教工作领域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

1982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是党和政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全面恢复的标志。

1991年党中央提出了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至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进一步明确了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等内容。

中共十七大、十八大都强调认真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促进宗教关系和谐协调，发挥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文化繁荣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门票经济成为汉传佛教寺院重要的形式。

汉传佛教寺院门票问题有其历史原因，“文革”期间，有些有历史影响的寺院由文物局或园林部门等管理，开始收取门票以供旅游参观。

“文革”结束后，随着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这些寺院在恢复宗教活动场所后，为了实现“自养”，继续收取门票，其他一些寺院因处于旅游风景区等诸多原因也相继开始收门票。

除门票收入外，信徒布施（寺院设功德箱、殿堂佛像修建化缘等）、宗教法事活动（以朝暮两堂功课随堂延生和超度佛事为主，也有大型的水陆法会等）、以及寺院经营活动等（包括素菜馆、佛经及法物流通处、卖香烛等）。

目前，我国寺院已有3万多所，在不同的寺院中经济情况大不相同。

都市中寺院、佛教名刹与名胜道场以门票、寺院经营、佛事活动及信徒布施为主，经济情况比较好。

然而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现象在寺院经济中也普遍存在。

在一些大城市、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一些著名寺院的收入颇为可观，每年仅门票收入在2、3千万元以上的寺院比比皆是。

在中国经济热点长三角、珠三角、江浙沪一带，甚至不乏年收入过亿的丛林大刹。

以广东为例，从20世纪80年代初全省恢复4座寺院到2012年1500多座名刹古寺遍布南粤各地，其变化可谓翻天覆地。

不过，占绝大多数的乡村寺院，不少因地处偏僻，寺院无固定收入，信徒捐献有限，生存极为艰难，有的寺院常住还被纳入低保救济的范围。

加之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差异性，造成一方面僧才难以为继，一方面僧人多向都市及名山名刹集中。

大量乡村寺院和地处穷山僻壤的小庙不仅难见僧人，而且也难免处于“抛荒”状态。

如湖北省佛教活动场所5000多处，佛教教职人员4000多人（认定备案近3000人），僧人多数集中在武汉、黄石等大中城市之中，或在宗教历史名胜区，如黄梅四祖寺、五祖寺等历史名刹，而多数乡村小庙甚至都没有僧人居住；重庆227处正式注册的宗教活动场所，200余处为偏远乡村的小寺院，多数都没有僧人居住，有的仅有一两位僧人；广东的湛江和潮州地区只有1、2个出家人的寺庙占当地寺庙的绝大多数，没有固定僧人，基本靠在家信众管理的寺庵也不在少数。

二、汉传佛教寺院所发挥的积极社会功能改革开放30年来，汉传佛教寺院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回顾近现代佛教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可以说当代汉传佛教正处在黄金发展时期。

目前中国佛教的社会形象基本上是好的，在社会上树立了正面的形象，随着佛教寺院经济的迅速发展，佛教四众在社会进步、文化活动和经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总体上看，随着汉传佛教寺院经济的迅速发展，佛教界努力将取之于十方的善财回馈社会，积极从事于文化建设和弘法工作，努力投身于慈善公益事业，为新时期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佛教寺院自古以来即具有双重属性，即宗教属性和社会属性，从佛教的传统理念来看，寺院财产取之于十方，亦用之于十方。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寺院经济的发展，汉传佛教寺院秉承大乘佛教慈悲济世的精神，积极回馈社会。

以慈善为例，据中国佛教协会不完全统计，仅2007年至2012年，全国佛教界就为公益慈善事业捐赠善款约18.6亿元，占全国宗教界捐款总额的62%。

佛教公益慈善事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内容日益丰富、形式更加多样，透明度、公信力和号召力日渐增强，专业化、组织化、规范化程度不断提高，佛教界已经成为全国公益慈善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

三、汉传佛教寺院管理的类型寺院经济的发展、寺院道风建设和寺院弘法利生事业都离不开寺院的有效管理，而经过“文革”浩劫之后，汉传佛教寺院的恢复和建设几乎都是在残垣断壁上重新起步，各地寺庙大都因陋就简、因地制宜，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恢复或重建寺院。

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依靠各级党委统战部和政府宗教部门的帮助恢复和重建寺院；进入90年代中期，随着旅游业的兴起，除了政府相关部门之外，各种民间资本和地方势力开始涉足佛教寺庙的建设和开发利用；进行21世纪之后，“宗教搭台，经济唱戏”成为各地招商引资的流行模式，兴建寺庙成为各地开发旅游资源的重要措施之一，各种大型企业和商业集团以各种方式进入寺庙建设和管理，特别是那些风景名胜区的著名丛林，更是成为各种势力竞相投资的对象。

因此，使佛教寺院的物业管理和经济管理呈现复杂多元的态势。

依据目前的具体情况，就管理主体的角度而言，当下汉传佛教寺院的管理形式大致可归纳为如下七种类型。

（一）僧人自主型管理。

即寺院由出家僧众根据佛教的传统和仪轨，选任住持、礼聘两序大众，对佛教寺院的各项事务进行独立自主的管理，这既是我国相关宗教法规所规定的管理模式也是中国传统丛林制度一脉相承的管理体制。

在这种管理体制下，无论是建立寺管会，还是实行方丈负责制，其管理主体都是出家僧众，除在对外宗教事务上接受宗教行政部门的领导外，其内部的大小事务，人事、财务、物业、法事、寺院建设、对外交流、自养事业都由住持率领下的两序大众决策、管理。

就人、财、物、资源、信息管理的自主程度而言，那些完全依靠佛教界自己筹资兴建的寺庙最具典型性（如湖北五祖寺、四祖寺，广东六祖寺、千佛塔寺），就汉地寺庙的总体情况而言，其自主的程度和职事设置或许有所不同，但僧人自主型管理是大多数寺院所采取的管理模式。

（二）政府主导型管理。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一些寺院在恢复和重建过程中，政府职能部门扮演了主要角色，或者寺院完全由政府职能部门所建，或寺院作为旅游场所一直由政府相关部门管理。

寺院恢复开放时，便是作为宗教场所和旅游景点双重身分登记注册的。

虽然有僧人驻锡其中，按照宗教仪轨举行宗教活动，但寺院的寺管会基本由政府相关人员组成，并负责寺院或整个景区的管理和决策活动。

这种管理类型的典型就是广东陆丰县碣石镇玄武山的元山寺。

在这种管理体制之下，宗教场所和宗教活动被视为旅游场所或旅游景观的组成部分。

正如元山寺管委会汇报材料所说那样，“元山寺宗教文化是玄武山旅游景区最基本的文化载体，我们把玄武山定位为宗教旅游。

海内外旅客到玄武山旅游、进香、朝拜是最基本的旅游活动，香火鼎盛，是海内外闽语系佛教信众信仰中心。

”“进香、朝拜”显然是宗教活动，却被视为“基本的旅游活动”。

将宗教活动和旅游活动视为一体，等量齐观，用管理旅游的方式来管理宗教活动，成为当地政府主导型管理的总体思路和指导思想。

（三）投资人主导型管理。

即寺院由在家居士筹资兴建，本着谁投资谁管理、谁受益的原则，寺院建成后，法人代表和寺庵负责人都由投资者兼任，虽聘有出家人做挂名住持，但寺院中的出家人如同寺院所雇用的员工，只是负责法事活动，按月领取工资。

筹资兴建寺院的法人代表既有商业人士，也有乡村的“大佬”甚至退休干部职工。

这些寺院往往规模不大，以广东为例，主要分布在粤东粤西的乡镇，历史上它们就存在，但大多毁坏仅剩遗址，却被当地信众视为灵验之地，在落实宗教政策的过程，一些商界人士或当地“大佬”便筹资重建，作为投资营利的方式之一。

如广东“普宁池尾的白水岩（寺），原为根通法师1949年前在此修行时所建，改革开放后申报开放，没有僧人，由那里的13个村轮流派大佬看班、收钱，聘请了一个僧人作挂名住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