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卷第2期晋 中 学 院 学 报V ol.23 N o.2 2006年4月Journal of Jinzhong University Apr. 2006遗落的“废墟”———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回顾与再展望张金兴(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摘 要:人文精神大讨论是在市场经济得到发展、世俗化浪潮不断涌现的背景下,文学理论批评界掀起的一次人文主义文艺思潮的冲击波。
这场论争始于对文学“危机”的探讨,很快波及并扩展到人文学术领域。
“论争”尽管存在着种种缺陷和局限,但却显示了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所面临的问题。
展望当下的人文精神建设,应从传统文化语境、全球化语境、世俗化语境中来着手进行。
关键词:人文精神;回顾;展望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08(2006)02-0026-05 一、“旷野上的废墟”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文学发生巨大转变的时期,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文学是在市场经济全面开展并日益成为主导话语的情境中开始自己的行程的。
在90年代的文学记忆中,80年代是一个充满启蒙激情和精英理想的振奋人心的时代,对“文化大革命”的清算所导致的拨乱反正、思想解放似乎迎来了一个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
文学艺术被赋予了强烈的责任意识与崇高的历史使命感,文学作品的“轰动效应”使得文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居于传统的中心位置上,作家们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受这种“中心意识”的鼓舞和支配,以一种启蒙精英的姿态投入到严肃高雅的文学创作中。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学商品化的色彩越来越明显。
尤其是进入90年代,中国社会的计划经济开始逐步解体,市场经济呼啸而至,引起了人们对物质追逐的狂热,文学艺术的商品化色彩更加明显,文人下海、高价竞稿、商业炒作等现象频繁出现,粗制滥造的文学作品充斥市场,严肃高雅的文学作品却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
这使得传统的文学观念面临严峻挑战,文学艺术开始走下高雅的殿堂,逐步退居边缘位置。
这些变化引起了文学批评家们的忧虑,与这种忧虑相对应的,是在广泛的社会意识层面,人们对金钱至上、物欲横流、腐败蔓延和人情冷漠的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
王朔明、李颉、张宏等人出于对启蒙理想的缅怀和对崇高审美境界的追求,于1993年在《上海文学》第6期发表《旷野上的废墟———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危机》一文,指出当时的文学正面临巨大的危机,试图为学界敲响人文精神低迷的警钟。
随后,《读书》、《文学自由谈》、《钟山》、《作家报》等很多有着广泛影响的报刊都开辟了人文精神讨论专栏,由此引起了一场全国性的人文精神大讨论。
这场讨论在1994-1995年间达到高峰,形成了90年代具有深刻意义的文化和文艺思潮。
这场大讨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如何看待当时的人文精神状况,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对立的见解。
一种见解是对当前的人文精神状况作悲观的估计,认为中国当下情境中的人文精神的失落是一种不容否认的现实。
王晓明的论点较有代表性,他认为:“今天的文学危机是一个触目的标志,不但标志了公众文化素养的普遍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
文学的危机实际上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整个社会对文学的冷淡,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们已经对发展自己的精神生活失去了兴趣。
”[1]在《旷野上的废墟———文学与[收稿日期]2005-10-16[作者简介]张金兴(1979-),男,山东临沂人,武汉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200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62・人文精神危机》的对话录中,王晓明等人指出文学上的危机主要表现在文学创作上的“媚俗”和“自娱”倾向;这两种倾向又表现为文学的消费性、商品化和“想象力的丧失”。
在他们眼里,王朔的小说和张艺谋的电影分别是“媚俗”和“自娱”的代表,是人文精神危机的形象表征。
在陈思和与张汝伦等人的对话录《人文精神: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2]中,陈思和则对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作了反思,他对“作为整体的知识分子在当代还有没有人文精神表示怀疑”,在他看来,在整个20世纪,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一个稳定悠久的精神传统作为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
……所以知识分子现在要么学苏秦、张仪去做政治工具,要么把学术看作是自我逃避的场所,这两条路都无法重建起人文精神。
”[2]他还进一步指出人文精神的真正的危机“在于知识分子遭受种种摧残之后的精神侏儒化和动物化,而人文精神的枯萎,终极关怀的泯灭,则是这侏儒化和动物化的最深刻的表现”[2]。
另外,除批评家们之外,这一阵营中作家们的姿态更为激烈,以“愤怒的二张”为代表。
张承志于1993年在《十月》上发表题名为《以笔为旗》的文章,张炜于同年3月21日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抵抗的习惯》,他们都以“战士”的姿态出现,对当前人文精神失落的状况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张承志满怀义愤地说:“一个几千年文明12亿人的大国,被一批无原则无操守的文人占据了文坛,还利用这种关系联络了电视台报刊,形成了称霸文化领域的势力,让这批人充当文化主体肆意糟蹋,这是极具讽刺和悲哀的事。
”张炜则强调:“文学已没有了发现、批判,进入普遍操作制作状态,匠人成了榜样,精神枯萎,那些包装好的制品只是垃圾。
”他们都表现出与现实和文坛中的鄙俗和低迷决不妥协的姿态。
另外一种见解则对当前的人文精神状况持乐观态度。
王朔在《选择的自由与文化态势》这篇对话中说:“我对有些人讲的文学和文化上的滑坡很不以为然。
我认为,我们恐怕在历史上压根就没有辉煌过。
”“有些人大谈人文精神的失落,其实是自己不像过去那样为社会关注,那是关注他们视线的失落,崇拜他们目光的失落,哪是什么人文精神的失落。
”“有些人呼唤人文精神,实际上要重建社会道德,可能还是一种陈腐的道德,这有可能又成为威胁人、窒息人的一种武器,如果是这样的人文精神,那我们可以永远不要。
”[3]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焦点之二是何谓人文精神,人文精神的内涵与外延是什么,该如何表述这一概念。
张颐武认为人文精神这一概念“并未得到过明确的表述”,论者们大多是“通过玄想式的、神秘式的言语创造一套永恒的和绝对的‘知识’”,他认为,“人文精神”并没有提供对当下文化的有利分析,而是将自身变成了在多重转型的全球化进程中知识分子的玄学化及神学化的逃避过程。
“它不是与人们共同探索天,而是充满了斥责与教训的贵族式的优越感”,“是以专横的霸权姿态确立自己的话语权威”[4]。
南帆在《人文精神:反抗的功能》一文中,与张颐武商榷,他指出,政治话语的后撤和商业文化的崛起标志了一个新的语境的到来。
在这里,“人文精神”成为一批知识分子自我定位的旗帜。
他们力图用这面旗帜抗拒市侩哲学的侵扰,并号召知识分子在日益稀薄的学术空气中坚守住自己的岗位。
他还指出:“在我的印象里,‘人文精神’并未在中国获得贵族的身份,它更多地与知识分子长期的压抑相辅相成。
人们不可能这么快忘记,只有政治话语的操纵者才可能睥睨四方,炫耀话语权威。
”[5]而“人文精神”却经常在昔日的政治话语中扮演反抗的角色。
所以,当前的“人文精神”与其说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教训”,毋宁说是一种来自边缘地带的反抗。
王晓明等人虽然没有对“人文精神”做学理层次的探讨和界定,但从他们对“人文精神的危机”一语的使用情况来看,“人文精神”大体上指对“信仰、信念、世界意义人生价值这些精神追求”,是对生存的严肃性的思考和对“发展自己的精神生活”的兴趣。
袁进对人文精神的含义给了一个明确的表述,他说:“我理解的‘人文精神’,是对‘人’的‘存在’的思考;是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是对人类命运,人类的痛苦与解脱的思考与探索。
人文精神更多是形而上的,属于人的终极关怀,显示了人的终极价值。
它是道德价值的基础与出发点,而不是道德价值本身。
”[2]而王朔与吴滨则强调人文精神对个体的关注,他们强调一种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人文精神”,强调“人文精神要落到人对自身的关注和关怀上”,强调尊重现实中人的种种欲望和自由权利。
人文精神大讨论中争论的焦点之三是如何重建人文精神,以及知识分子在人文价值重构中所起的作用、所扮演的角色。
张汝伦、陈思和等人认为,知识分子应该从自己的本位意识出发,与世俗化现・72・实划清界限,维护人文学术的独立品格,保持人文知识分子的批判维度。
陈思和更是明确地提出知识分子应该具有一种“岗位意识”,这种岗位意识既包括知识分子的敬业精神,也包括对知识传统和人文传统的追寻与继承。
他理想中的知识分子应该是将中国传统固有的“庙堂意识”和“民间意识”以及“西方的向度”三者统一起来集于一身的现代知识者。
张汝伦、王晓明、朱学勤等人则主张知识分子应该将人文精神的普泛性和共同性两者统一起来,既强调了人文精神的形而上意义,也强调了人文精神的实践精神。
“人文精神危机”论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快步进入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提出的,体现了对当下物质现实与精神现实消极方面的批判,这些消极方面的绝大部分是人们承认的现实,对人文精神危机的揭露和抨击是合理的有价值的。
同时,这场论争对90年代后期的文学批评也起到了拓宽视野的作用。
就20世纪的文学整体研究来看,它引发了学界在原来的“革命”与“启蒙”话语体系之外,开拓了“人文”精神研究范型的进一步发展。
但是由于论者对“人文精神”的含义没有澄清,使许多争论产生误解,阻碍了讨论向纵深发展。
二、“是否可能与如何可能”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这场“人文精神危机”大讨论,正是在中国全球化和市场化经过了80年代的试探和探索,即将进入全球化与市场化的前期,乃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为中心的文化系统正在经历转变的‘过渡性’阶段。
”[6]在论争中,论者大都注意到甚至夸大了市场化来临时代商品经济、消费主义对文学的负面影响。
今天我们再来看人文论争,换个角度说,其实就是在评价市场经济给文学发展带来的影响,所谓人文精神重建,实质问题还是知识分子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
由于自“五四”以来,“中国的现代性历史的展开,从来没有一个让日常生活成为社会关切中心的机会。
紧迫的阶级斗争和民族危机不断地要求一种宏大的历史表达。
中国深刻的悲情和失败与屈辱的现代历史,淹没了具体的日常生活的选择。
”[6]同时,“在观念的层面上,‘五四’以来几乎没有对于一个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的阐释和表达。
对于日常生活和平淡的市场社会几乎没有一个具体的观念性的表述,人们似乎无法接受一种日常性的生活形态的存在。
”[6]文学界、批评界大多是以“启蒙”话语或者“革命”话语来表述新文学,文学被赋予太多沉重的担子,而却将日常生活与文化消费压抑在一个非常狭小与有待彻底超越的状态下。
因此,当以消费主义为标志的市场化来临的时候,人们面对文学向市场的转向时,大多将消费主义和市场化的结果想象为一种必然的负面性的展开。
然而,不到十年的时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完善与巩固,随着中国越来越坚定和自信地走向世界,“中国市场化和全球化的‘结果’,居然使得原来必然失败和破产的结果没有实现,反而出现了一个惊人的历史的发展和中国‘和平崛起’的新的历史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