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累托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经典精英理论的创始人，社会系统论的代表人物维尔弗雷多·帕累托（1848年7月15日 - 1923年8月19日），意大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对经济学，社会学和伦理学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贡献，特别是在收入分配的研究和个人选择的分析中。
他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并用无异曲线来帮助发展了个体经济学领域。
他的理论影响了墨索里尼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发展。
帕累托因对意大利20%的人口拥有80%的财产的观察而著名，后来被约瑟夫·朱兰和其他人概括为帕累托法则（80/20法则），后来进一步概括为帕累托分布的概念。
帕累托指数是指对收入分布不均衡的程度的度量，参见基尼系数。
帕累托生平1848年7月15日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生于巴黎。
原籍利古里亚，18世纪初进入贵族阶层，属热那亚的贵族阶层。
1811年，祖父帕累托爵士被拿破化封为帝国男爵。
1850年前后，帕累托一家返意大利。
学完传统的中等教育课程后，在都灵的综合技术大学攻读理科。
1869年帕累托写了一篇论文，题为《固体平衡的基本原则》，并作答辩。
1874 －1892帕累托迁居佛罗伦萨。
在铁路公司当工程师，后成为意大利铁路公司的总经理。
因务需要，他到国外特别是英国旅行。
亚当·斯密学会；反对意大利政府的国家社会主义、保护主义和黩武政策的运动。
民主主义者，拥护不妥协的自由主义。
1882年参加皮斯托亚选区议员竞选，没有成功。
1889年娶原籍俄国的亚历山大•巴枯宁为妻。
1891年帕累托读了马费奥.潘塔莱奥尼的《纯粹经济学原理》。
开始对经济学产生兴趣。
1892年瓦尔拉推荐帕累托接替他在洛桑大学开设政治经济学教职。
1893年帕累托被任命为洛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这时，他开始了新的职业生涯，并发表作品。
1896年在洛桑用法文发表《政治经济学讲义》。
1898年帕累托继承了一位伯父的大笔财富。
他在瑞士家中接待一些意大利社会主义者，他们在逃避国内的镇压。
1901年帕累托适居莱芒湖边日内瓦州塞利涅的“安哥拉”别墅。
这时他的思想更趋保守，更敌视没落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
接待大量反政府异议者。
前往巴黎，在高等研究学院授课。
他的妻子离他而返回俄国。
帕累托立即要求离婚。
1902年起，他就与让娜.雷吉斯同居，直至逝世前不久才与她结婚。
《普遍社会学》一书是献给她的。
1901年《社会主义体制》用法文在巴黎发表。
1916年帕累托最后一次系统讲授社会学课程。
《普通社会学》在佛罗伦萨出版。
1917年帕累托在洛桑大学参加庆祝他任教二十五周年纪念大会。
1920年《事实与理论》在佛罗伦萨出版，这是一本主要由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政府文辑成的集子。
1921年《民主制的变革》的米兰出版。
1922年为了抗议瑞士社会主义者倡议提取财产税，帕累托在迪沃那住了几个月。
年终时，他同意出任（B.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政府驻国联代表。
1923 被任命意大利王国参议员。
他在《等级体制》上发表了两篇文章，表示归附法西斯主义，但要求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化。
1923年8月19日死于塞利涅，并葬于该地。
帕累托历程及其思想帕累托的父亲、热那亚人马尔凯塞·拉斐尔·帕累托似乎是19世纪上半叶意大利复兴运动的典型产物、马志尼（②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1805—1872）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复兴运动）中民主共和派的领袖。
曾加入烧炭党，后被捕，被驱逐出国。
1831年在法国马赛创立青年意大利党。
参加1848年意大利革命，为1849年罗马共和国三头政治的领导人之一。
1860年支持加里波第对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远征，提出建立共和国的主张，未果。
19世纪60年代，宣传在“劳资合作”和“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解决工人问题。
——编辑注）的热情拥护者——或许较多地由于国家原因而不是由于社会原因——他是“阻碍意大利走向全国统一的一切政府”的毫不妥协的敌人，而且是在这一意义上而不是在其他意义上的一位革命家。
因此他流亡国外，逃到巴黎，娶了一位法国妻子。
本文的主人公在那里出生了。
如果加雷尼将军曾经把自己描述为“法国人但也是意大利人”，那么维尔弗雷多·帕累托也可以把自己说成是“意大利人但也是法国人”。
他于1858年被带回意大利受学校教育，1869年获得了工程学博士学位。
他立即从事工程学和工业管理工作，并在几次调换工作以后升任意大利钢铁公司的总经理——应该是“董事长”——直到1893年，他才到洛桑大学，并被任命为瓦尔拉的继承人，虽然几年前他就已经可以算得上是专职的经济学家了。
这样，他主要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时间大约是1892-1912年，后来他的全部工作实际上都是社会学性质的。
1906年，他辞去教授职务，退休回到位于日内瓦湖畔的乡村的家里。
在充满旺盛精力和富有成果的老年阶段，他成为“塞利尼的孤独思想家”。
上述情况基本上已满足了我们的需要。
我们必须强调这些事实中的若干部分，而不是添加其他事实。
首先，理论家们会注意到，由于他受过工程学的训练——而且他似乎形成了理论观点——他早年所掌握的数学知识已达到专家水平（①我不能准确地说明这水平有多高。
帕累托需要沃尔泰拉告诉他。
Xdx＋Ydy表达式经常有无限多的积分因子，而当它有两个以上变数时就不需要这样的因子存在。
我不知道一位真正的专家能否忽略这一点。
）。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他已是一位非同寻常的经济学家，他完全熟悉工业实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与学院经济学家、公务员和政治家靠所能利用的方法获得的熟悉、精通程度是十分不同的。
但是，第三，正因为他对当时的经济政策和一般政策表现出了强烈兴趣，才使得他在开始创造性工作之前，差不多就已是一位经济学家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将马上在另一处加以评述。
弗朗西斯科·费拉拉当时仍然声名卓著，而自由主义者不加批判地赞美的那种理论结构仍然没有遭到冷遇。
费拉拉的著作，特别是发表于《经济学家文库》中为古典经济学著作而写的著名序言使帕累托深受教益，其影响不亚于甚至超过了帕氏学生时代的大学课程。
帕累托对瓦尔拉著作的研究则源于马费奥·潘塔莱奥尼为建议。
上述事实没有一样能全面地说明帕累托的社会和政治观点，或者说明他对那个时代和意大利的实际问题的态度。
我绝不相信他的个性能像极易被抽干的池塘一样轻易地被人了解。
但是，贵族出身对他的影响多于对一般人的影响，我相信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会同意这一点，特别是这一背景使他不能与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在精神上成为兄弟，不能成为在各种团体中完全被接受的成员。
它也阻碍了他同那些资产阶级思想的产物建立感情联系，例如被称作“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孪生兄弟。
这一背景的作用是，使他有足够维持生活的经济收入——起初勉强够用，后来变得相当富裕了（①这是由于继承了一份遗产，而不是由于早年担任总经理所致。
）——使得他更加离群索居，因为这为帕累托提供了把自己孤立起来的条件。
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的古典学识按同样的方式起着作用。
我所说的不是他与同时代受过教育的每个人共享的那部分古典学识，而是他通过不懈地研究希腊与罗马的古典作品，经历许多不眠之夜后形成的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古典理论。
古代世界是一座博物馆，而不是一间应用科学的实验室。
他太相信那里面所积累的智慧，结果必然会远离生活于1890年或1920年的任何人群。
参加本国的政策和政治辩论使得他完全孤立，以至于在接受洛桑大学邀请之前，他就已决定移居瑞士。
孤立对他的暴躁脾气有影响——只是在晚年，第二次结婚所带来的家庭和睦才使他脾气好些——而暴躁脾气实质上是不能容忍孤独的。
但他为什么怀着极其愤怒的心情离开了自己的祖国？他从内心深处热爱她，祖国的新生不但是他所渴望的，而且是他亲眼看见了的。
公正的观察家很可能提出这一问题，因为在这样的观察家看来，似乎在帕氏离开祖国以前的30年里，这个新的民族国家的情形不算太糟。
除了以相当快的速度促进经济增长和从财政混乱中解脱出来以外——得向我们的凯恩斯主义者们表示歉意——这个国家首先采取的措施是进行社会立法，并成功地把意大利建成当时所谓的列强之一。
从这一角度来看问题，我们的观察家们将会对阿戈斯蒂诺·德普雷蒂这样的政权表示极大的尊敬。
而且考虑到新的民族国家在初创阶段容易遇到的困难，观察家们会原谅那些不太令人高兴的情景。
但是帕累托没有任何原谅的表示。
他所看到的只是无能与腐败。
他怀着公正的愤怒与走马灯似的政府进行战斗，于是那时他就成了公认的极端自由主义者——在19世纪其涵义就是自由放任主义的毫不妥协的鼓吹者——而且在那个时期的德国新政者们中间，他帮助造成这样的印象，即边际效用只是被用来反对改革者的邪恶诡计。
（①因此，德国的批评家接受了他的《政治经济学讲义》。
事实上书中很少含有可作不同解释的内容。
但是它包含有这样的观点：在这里所断言的纯粹的竞争的优点对实际经济过程不起任何作用，因为纯粹的竞争实际上没有普遍盛行。
）关于帕累托对经济政策问题的态度以及1900年以前他在科学著作中所留下的深刻痕迹，这可能就是全部的内容了。
但是即使在那时，在他的那种极端自由主义的思想中仍然有些东西是直接反对官方自由主义的教条和口号的。
他确实是一位反国家干预主义者，但这是出于政治理由，而不是出于纯粹经济的理由：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不同，他不反对政府活动本身，但是反对议会民主制的政府，反对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热烈拥护的那种议会民主制的政府。
从这一点来看，他这种类型的自由放任主义有了引申意义，与英国式的自由放任主义完全不同。
只要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其他的就容易理解了。
在19世纪末和本世纪前20年中，越来越多的法国人也意大利人开始表示不满，从单纯地表示失望，发展到对议会民主不断更迭的方式及其在法国和意大利所产生的后果表示强烈厌恶。
有这类情绪的人有很多，如E．法盖和G．索雷尔，而他们并不属于任何一个党派。
分析这些情绪不是本文的目的所在，更不用说去评判它们了。
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存在着这些情绪，而且，晚年的帕累托之所以在这种思想潮流中显得突出，是因为他在同时代的人们中更为突出，还因为他写了一部社会学方面的著作——还有索雷尔和莫斯卡的著作——使这些情绪合理化了。
英国人和美国人忘记了特殊的和历史上独特的情况，这些情况使他们在心目中产生了同样特殊和独特的对议会民主制的态度，他们怀疑帕累托对法西斯主义的态度的可能意义。
不过他的这种态度一点也不成问题，不需要用什么理论去加以解释。
1914-1922年的事件已经把他召回了政治辩论的舞台。
他发表的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凡尔赛和约的失策以及国际联盟的无能等的精辟分析都是最强有力的论述，虽然这些文章在意大利以外的地方没有引起反响。
但是他毕竟目击了带有某种恐怖色彩的意大利社会的解体，这是只有亲眼看到才会相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