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2007年第6期No.6,2007浙江社会科学ZHEJIANGSOCIALSCIENCES2007年11月Nov.,2007城市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术口张鹏飞陈斌开内容提要本文利用世界100个主要城市2003年的数据,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利用新古典增长核算方法和多元回归分析法,探讨了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解释城市产出增长的79.8%,是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产权和司法制度是影响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最主要因素,技术进步对城市全要素生产力也有显着影响,制度和技术进步可以解释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近70%,是城市经济增长的源泉.进一步的理论分析揭示,现代城市经济增长的动力集中体现在城市交易成本的不断降低上,而良好的制度有利于降低城市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本文实证结果和理论分析表明,要实现我国城市经济快速,持续增长,作为有效制度的供给者的城市政府必须进一步转变自身的职能.关键词影响因素城市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制度作者张鹏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陈斌开,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O5级博士生.(北京100871)一,引言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程度也随之提高,城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因此,探析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并定量分析城市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影响因素,对于更好地理解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显得格外重要.另外,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快速城市化的进程当中,这类研究对于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也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含义.然而,主流经济学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关注很少.Lucas(1988)在新增长理论的框架下,从人力资本外部性的角度分析了城市化的作用,认为城市经济增长是一个从劳动密集型技术向人力资本密集型技术转移的过程,具有不同于国家或者省区经济增长的特征.Lucas(1988)为理解城市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并为相关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一个分析起点.然而,迄今为止,以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的关于城市经济增长的实证文献并不多.现有的文献大多利用多元回归方法分析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LinandSong(2002)用多元回归方法,采用189个中大型城市1991～1998年的混合面板数据,对人均GDP与投资,直接利用外资,劳动力增长,政府支出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盛科荣,孙威(2004)则通过回归手段考察了固定资产投资,市区从业人员,人力资本积累,产业结构和制度变迁在煤炭型城市,油气型城市,冶金型城市和化工型城市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尽管这类文献能够比较好地表现影响城市作者感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潘士远副教授对本文的有益评论与建议,文责自负.张鹏飞陈斌开:城市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经济增长各因素之间的回归关系,但其理论基础相对薄弱,因此,这些回归关系并不能代表它们之间就一定存在着因果关系.与回归分析方法不同,徐现祥,李郇(2004)借鉴新古典增长理论趋同分析的标准方法,对我国216个地级及其以上城市经济增长的6趋同和绝对B趋同进行了分析,发现我国城市层面上同时存在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所强调的趋同机制.徐永健(1999)以珠江三角洲中心城市——香港,广州,深圳为研究对象,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对1981～1994年上述城市的科技,资本,劳动三大要素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探讨.结果显示,技术进步对香港,广州,深圳三市经济的贡献都在60%以上,香港达到75.6%.曾光,周伟林(2006)采用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等指标,从绝对差异,相对差异及收敛性等角度,实证研究了长三角十六城市从1978～2004年间经济增长的差异.尽管这类文献有良好的理论基础,但分析方法和结果侧重于对城市经济增长相关因素的描述上,并没有深入探讨城市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由此可见,现有文献对城市经济增长的研究尚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之间的联系比较松散,分析结果的经济含义相对薄弱;其次,研究数据来源比较单一,多局限于国内城市数据,普适性(robustness)和导向性相对较弱.基于这个考虑,本文试图利用世界主要大城市的数据,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分析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对现有文献形成有益的补充和深化.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本文借鉴新古典增长核算方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源泉进行定量计算,并以此作为研究城市经济增长的基本出发点;第二, 在标准人力资本(内生增长理论)模型的基础上, 本文利用回归方法定量分析了城市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第三,本文使用世界主要大城市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有利于分析不同文化,制度背景下城市经济增长的共同动力,回归结果对我国城市未来经济增长模式抉择具有更强的导向性.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对城市经济增长的源泉进行理论分析,并对定量研究方法进行描述; 在此基础上,第三部分利用多元回归方法分析了城市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并进行讨论;第四部分对定量结果进行了理论探讨,并分析了它对中国未来城市经济增长的含义;第五部分为结论性评述.二,城市经济增长:理论与方法考察城市经济增长的源泉必须首先理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三个因素: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由于劳动力的限制,资本边际报酬递减意味着经济最终将收敛到稳态,稳态的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外生技术进步率(Solow,1956).换而言之,新古典增长理论表明:在经济达到稳态之前,资本积累,劳动力的增加和技术进步都可以带来经济的增长; 而当经济达到稳态时,经济增长的源泉只来自于外生的技术进步.本文首先借鉴新古典增长的思想,采用增长因素核算(GrowthAccounting)的方法对产出进行分解,并把城市经济增长分解为物质资本的贡献, 劳动力的贡献和技术进步的贡献.技术进步的贡献在经济增长理论中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 是衡量要素(包括资本和劳动)生产率的指标.事实上,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最终将体现在这个城市(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上, 全要素生产率才是衡量城市竞争力的最理想因变量.另外,把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研究对象会使得计量模型的经济含义更加明确,同时使得回归时的内生性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更为重要的是,本研究的目的在于研究城市经济增长的经济动力,而全要素生产率正是增长的真正动力所在,④而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存量的最终(稳态) 增长都来源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因此,新古典增长计量模型一般都把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因变量(Barro,2004).下面详细讨论增长因素核算方法.(一)基准方法增长因素核算是一种把GDP分解为要素投入贡献和生产率贡献的实证方法.基本的增长因素分解模型是由Solow(1957)提出了.增长因素分解的分析可以从一个标准的新古典生产函数开始,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Y=f'(A,K,L)其中A代表技术,在文献中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K代表资本存量,L代表劳动力.生产函数的形式意味着,产出来源于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技术进步.容易证明,只要生产函数满足对K和L规模报酬不变,产出就可以分解资本的贡献,劳动的贡献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满足上述条件的最常用的生产函数形式为Cobb—Douglas形式Y=AK"L",仪E[0,1](1)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无法直接度量,所以只能采取间接的形式:对公式进行变形,我们可以求得关于全要素生产率A的函数形式为:A=YKL一'卜"(2)这样根据公式(2),我们就可以根据总产出值Y,资本存量K和就业量L来计算出每个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A.(二)基于人力资本模型的增长分解:对基准方法的一个拓展新古典增长理论尽管已经找到了经济增长的源泉,但由于其忽略了人力资本的作用,因而在解释某些经济现象时面临着一定的局限性.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近年来受到了大量的关注,并且人力资本积累也被认为是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动力(Lucas,1988).相应地,增长因素核算中也开始包含人力资本这个变量(Caselli,2005).我们沿用HallandJones(1999)对包含人力资本在内的生产函数的标准设定,假设生产函数为:Y=AK"(Lh)卜"(3)其中,A,K,L,Y的含义与第一节中的基准模型的含义完全相同,h为平均的人力资本存量,Lh 表示经"质量"调整后的劳动力数量.我们可以把(3)式两边除以人口数量L,从而得到人均形式的生产函数:Y=Ak"h卜",(4),,,其中k=为单位劳动所拥有的资本存量,Y=丁I lJlJ为单位劳动的人均产出.这样,根据(4)式,如果我们有关于Y,k,h和资本份额仪的数据,我们就可以得到全要素生产率A.(三)增长分解为得到一个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A,我们需要这个城市的总产出值Y,资本存量K,就业量L 和资本份额仪的数据.现在逐一给出各个变量的估计方法.(1)总产出Y我们可以通过各国的统计年鉴获得大部分城市的总产出数据,然后利用世界银行发展指数中所公布的2003年官方年汇率数据进行调整,我们就可以获得口径统一的各城市总产出数据. (2)资本存量K理想情况下,我们可以利用物质资本的服务流作为资本投入的测量.但可以得到的数据不允许进行此类测度,所以典型的方法是计算出一种特定类型的物质资本存量,并假定服务流和资本存量呈正比.然而,各国统计年鉴中并没有资本存量的数据,资本存量的估计是经济增长文献中最难处理的问题之一.事实上,至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广为接受的一个国家资本存量的估计方法和可信任的数据,关于城市资本存量的数据就更难以估计了.本文采取的策略是利用经典方法估计各国的资本存量,然后根据国家的产出数据和城市产出数据估算城市资本存量数据.其具体方法是:假设国家c的资本存量为K,国家c的总产出为Y,城市的产出为Y,则城市资本存量K可以近似l(估计为K=×Y.这种估算方法背后的逻辑是工c Kaldor事实(1967):即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一个经济的资本存量与其总产出的比例基本保持不变. 尽管这种估算方法本身并非完美,因为城市的产业结构与整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存在一定的差异, 但这可能是目前为止关于一个国家或者城市的资本存量的最精确的估算方法.依此方法,我们只需国家和城市的总产出数据以及国家资本存量的估算数据.国家和城市产出数据可以在各国统计年鉴获得,但各国资本存量的估计依然是个难点.因为对物质资本存量的估计需要对总物质资本投资进行累积.我们利用最常用的永续存货法对资本存量进行估计,该方法利用了下述的关系式:K(t+1)=K(t)+I(t)一8×K(t)(5)27张鹏飞陈斌开:城市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其中K(t)是t期的资本存量,I(t)是t期的总投并且6是已知的,那么根据(5)式推算一个城市在t期的资本存量K(t)就仅仅需要初始资本存计基年的资本存量K(O),K(O)=I(0)/(g+8),其中I(0)是初始年份的投资,g是一段时期内投(g+6)是索罗模型中稳态的资本存量.这种K计:h=e(.(6)其中S为受教育年限,根据实证研究(Psacha-r0.13sifs≤4(s)={0.1Osif4<s_8(7)【0.07sifS>8因此,如果我们有城市受教育年限的数据,我们就可以计算出该城市的平均人力资本存量h. 我们必须利用已有数据对资本份额进行估算,标准的方法是假设生产函数对K和L是一次齐次的,且要素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具体估算方法Y=A×FK×K+A×FL×L(8)其中A×F为资本的边际回报,A×F为劳动的边际回报.假设市场为完全竞争的,则资本的边际回报与利率相等,即r=A×F,劳动的边际回报与工资相等,即W=A×F.因此,资本份额==rK,劳动份额1一==.这样,如果我们有城市资本K,劳动L和产出Y的数据,同时工资W和利率r的数据是可获得的话,我们就可以计算出资本份额.三,城市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本节我们先对样本和数据进行描述,然后利用增长分解的方法获得城市全要素生产率A,最后利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分析影响城市全要素生产率A的因素.(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描述首先,为使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我们需要选用差异性足够大的城市作为样本,这是计量经济模型对样本方差的要求.为满足稳健性的要求,我们不仅选取了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城市,同时也选取了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作为样本.这样的样本较好地代表了当今世界不同地域和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其次,城市样本数据要具有可获得性和精确性,这是使得研究成果具有价值的必要保证.最后,城市样本选取必须具备代表性, 本文分别在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和大洋洲选择其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作为研究对象.鉴于以上三个标准,我们筛选出100个世界主要城市作为我们的研究样本.定量研究城市经济增长对数据质量和数据数量的要求都很高,收集城市经济增长相关指标的数据非常困难.倪鹏飞(2006)收集了世界城市的主要数据,为本文的数据收集提供了指引和帮助.本文所用数据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国际性统计机构,包括联合国统计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亚洲发展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盟统计部,EBSCO商业资源数据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二是各国和地方的官方统计机构及网站.(二)增长分解根据本文第二节提供的方法,我们可以对城市经济增长进行分解.然而,由于数据的约束,我们无法直接获得城市资本存量K,平均人力资本存量h和资本份额的相关数据.我们只能采用间接的估计方法.利用Caselli(2005)对各国1996年的资本存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量进行的估算数据,基于K~dor事实,我们估算2003年各城市资本存量为K=×Y,其1c.1996中K,Y分别为该城市所在国家1996年的资本存量和产出;Y瑚为该城市2003年的产出. 由于城市工资W和利率r的数据不易获得,我们不能直接计算城市的资本份额,我们用该城市所在国家的资本份额作为城市资本份额的近似.②城市居民的受教育年限s的数据也难以获得,从而不易估计城市居民的平均人力资本存量h,我们也只能使用该城市所在国家的平均人力资本存量来代替.Caselli(2005)利用BarroandLee(2001)年的数据计算出了各国的平均人力资本存量,我们也沿用其估计结果.一般而言,城市人力资本存量应该系统地高于一国的人力资本存量,用国家人力资本存量代替城市资本存量显然是有一定偏误的.但鉴于我们关注的是各个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性,这种系统性的偏差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是有限的.在获得城市单位劳动产出,单位劳动物质资本存量k,平均人力资本存量h和资本份额的数据后,我们可以利用增长分解方法对各个城市的总产出进行分解并得到:lnA=lny—alnk一(1一)lnh(9)我们可以由(9)式计算出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A.与Caselli(2005)一致,我们定义全要素生产率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解释力为:A—c.ntri=利用上式,我们发现全要素生产率能够解释城市经济增长的79.8%.(三)城市经济增长计量模型和分析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因素是众多的,我们根据经典的增长理论来挑选最重要的可能影响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的变量,并选择相应的指标来表征这些变量.指标选择的标准主要有两个:首先,指标必须能够刻画相应变量的特征;其次,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准确性.符合以上两个标准的变量有:技术进步,城市的制度和经济自由度.(1)技术进步:从Solow(1956)建立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就被解释为技术进步,但是外生的把不能解释的全要素生产率定义为技术进步无异于同义反复,并不能真正解释经济增长的源泉.直到新增长理论(Romer, 1986)提出之后,内生增长理论才开始将技术进步看成是由人力资本积累,研究与发展(R&D),"干中学"(1earningbydoing)等因素内生决定的,技术进步才有了其真正的含义.为刻画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我们选择国际专利数量和科技论文数量作为技术进步的指标.(2)制度:新增长理论突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研究局限,强调了技术的内生性.但是,在新增长理论中,制度仍被看作是外生给定的因素,这样,经济制度问题实际上就被从增长分析中排除出去.根据NoAh(1990)的观点,明晰的产权可以缩小经济活动的私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的差异,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换句话说,由于社会普遍存在"搭便车"行为,所以国家可以通过制定产权规则和促进制度变迁来促进经济增长(潘士远和史晋川,2002).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未能赶上发达国家是由于这些国家的糟糕的制度所引起的,这些糟糕的制度包括市场扭曲,政府干预等(Acemo~ueta1.,2001).我们在本文使用国际上通用的国家司法系统与产权保护指标代表一个城市的制度.(3)经济自由度:城市经济增长的潜力直接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在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中, 城市的市场范围取决于经济的自由程度.本文使用国际上通用的经济自由度指标代表城市与外部经济关系的密切程度.为考察不同变量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估计了不同的模型,报告如表1.模型1主要考察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我们发现科技论文数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显着为正,但国际专利数量的影响不显着.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不同性质技术进步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科技论文数是城市整体知识水平的表征,而国际专利数是企业研发能力的体现. 从这个角度而言,存在更强知识外溢效应的科技论文数对于城市经济增长可能更为显着.但值得注意的是模型的R仅为0.1525,说明单靠技术进步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全要素生产率.我们在模型2中引入制度变量——产权和司法保护——以检验制度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29张鹏飞陈斌开:城市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表1城市经济增长计量模型结果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科技论文数0.5550.270.2340.4850.235"0.1760.130.0970.1240.094专利数—0.984—0.9512.711.51产权与司法保护0.9560.989"0.956"0.0910.0940.O91经济自由度—0.2130.775—0.2920.326常数项5.316—1.4040.o03—0.603—1.3910.2540.6542.0972.5400.657R0.15250.690.69250.20680.689F—.Stat7.8059.2169.6910.9589.13从模型2中我们发现,制度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非常显着,同时科技论文数的显着性有所下降, 国际专利数量影响依然不显着.同时,我们发现模型的R达到0.69,说明制度和科技论文数很好地解释了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制度是城市增长的最重要决定因素,且与科技论文数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模型3中引入了经济自由度考察开放经济中的城市经济增长.但是,我们发现经济自由度对城市经济增长影响不显着,且模型解释力基本没有提高,R仅为0.6925.由此可见,在控制了制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后,经济自由度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很小的,这可能是由于经济自由度与制度高度相关的缘故.基于此,我们重新估计了模型4,在不加入制度变量的情形下,我们发现经济自由度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着为正,说明经济自由度可能内生于城市的制度.我们同时发现模型的解释力大为下降,R仅为0. 2068,这进一步说明了制度是城市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决定因素.模型5重新估计了仅包含制度变量和科技论文数的简化模型,发现制度和科技论文数能够解释全要素生产率的近70%.四,城市经济增长因素的理论诠释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第三节的计量结果表明制度是城市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本节将对制度影响城市经济30增长的机制给出一个理论诠释,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它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启示.(一)制度与城市经济增长:一个理论诠释要解释制度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的密切关系,首先必须对城市的本质有一个清晰的理解. 从经济学角度看,城市是一个降低交易成本,形成分工合作并达到规模效应的场所.威廉?配第,亚当?斯密以及马歇尔早就认识到分工与城市出现之间的内在联系.但直到罗纳德?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问世,对城市本质的分析才更加深入. 广义而言,交易成本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包括交通运输成本,信息成本,也包含一系列制度成本,如谈判成本,拟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新地理经济学将交易成本引入城市经济的分析,研究发现,各国早期主要城市都位于交通枢纽处,其最主要的功能是各种商品的聚散地,城市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场所.然而,新地理经济学的交易成本概念多局限于交通运输成本,忽视了更为重要的信息成本和制度成本.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地理条件的约束越来越弱,交易成本的性质在不断改变,信息成本和制度成本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现代城市的崛起与地理位置的关系越来越弱,信息交易成为现代城市的主要功能,以金融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是现代城市的主要特征.由此可见,降低信息成本和制度成本是现代城市经济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