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战略思路的探索【内容提要】:“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是我国面临的重要任务,通过分析二元结构形成原因和城乡差别发展过程,并概要分析国外经验,说明我国正处于城乡一体化探索阶段。
这个阶段我国应以继续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作为动力,以“农民非农化转移、新农村(含小城镇建设、农业现代化”为内容,以区域协调机制为手段,分区域、分阶段、分重点,稳步强化区域互动、缩小城乡差别、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争取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
关键词:二元结构;城乡一体化;区域协调发展一、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原因二元结构并不是中国近代才有的国情。
在国外,发达国家大都经过城乡不平衡发展阶段,对于发展中国家,钱纳里对100多个国家进行统计指出城市化水平与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成高度相关关系;库兹涅茨对不同发展阶段的收入不平等状况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产业相对国民收入(部门收入比重与部门人口比重的比值;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乔根森、托达罗等对很多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劳动力在传统产业和现代产业之间、在城乡之间的流动进行了分析;罗斯托对经济增长不同阶段的产业特征和发展动力进行了分析。
以上分析都说明出现城乡收入差别等二元结构经济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
另一方面从我国历史上看,我国封建社会只有少数城市,因为农业发展水平决定其能够供养的城市人口非常有限,城市作为封建行政中心对农村具有很强的支配权,从而城乡生活水平长期差别很大。
1.城乡差别到城乡一体化的区域空间结构理论总体上一个国家城乡经济发展的规律可以用弗里德曼和我国陆大道等人提出的区域空间结构四个阶段理论进行说明:第一阶段即前工业化阶段:区域经济比较匀质分布,存在少量互不联系的经济中心,每个中心与各自的周边农村地区内部互动,而中心之间并无等级关系。
这一阶段陆大道指出通常农业占绝对优势,城乡之间缺乏联系,总体经济是一种低水平的平衡状态。
第二阶段是过渡阶段:受内外部各种因素刺激,若干地区率先获得发展动力,经济率先发展,形成对周边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区域经济中心,随后产生集聚效应,周边资源不断向该中心流动,形成若干极核式发展。
这一阶段发展主要发生在城市,城乡开始出现互动,但城乡差别开始扩大。
第三阶段是工业化阶段:伴随经济中心的形成,经济进一步发展,区域中心对周边的支配、扩散等影响力不断提高。
区域中心与外围区域形成中心-外围体系,同时外围体系内部也根据接收经济中心扩散的程度随距离产生过度地带和边缘地带。
另一方面多个外围区域形成经济共振交叉,引发新的经济中心。
从而区域中心与区域中心之间形成复杂化和有序化。
陆大道指出这一阶段将形成多核发展的经济迅速增长格局,边缘地区开始得到开发。
城乡差别部分地区可能得到缓解。
第四阶段是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发展进入较高水平,各区域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中心—外围互动日趋明显,极化—涓滴效应进入后期,涓滴效应超过极化效应,中心-外围的边界日趋模糊,最终区域实现空间的经济一体化。
陆大道指出这一阶段技术对资源的运用水平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都比较高,城市群之间与城乡之间达到了高水平的稳定。
2.城乡差别发展及城乡一体化的区域经济学解释那么对于以上这种从低水平平衡、到城乡差别、城乡差别扩大和最后进入高水平平衡的内在经济动因是什么呢?那就是区域发展增长极理论和极化理论、区域间依赖理论、中心-外围理论、阶梯推进理论、极化-涓滴效应理论、区域间相互依赖理论和新贸易理论。
首先,区域内由于不同区位的资源禀赋不同、对本区位内外资源支配能力不同和区位条件不同,从而导致了若干地区具有率先发展的优势;进而这种率先发展为该区位带来支配地位、乘数效应和因果循环累计效应导致极化发展。
这种极化发展的首要动力是技术创新的区位要求、产业区位集群和企业区位选择。
技术创新一般和一个地区对技术研发的投入、对发明的奖励和科技市场化的投入紧密相关,从而和该区域经济总量水平紧密相关,因此具有在发达地区极化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在企业和产业发展中,企业会寻求共同的基础设施费用分摊,寻求共同的产业配套和企业之间的互动,从而出现企业集群,通常发达地区具有更优越的集群条件;最后不管是外资企业在进入一个国家时,其市场、生产和研发对区位选择具有优先选择高等级城市的规律,同时不管对于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其总部选择具有伴随发展不断向更高等级城市迁移的规律,从而促进发达地区的发展。
因此伴随发展,外围地区与中心形成一定程度的类似宗主国—卫星国的区域体系。
以上说明经济发展首先具有不断导致城乡不断扩大的经济规律。
其次,伴随经济发展,对于一些产业和企业来说,优先发展的区位的扩散因子的影响逐渐大于集聚因子的影响,比如租金和劳动成本等商务成本的上升、交通状况的恶化导致经济效率的下降和环境恶化引起的区域宜居水平的下降。
另一方面伴随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市场容量也不断扩大,交通不断改善,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高,地区政策也不断优化,从而其区位吸引力不断提高,因此就出现了弗农的产业/产品从创新地不断向外围地区迁移的等级阶梯迁移现象,最终涓滴效应大于极化效应,中心地区和外围地区由于资源要素和市场形成更加紧密的关系。
另一方面,根据新贸易理论,在产业迁移和人才、资金等要素向周边扩散过程中,一个区域中心与其他区域中心之间,产业内贸易比重不断提高,因此可以说最高级别的区域中心最后不再是依靠对其他区域的掠夺实现发展,而是只有依靠新的产业创新创造新的主导产业来发展,只有依靠通过融入与其他最高等级的区域中心实现互动来实现发展。
因此进入这个阶段后,区域中心对外围地区的发展主要体现为一种经济引领作用,从而实现城乡的一体化。
3.城乡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借鉴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无一不说明了以上经济发展规律。
首先是英国工业革命在个别城市发生,出现了以纺织业为引领的主导产业,进而通过先发优势,促进军事发展,从而对殖民地国家形成宗主—卫星国关系,卫星国长期依赖于宗主国,经济陷入贫穷陷阱;对内英国的城市地区则通过圈地运动对外围地区进行各种资源的掠夺。
而美国受“发现新大陆”的外部刺激,外来移民及企业首先在东部沿岸城市出现,东部实现优先发展,但由于与欧洲大陆的宗主—卫星关系,因此美国寻求独立实现经济自主权,运用进口替代战略等实现了经济急剧发展。
而日本受到欧美侵略威胁后,立即进行了明治维新,经济不断发展,形成了关西、东京等城市群,从而通过城市群实现了对整体经济的带动,进而东京进入世界城市,与欧美形成紧密的互动保证了持续发展。
伴随经济发展,美日欧都产生过巨大的城乡差别,但是伴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各国无不对农村、农业给以贸易、技术和资金上的大力支持,大大促进了城乡一体化的实现,美日欧等国家的农民的收入并不比城市人均收入水平低。
对于后发国家,东南亚四小龙、四小虎等国家通过主动承接产业转移和大力发展潜导产业,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实现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
然而另一和我国相比较早开放的拉美国家,当前却陷入了经济长期低迷状况。
恩里克?杜塞尔(墨西哥,2004、苏振兴(2004、杨万明(2008等人指出,拉美贫困陷阱形成原因主要是:第一跨国公司主导了经济发展,从而区域经济缺乏根植性而带来区域经济的脆弱性,并进而由于对外经济依赖度过高而失去了本国货币的定价权;第二过早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推进速度超越了国家总体实力带来了过渡城市化,这种过早城市化是早期的极化效应下降,从而影响了后期向周边的扩散能力,本质是从工业化阶段向低水平均衡阶段的倒退;第三过度利用游资为经济循环系统的崩溃埋下了隐患,而过高的财政赤字最终点燃了经济危机的发生,从而使经济长期陷入低迷状态。
而非洲国家,普遍无法实现政治稳定的基本前提,政治体系和原来宗主国有着过于紧密的联系,从而与欧美国家长期处于宗主—卫星国的中心—外围的不利状态,经济陷入贫困陷阱。
4.主要结论以上分析表明,一个国家、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具有其客观规律性:(1城乡二元结构是必经的发展阶段;(2通过城市化和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尽管这种发展首先将扩大城乡差别,但是只有这种发展才能为后续促进城乡一体化积聚各个经济中心的经济辐射能力,才能为城乡一体化积累充分的经济条件;(3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必须和各个区域中心的实力、和整个国家的经济水平相适应,循序渐进,否则尽管带来一时的城乡差别下降,却可能使各经济增长极失去足够的经济发展动力;(4最后区域的发展既离不开与其他区域的互动关系,更离不开区域中心与外围地区的互动关系,因为只有后者才能形成具有根植性的经济发展模式。
总之,通过分析,邓小平1985年提出的“先富、后富”观点有着朝超前的战略眼光,我们必须在进一步坚持和深化改革开放的基础上,坚持政治稳定,积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进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两个趋向”的具体落实,促进我国城乡一体化和区域一体化。
二、建国以来我国城乡差别变化情况当前我国和印度、巴西、俄罗斯等金砖四国经济的发展应该算全球化过程中继美日欧、东南亚之后第三轮城市化浪潮的典型,在发展过程中,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过程,又各具特点。
对于我国,建国后,城乡差别发展的过程,既有经济规律自然发展的因素,也有人为加强或扭曲经济规律进而扩大城乡差别的因素。
覃成林、李小建、曾刚等通过分析,总体上讲,我国城乡经济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阶段、90年代前的农村城镇化阶段、90年代以后的城市工业化阶段、2003年以来城乡统筹的探索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前计划经济阶段:这一阶段我国实施了五个“五年计划”,为了实现经济赶超,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国重点实施了“确保粮食安全”、“优先发展城市”、以项目为中心推进“重工业化”等内容,这些内容主要是强化了经济增长极的极化发展规律,有效地推进了我国经济发展。
但另一方面通过改造限制禁止自由市场经济(阻止了经济要素的区域间自由扩散与互动、发展合作社经济(在配套制度未实现时过早推进、推行知青下乡(违背城市化规律,转移城市人口负担这些则扭曲了经济发展规律。
以上这些内容和政策都大大加大了城乡差别。
但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方面则为后续经济增长极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
第二阶段农村城镇化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首先在农村寻求制度突破,1982—1984年连续通过了五个中央政府“一号文件”,推进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从而农业得到了较快增长,农民收入得到了较大提高,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
同时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和农业生产率提高带来的更多劳动力剩余和计划经济带来的产品短缺为农村地区乡镇工业的发展形成了很好的条件,出现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乡镇工业发展格局,出现了我国的温州模式、株洲模式、闽南模式和苏南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