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建设中构建幸福城市的思路研究雷光美摘要：幸福指数是人们衡量生活满意度的主观指标数值，也是人们定位和实现幸福生活的基本依据。

目前学者研究最多的是城镇化的目的、作用和方法，或是单独研究国民的幸福指数。

但真正把城镇化与幸福指数结合起来的文献还不多，若在以往学者研究幸福指数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了一套关于幸福城市的指标体系，并在城镇化建设中运用这个指标体系，则能为城镇化的发展做出一点贡献，真正提升城镇化建设的质量。

关键词：城镇化；幸福指数；思路；措施作者简介：雷光美（1983-），女，湖北荆州人，硕士，福州外语外贸学院（福建福州350000），讲师（会计师）一、城镇化建设中‘幸福’城镇的概念‘幸福指数’是衡量人们对生存和发展状况的感受和体验，也是人们对幸福感的评价或测量指数。

‘城市幸福指数’包括市民对所在城市的认同感、归属感、安定感、满足感，以及外界人群的向往度、赞誉度。

从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来讲，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指标有多个，其中收入与就业、公共安全、环境保护、政策和社会保障、居住状况、医疗状况、教育状况排在前列。

和谐幸福的城市是未来全球城市共同的发展目标。

国内外对幸福指数的研究已有很长时间，根植于古典经济学“最大化幸福”原理，它被定义为有效的幸福或快乐，是人们始终最求的精神价值，也是政府部门努力的政策目标。

1972年，不丹国王旺楚克率先提出国民幸福指数的概念，并据此衍生由经济增长、环境保护、文化发展和政府善治等要素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体系”。

新世纪以来，联合国开始公布人类发展指数，把发展内涵从单纯的GDP 增长扩展到包括 GDP、居民人均寿命、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等多个内容。

英国、日本、韩国等国也有类似的做法。

与GDP 不同，GNH 强调社会经济的可持续与均衡发展，可视为引导社会发展目标从GDP 最大化向幸福最大化的转变。

‘幸福指数’作为一个概念性的名词，它的测量是对幸福的评价，而评价幸福指数涉及不同学科。

因受制于不同的角度、主观因素至今为止，对幸福感的测量全球都有不同的模式，难以达到统一。

其中：经济学界认为：幸福等同于最大效用。

大卫·布兰奇劳尔和安德鲁·奥斯瓦尔德根据主观满意水平设定了幸福指数的模型，是包括了个人实际的效用或福利、实际收入、亲情及与个人相关的特性的函数。

美国密歇根大学罗纳德·英格哈特教授采用幸福感与满意度等问题让被访者直接做出回答，针对个体对象的指标体系是由他领导的研究机构所公布，该指标体系具有广泛的认同性。

之后学术界根据主观范畴给出了三类指标体系（1）指标涉及认知范畴的生活满意程度；（2）生活质量满意度；（3）人际关系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程度。

幸福指数作为衡量人们对生活满意度的主观指标数值，对人们定位和实现幸福提供了基本的依据。

建设幸福城市的指标体系建立之后，如何实现这些指标成为城镇化建设的关键。

二、城镇化建设中，城市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在城镇化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回顾城镇化的发展道路，抛开高速增长的GDP，城镇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不容回避。

城镇化建设的质量怎样，如何构建和谐幸福的城市，是城镇化所面临的重要难题。

1.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老龄化严重，新生代生活压力过重，与幸福生活相差甚远。

据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口逐渐面临老龄化，目前我国20-30岁的一代年轻人都肩负着三辈人的生活负担，呈现出2-4-8的现象。

如果社会保障机制、医疗保障体系没有完善，就业问题、居民收入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新生代的生活压力很大，更谈不上幸福地生活。

2.城市疾病集中爆发农民工涌入城市，城市疾病集中爆发，经济增长与宜居城市背道而驰。

改革开放后，由于城市的快速发展，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城市人口突然增多，导致城市疾病集中爆发，也给城市生活增加了很大的压力，城市的配套设施跟不上人口的增长，经济增长与宜居城市背道而驰。

3.城市规划不合理城市规划毫无新意，专横拆迁，有人喜来有人忧。

最近10年全国房地产快速发展，土地资源流转很快，土地增值也多，这样到处都存在拆迁问题，因为赔偿不合理，出现的钉子户，强拆乱建的事情屡见不鲜。

有的人是为了一席居住地，有的人是为了投资。

有的人高兴，因为拆迁一夜暴富，有的人难过，因为没有拆迁，一辈子的工资不够一套房子的价钱。

与国外相比我国居民的收入与房价相差太远了，这样的城市规划，哪来的幸福可言。

4.社会问题逐渐变多由于工作节凑过快，生活压力过大，大龄男女的比例不断增加，涌现出大批的单身贵族。

以前只有媒人介绍的相亲场面，现在却成了猛增收视率的相亲节目。

当人们坐在电视机前观看节目，娱乐的同时也会议论这个关于‘剩男’、‘剩女’的社会问题，设想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大龄男女的问题，可能会对社会的安定造成影响。

三、引入‘幸福’城市指标体系1978年改革开放，推进了我国城镇化建设的速度，截止2010年，我国城镇化率由原来的17.92%，增加到49.95%。

西方国家200年的城市发展，中国只用了30年。

城镇化正在改变每个人的生活，无论是居住在大都市的市民，还是生活在偏远山区的村夫，都体会到了城镇化为他们生活带来的变化。

关于积极推进城镇化发展，福建近日印发了《措施》，指出：“城镇化率超过 62.5%是2015 年政府工作的目标”。

但是城镇化不单单是数字上的提升，还需要在质量上得到保障。

如何检测城镇化的质量呢，这就需要有一些指标来论证，比如说城市幸福指数。

若是在前人已研究出的幸福指数的基础上，结合目前城镇化建设中所出现的问题，以及所要达到的目标，编制出了新的指标体系，从而为构建‘幸福’城市做好铺垫。

幸福城市指标体系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四级指标指标性质城市幸福指数城市发展指数经济发展GDP 正指标经济市场稳定度正指标基础建设公共交通正指标公共设施正指标公共服务正指标居民收入与支出居民人均收入正指标居民人均消费正指标居民贷款率正指标居民存款率正指标生活幸福指数生存情况薪资待遇正指标公共安全正指标就业保障正指标生活质量住房状况正指标文化娱乐正指标旅游需要正指标家庭交通工具正指标城市公共设施正指标医疗服务正指标教育情况正指标婚姻状况正指标居住环境居民住房自有率正指标人均居住面积正指标周边配套设施正指标绿化覆盖率正指标社区文化服务正指标社会幸福指数政府服务政务办事效率正指标政策和社会保障正指标生存环境空气质量状况正指标饮水安全状况正指标自然灾害抵抗能力正指标人际关系邻里和谐度正指标同事、朋友和谐度正指标四、构建‘幸福’城市的具体思路和措施在2011 年全国地方党、人大、政协年会上，幸福指数成为热门话题，如广东省委十届八次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提出了“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核心任务，并要求制定幸福广东的指标体系。

《措施》中指出：“要同时进行三化合一，即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同时发展；三群共启动，即产业群、港口群、城市群联合启动。

”走出具有福建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充分发挥城镇化多重效应，以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发展的路子，积极推进中心市区、县（市）城区、中心镇区、新型农村社区。

四个层次布局合理，城乡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新型城镇体系。

如何做到‘三规融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如何加快推进大都市发展、如何推动产业布局与城市空间协调发展，如何完善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等，这些都是城镇化建设的关键点。

1.城乡协调发展，共同提升城市发展指数(一)大企业迁移，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大企业带来新的经济增长—GDP，积极推进中心市区，带动其他层次的发展，郝尔希理论‘联系效应’大城市带动小城市经济发展。

产业化、信息化、现代化有机结合，有条不紊发展，城市相互帮扶。

省中心城市-中心市区-县（市）城区-中心镇区-新型农村社区。

以大城市的工业拉动周边县市的经济，其主要的措施为：大型生产企业的由省中心城市向周边县市迁移，这样可以带动周边县市的经济发展，还可以解决周边县市的就业问题；大城市由重工业转变为服务业，这样大大提升了第三产业；鼓励大都市务工人员回家就业和创业。

例如小城镇的回乡农民，可以从事农产品加工、配送等；周边县市、小城镇还可以招商引资，把好的项目吸引过来，这样也能加速周边县市的经济发展，合理分布资源，经济稳中求发展。

我国政府部门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实现四化共同发展，即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同时发展。

强调“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

因此我们必须对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并合理整合资源，让经济在稳定中不断发展。

(二)完善基础设施，加快城市配套建设公共交通：公共交通工具的建设，比如地铁、动车、公交车、出租车等配套建设，而且交通路线也需要改善，归根到底这些都需要有好的规划；公共设施，新一轮的城镇化，首先是人的城镇化，除了让居民有房可住之外，还需要有便利的生活设施。

道路、水渠、饮水、环境、医疗、教育、社区文化、教育条件等这些基础设施都需要配套。

比如人性化的公共卫生间，公共茶水室，公共阅览室等，用来方便市民的生活；公共服务：一个国家的文明度，除了人们自身文明度之外，还包括一个国家的公共服务。

做好公共服务建设让居民出门方便，遇到困难不怕，能够安心的生活。

我们不能让公共服务成为某些机构赚钱的机会，而应该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比如114话务服务、12580生活服务等，应该缩短这些业务的‘客套话’时间，真正提升服务质量。

(三)加快经济发展、提高居民收入省中心城市集中金融业、服务业，将大的生产企业向中心市区、县（市）城区、中心镇区迁移。

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中说到：重工业能够吸纳剩余农村劳动力。

新型的农村只需要30%的农民种地，这样也可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

省中心城市增加了金融业、服务企业，也增加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机会。

大的生产企业向周边县市转移，能够让很大部分的农民工回到家乡发展，也能让周边县市的失业人员找到工作，从而解决了就业问题，解决了家庭分居问题，降低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种地的农民减少了，土地的利用率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也不断增加。

2.积极推进中心市区，运用‘联系效应’提升居民生活幸福指数在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城镇化建设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以前我们进行的城镇化是速度型的。

每年进入城市的农村居民约为1000人，这个速度非常少见。

目前我国城镇化已进入以质量为重速度为辅的发展进程，在这个时刻，我们需要考虑因为人口不断向涌入城市以及人口流动性加大为社会带来的压力，还要考虑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公平性因素，以及合理布局城市配套设施，缓解城市的支撑力及就业压力、合理分布产业结构、解决环境问题等。

因此必须做到：(1)强调规划作用，改善居民生存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