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张恒山《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六大原则，其中民主法治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要要素。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立法、执法、司法体制基本健全。
但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也面临着许多困扰，其中最突出的是人们的法治理念对法治运作存在阻扰。
在法律体系基本形成、法律运作体制基本健全的情况下，人们的法治理念，尤其是各级党政干部的法治理念，对法治运行具有决定性意义。
和谐社会的民主法治建设要求党政干部、人民群众普遍地树立起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相适应的法治理念。
这是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的文化观念基石。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包括“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
这些理念是通过对一些具体的有关法律的认识、观念而得以体现的。
一、关于法的观念——法是全体人民意志的体现目前，我国法理学教科书中流行的主流观点认为，从本质上看，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我们把它称为统治阶级意志论。
在我国，从五十年代以来，它一直被说成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
实际上，这个观点是前苏联学者在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础上所作的不适当的总结。
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分析实证法学的国家意志论的变种。
实际上，这种观点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民的成员之一分子而工作、生活。
我们在理论上或宣传上有意或无意地将刑事犯罪分子视为“被统治阶级”，这种认识和观念极为有害。
此外，所谓被统治阶级是法律之外的概念，是先于法律而存在的概念。
而刑事犯罪是后于法律而出现的现象––––没有刑事立法就没有刑事犯罪。
所以，将各种刑事犯罪置于被统治阶级的范畴，其本身就是一种牵强的说法。
由一种先定的观念出发去硬性地寻找被统治阶级是一种非常有害、甚至非常可怕的做法。
“文化大革命”中，为证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斗争口号的正确性就必须证明阶级斗争继续存在、阶级敌人继续存在，就必须寻找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应当继续被革命、继续被专政的对象。
结果寻找出来的是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和知识分子。
在上述九种人中，在当时能真正构成一个社会阶层或阶级的就是知识分子。
所以，作为一个阶层或阶级而遭殃的就是知识分子。
对知识分子专政的恶果及由此派生的恶果既然结出，对它们就挥不去、摆不脱，只好留给后来的好几代人去皱着眉头、慢慢地品尝、体味、消化。
如果我们今天仍然坚持法本质的统治阶级意志论，我们就不可避免地仍然要硬性地寻找出一个被统治阶级。
我耽心：在这种思维逻辑的支配下，哪个倒霉的阶级或阶层的成员们在某一个阴霾密布的早晨起床后会忽然发现自己不幸被划入“被统治阶级”之列。
第三，法本质的统治阶级意志论之所以不能适用于当代中国法治，是因为这种观念不利于人们形成对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法律的尊重认同的态度。
在本体意义上，法的统治阶级意志论是在将社会划分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基础上，强调法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而不体现被统治阶级的意志。
被统治阶级之所以要遵守法，完全是被迫的，是统治阶级将本阶级的意志以法律的名义强加于被统治阶级。
所以，对法的这种本体论的解释不利于社会普通群众在心理上形成对法或法律的认同。
由于“统治”与掌握国家权力有着必然的联系：统治必然意味着掌握国家权力，或者说，只有掌握国家权力才谈得上对社会的统治，所以，对于中国的普通群众来说，在直观上极容易用是否直接掌握、行使国家权力为标准来区分统治与被统治。
根据这样的标准来看待自己的地位、身份，他们很容易将自己视为被统治成员，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视为统治阶级的成员，并将法律视为不体现自己意志的外在的强加、强迫。
我们继续法的统治阶级意志论的宣传，必然在客观上强化普通群众对法律的这种不信赖、不认同的心理和情感。
在功能意义上，法的统治阶级意志论是在将社会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基础上，强调法的功能重在于统治、压迫被统治阶级，维护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和统治地位。
在将“统治”与掌握国家权力相联系的思维逻辑的支配下，对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视为被统治阶级成员的普通群众来说，从这种功能论会产生出自己是被治对象的认识，会产生出对法律反感、厌恶。
在这种厌恶心理支配下，休想指望他们会自觉地遵守法律。
在效力意义上，法的统治阶级意志论是在将社会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基础上，强调因为统治阶级凭借所掌握的国家政权和国家的有组织的暴力对被统治阶级加以强制来使得被统治阶级遵守法。
根据这种统治阶级意志论，法之所以要被遵守，不是因为它自身内含着什么正义、道理，不是因为它自身就“应当”被遵守，而是因为统治阶级凭借国家暴力或武力强迫人们遵守。
在这种观念的光照下，法没有正义、没有道理可言，只有令人憎恶的凶巴巴、恶狠狠的面孔。
尽管当代中国许多学者发现法的统治阶级意志论在法的效力论问题上的弊端，力求在法的暴力要素之外引入道德、理性、道理等概念成分，但这些概念是不能由统治阶级意志论中合乎逻辑地推论出来的，只能由人来生硬地嵌入法理学体系。
又由于道德、理性、道理等概念是人为地嵌入的，它们同在统治阶级意志论这一基本观念基础上所建构起来的法理学体系难以相容。
面对我们自己所描绘出的这种凶恶的法，我们如何能指望普通群众对它有亲近感、认同感？如何指望普通群众自觉地遵守它？任何社会中的法律归根到底是要靠普通民众中的绝大多数人去自觉遵守的。
没有大多数人的自觉遵守，法就沦为一页废纸或无谓的空气振动。
但要想大多数人能自觉地遵守法，前提是法自身要符合大多数人所认同的道理，要使大多数人对法有认同感、亲近感。
如果我们所宣传的法的最基本观念本身就宣扬法不讲道理、怂恿人们憎恶法、讨厌法，同时我们又企图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无异于南辕北辙、缘木求鱼。
第四，法本质的统治阶级意志论之所以不能适用当代中国法治，是因为这种观念不利于在国家官员队伍中形成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自身应当守法的意识。
如前所述，法的统治阶级意志论在法的功能问题上强调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压迫、强制，其自身逻辑中并不包含统治阶级也应当遵守法律的命题。
从这种统治阶级意志论出发很容易产生出法律是掌握权力者手中的工具、法是用以治民（普通民众）的工具的认识，就是不会产生出自己应当自觉地遵守法律、以法律约束自己的权力和行为的认识。
如果说在国家官员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具有应当自觉地遵守法律的认识，那一定是根据另外的理论逻辑而产生的认识，决不会是因信奉统治阶级意志论的结果。
另外，统治阶级意志论在同国家意志论相结合的基础上，在直观上容易给人造成国家可以随意立法的错觉。
对于大多数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法学理论教育的干部们和普通群众来说，在不可能聆听学者们的详细讲述和论证的情况下，他们只能按照自己的通俗的理论逻辑对这种统治阶级意志论加以理解：统治阶级可以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制订和运用法律。
当代法治建设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国家各机关、国家机关的所有的官员都应当受到法律约束。
从人类文明史来看，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的官员们受到法律约束固然要靠一种合理设计的权力结构机制作保证，但国家机关的官员们自身对法律的信仰、高度的自觉守法意识也是至关重要、必不可少的因素。
如果我们关于法和法治建设的基本观念不利于、无助于国家官员们守法意识的形成，这种基本观念就是失败，就不能适用。
当代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要确立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法是全体人民意志的体现。
由法是全体人民意志的体现这一观念，一方面，要求我们在立法过程中要尽可能地体现和实现人民意志，要求我们完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提高人大代表素质和立法能力，完善立法程序，使人大代表们要真正地体现民意，真正地代表人民立法；另一方面，要求我们在行政执法、司法工作中要忠实地遵循法律。
我们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人民当家作主的集中体现就是人民选举代表集会立法，并且要求国家各机构依照法律办事、履行职责。
所以，我们在执法司法中贯彻法律，就是在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
二、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党的执政权力来源于人民的观念法同国家现象密切相关。
对国家的产生、国家权力的来源问题的理解，直接关系到对法的理解和态度。
在我们的传统政治法律文化观念中，认为国家权力是来自于武力、暴力的。
也就是说，国家政权可以通过暴力去获取，依靠暴力来维护。
这种观念很危险。
在一个和平、稳态发展的社会，这种观念将为野心和阴谋提供冒险得逞的机会。
针对“君权神授论”、“君主主权论”、“国家权力暴力论”等理论观念，近代一些进步的思想家提出了人民主权理论。
他们提出的两大判断却被认为是当代法学政治学的基本公理，这就是：——人民才是国家的真正主权者；国家各机关的权力、任何政党的执政权力都是来自于人民的暂时性授权、委托。
————对这两大公理性的论断，不可怀疑，不可争论、不可反驳。
由于中国传统的国家权力依据暴力的观念，在近代没有被清算，以致许多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论断，认为我们党执政的依据就是枪杆子，就是武力。
这是对我们的权力依据的严重误解。
毫无疑问，毛泽东同志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真理性认识。
这一真理性认识的前提条件是，它是针对国民党反动派而言的。
国民党的反动、反人民、反民主政权依靠反动武装来维护，你不打，它就不倒。
所以，蒋介石发动“4、12”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是被迫领导中国人民拿起枪杆子，用暴力推翻旧政权。
但是，枪杆子、暴力的真正作用是推翻旧政权来为新政权的建立清理场地、创造条件。
枪杆子摧毁了旧政权，使人民获得了政权。
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而人民又通过将权力委托给自己的信任者，来掌握和行使国家权力。
作为共产党人而言，我们掌握政权的合法依据只能是人民的授权和同意。
我们之所以取得政权，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在战争时代，人民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自己的选择、支持和拥护。
这就是，当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实行战略决战时，人民用送情报、送军粮、做军鞋、运军火、抬伤员、送子弟参军等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的支持拥护。
据统计，在解放战争期间，华北近100万人，东北约160万人参加了解放军。
1946年－－1948年，仅仅山东就有近600万人随解放军出征，冀中有近500万人当支前民工。
所以，这是中国人民用汗水、鲜血、用生命所表达的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同意、拥护。
中国人民不仅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我们党的信任，也通过法律的形式表达了对我们党的执政授权。
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我们党倡导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该会议的参加者有中国共产党代表、各民主党派代表、民主人士代表、各民族代表等。
这是一个人民代表性质的会议。
该会议制订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