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心学”影响中晚明文论建构的三个维度[收稿日期]2015-06-18[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系列论文（10YJA*****）王阳明创立的“心学”源于陆九渊的学说，其核心思想主要是强调以“心”为万物之本原，提倡“致良知”之说。
《陆九渊集》卷二十二《杂说》提出“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之论，对阳明学说影响至深，《王阳明全集》卷四《与王纯甫二》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之说，由此足见二者密切的思想渊源关系。
“心”成为王阳明哲学的最高范畴，能够主宰一切。
《王阳明全集》卷六《答季明德》云：“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
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
”“心”是生成万物之本原和制约万物之主宰。
王阳明又把朱熹所张扬的“天理”移入人心，《王阳明全集》卷一《传习录上》云：“心即理也。
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天理”存在于人心之内，因而“人心”与“天理”可以画上等号，这就使“人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王阳明还认为“良知”在人心，人人皆有，圣人常人相同，因而“人皆可以为尧、舜”，“圣人”已不再是高不可及的。
这一思想使人的价值得到空前的提高和尊重，人们不必俯首听命于程朱倡导的“天理”之下而不敢为，人的主体意识由此得到了高度肯定和张扬，程朱理学以“天理”束缚人的思想行为的状况也由此而得到改变。
所以，“心学”的出现使传统的经学发生了重大变化，据《明史》卷二百八十二之《儒林传》载：“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
”这表明阳明“心学”在嘉靖、隆庆年间，已成为声势浩大的主流社会思潮，对社会思想、文学艺术及学术研究的影响程度已远远超过程朱理学，程朱理学对人的思想禁锢亦由此而得到解放。
文学理论作为中晚明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亦不可避免地受“心学”影响。
对于中晚明文论而言，“心学”构成了建构发展的最重要哲学背景，为文论家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
因而研究中晚明文论必须立足于“心学”之立场才能真正切中关键，进而深入骨髓。
从宏观角度看，“心学”对中晚明文论之发展建构的影响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
第一，“心学”高度重“人心”的观点使文论家对文学的抒情性给予特别的强调，从而促进了中晚明抒情主义文论思潮的流行。
明代中后期文论思潮的最突出特征就是强调文学的抒情性，无论是这一时期的诗文理论，还是小说戏曲理论，都发出了高度强调抒情性的理论呼喊。
其中诗论方面的这种呼声最多，从唐宋派的王慎中、唐顺之，到徐渭、李贽、汤显祖、公安三袁、竟陵派等人，都一致强调诗歌以情为本。
如王慎中《遵岩集》卷九《明水文集序》赞扬阳明弟子临川明水陈公“惟其学之不谬，故著为古文词，吟咏性情，敷扬理事，莫不有古作者之法。
”而且其诗“自有机杼，未尝规规仿合形迹而以为传也。
”认为诗歌是出于内心的不得不发之真情。
唐顺之《唐荆川文集》卷七《与莫子良主事》云：“好文字与好诗亦正在胸中流出。
”徐渭论诗更是强调情的重要性。
《徐渭集·徐文长三集》卷十九《叶子肃诗序》云：“人有学为鸟言者，其音则鸟也，而性则人也。
鸟有学为人言者，其音则人也，而性则鸟也。
此可以定人与鸟之衡哉？今之为诗者，何以异于是。
不出于己之所自得，而徒窃于人之所尝言，曰某篇是某体，某则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则否，此虽极工逼肖，而已不免于鸟之为人言矣。
若吾友子肃之诗则不然，其情坦以直，故语无晦，其情散以博，故语无拘，其情多喜而少忧，故语虽苦而能遣其情。
” 徐渭以鸟语人语做比喻，痛斥无真感情的诗歌犹如鸟语。
他高度肯定友人叶子肃的诗，因为其诗“能遣其情”。
又《肖甫诗序》云：“古人之诗本乎情，非设以为之者也，是以有诗而无诗人。
迨于后世，则有诗人矣，乞诗之目多至不可胜应，而诗之格亦多至不可胜品。
然其于诗，类皆本无是情，而设情以为之。
夫设情以为之者，其趋在于干诗之名。
干诗之名者，其势必至于袭诗之格而剿其华词。
审如是，则诗之实亡矣，是之谓有诗人而无诗。
”徐渭认为“诗本乎情”，反对“干诗之名”的“设情以为诗”，因为这种无真情的诗歌预示着“诗之实亡”。
李贽提出著名的“童心说”，以此为诗文小说戏曲的创作和批评标准，对文学抒情性的强调可谓前无古人，其影响亦极其深远。
公安派、竟陵派都要求诗歌“独抒性灵”，虽然二派所说“性灵”的内涵不同，但要求诗以抒情为本，则是共同的。
汤显祖、冯梦龙论戏曲和小说皆以情为本，论诗亦然。
《汤显祖集》卷三十一《耳伯麻姑游诗序》云：“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
天下之声音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是。
”“情生诗歌”之命题把情对于诗的价值意义说得清楚明白。
冯梦龙《情史序》提出“《六经》皆以情教”说，是为其小说“至情”论服务。
“至情”论也延伸至对诗歌的论述，他在《太霞曲语》中提出：“文之善达性情者无如诗。
《三百篇》之可以兴人者，唯其发于中情，自然而然故也。
”又在《序山歌》中云：“书契以来，代有歌谣，太史所陈，并称风雅，尚矣。
自楚骚唐律，争妍竞畅，而民间性情之响，遂不得列于诗坛，于是别之曰山歌，言田夫野竖矢口寄兴之所为……今所盛行者，皆私情谱也耳……若夫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
”冯梦龙认为，诗是最善于抒情的，他对“不列于诗坛”的山歌高度重视，这些民间歌谣抒发的是男女真情。
在散文、小说、戏曲理论方面也都表现出了强烈的重情观念。
唐宋派、公安派的散文理论都是以情为本，如唐顺之在《与洪方洲书》云：“近来觉得诗文一事，只是直写胸臆。
”王慎中在《曾南丰文粹序》高度赞扬曾巩之文：“能道其中之所欲言”。
公安派的“独抒性灵”说也包括散文写作，认为散文创作与诗歌一样也是“独抒性灵”。
在小说理论方面，冯梦龙提出著名的小说“至情”论，并把“至情”落实在男女之情上。
如在署名龙子犹的《情史序》中对“情”给予热烈地赞扬，提出“天下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万物如散钱，一情为线牵”等观点，认为世界生于情，世界的意义就在于感情。
戏曲理论方面，汤显祖在《寄达观》中提出：“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真是一刀两断语。
”《复甘义麓》提出：“因情成梦，因梦成戏。
”把情看作戏曲创作之根本，有情才有梦，有梦才有戏。
他的《临川四梦》也都是借梦写情的抒情之作。
中晚明抒情主义文论思潮的形成虽有多种因素，但“心学”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因为上述文论家都深受“心学”之影响。
王慎中和唐顺之是最早受阳明学说影响的文论家，二人都受业于王学传人。
王慎中曾受学于王畿，据李开先《遵岩王参政传》载，王慎中“与龙溪王畿讲解王阳明遗说，参以己见，于圣贤奥旨微言，多所契合，曩惟好古，汉以下著作无取焉，至是始发宋儒之说读之，觉其味长，而曾、王、欧氏之文尤可喜。
”这表明，王慎中从秦汉古文向唐宋古文的观点转变，是受“阳明遗说”的思想影响。
唐顺之也受王畿思想的浸润，据《明史》卷二○五《唐顺之传》载，唐顺之“闻良知说于王畿，闭户兀坐，匝月忘寝，多所自得。
”所以，“唐宋派文人的转变与王阳明心学的影响有很大关系”（p363）。
徐渭治学亦受王学影响，他曾受业于阳明弟子季本，在《自为墓志铭》中云：“少知慕古文词，及长益力。
既而有慕于道，往从长沙公究王氏宗。
”又在《先师彭山先生小传》中说：“其后往师新建，闻良知之旨，益穷年治经，心悟手书忘昼夜寒暑。
”这表明徐渭师事季彭山并获得“良知之旨”。
李贽是明代中后期思想解放浪潮的代表人物，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说“他受阳明心学特别是泰州学派的思想影响很深”，当为中肯之论。
据李贽录《阳明先生道学钞》卷八载：他认为，阳明之书“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
”张少康又说：“他的‘童心说’就是从阳明心学中引申出来的”（p195），亦为中肯之论。
此外，汤显祖、公安派及冯梦龙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受阳明“心学”的影响，不必一一述论。
第二，阳明“心学”“与朱子背驰”，具有思想解放之意义，启发文论家突破传统约束，大胆提出新的文论观点。
明代中后期是文论史上新观点层出的时代，大量突破传统的新观点纷纷提出，构成了明代中后期文论的一个显著特点。
如李贽的“童心说”就是振聋发聩的新观点，以“童心”作为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基本原则，在文论史和文学史上具有双重重大意义。
李贽论戏曲提出“化工”“画工”说也是著名的新观点，以天然造化之工的审美境界作为评价戏曲的最高标准，这一标准同样适用于评价诗文小说及书画等艺术作品，体现了中国古人对于文学艺术创作的最高审美理想。
李贽还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用于评点《水浒传》，不但高度肯定了《水浒传》的思想价值，而且大大开拓了小说评点的新思路。
后世小说评点家如金圣叹提出“怨毒著书”说，张竹坡鼓吹“泄愤”说，蒲松龄张扬“孤愤”说等无不受其影响。
公安派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说，也是新人耳目之论，大胆地把“性灵”落实在男女之情上，不但强化了性灵情感对于文学创作之意义，而且在创作模式上打破了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僵化格套，为后世文学家的自由创作提供了理论支撑。
公安派又提出“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p325）这一极具新意的文学发展观，成为批判复古主义、模拟主义之利器，并提倡“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创作观，为文学之创新及创作之自由开辟了道路。
汤显祖提出“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的戏曲创作观及“意趣神色为主”的戏曲审美观，都是戏曲理论领域前所未有的新观点，让人耳目一新。
在小说理论领域，冯梦龙不但极力鼓吹小说“至情”论，发前人所未发，而且大胆地提出“《六经》皆情教”之说，把至高至上的“情”与儒家经学元典《六经》联系起来，并通过分析各部经书中所涉及的感情特点与具体内容，最终将“情教”的内涵落实在男女之情上，即“情始于男女”，使《六经》、“情教”与小说联系起来，从而借助经学之权威，极大地提高了小说的地位与价值，亦为振聋发聩之论。
总之，明代中后期文论家在诗文小说戏曲各理论领域都，提出了突破传统的新观点，这些具有强烈反理学、反传统精神的新观点充分展示了明代文论的特色和水平，丰富了明代文论的理论宝库，促进了明代文论的建构、发展和深化，并对后世文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晚明文论大量新观点的提出与“心学”所引发的思想解放密切相关。
有学者指出：“王阳明‘心学’和程朱理学在学术上的分歧，在客观上导致了明代中叶以后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和个性解放思潮的兴起”（p19）。
“个性解放思潮的兴起”为文论家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支撑，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阳明思想学说中，含有促成思想解放的因子，对当时喜新求变的士子来说，不啻是惊雷闪电、甘泉雨露，因而得到迅速传播。
”（p47）阳明“心学”为文论新观点的提出提供了一个深广的哲学背景，文论家正是在这一哲学背景上展开大胆探索，不畏传统，敢于挑战和批判，形成了“喜新求变”的创新心理，这种心理与阳明学说中的“思想解放的因子”完全合拍一致，二者的“合力”必然促使文论家大胆地提出突破传统的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