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西楚霸王项羽近几年，围绕楚霸王项羽似乎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文化热点。

电影、电视连续剧、电视书场、专题出版物及MTV不一而足，其间或多或少有些许为项羽鸣冤叫屈的情绪。

项羽身后向来不寂寞，宋人李清照“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名句当为其评价最力者，然而只涉及其生其死而不及其它。

待到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直评项羽因不厚不黑而败，这就牵涉到刘项优劣论。

时下汹涌的不平之气，或许就是对不黑不厚说的呼应。

其实，不论人们对项羽怀有何等情感，事实总是事实。

细读《史记》就不难发现，项羽绝非人们心目中的直肠汉，也不可能与厚黑无涉。

有关项羽的历史功过得失，学界论之甚详。

笔者只想对一些一向为研究所忽略、又关系项氏成败并对后世有启示意义的项羽现象略作归纳。

第一，项羽的个人品质造成了他的失败。

首先项羽绝非智力低下，正相反，司马迁认为他才气过人。

刘邦也认为在勇悍仁强方面自己非项羽可比，对此韩信亦有同感。

但项羽这种过人才华并没有给他带来帮助，反而使他成为直继暴秦的统治者。

项羽的本性是极度自负。

陈平对其鉴定为“不能信人”、“意忌信谗”。

在项羽眼里，他人均不足道，所以他事必躬亲，弄得自己很辛苦。

这使人联想起秦始皇。

侯生、卢生有言：“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以为自古莫及己……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

”项羽也是逢战必到，疲于奔命，最后又中了陈平的反间计，更加形单影只，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独夫。

司马迁评秦始皇曰：“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

”评项羽曰：“奋其私智而不师古。

”其次是苛察。

苛察大概是项氏家风。

其叔项梁起义后不久拒绝一门人求职时指责对方某时未办好某事，是为其证。

日后，殷王司马昂叛楚，项羽派陈平等击降之。

不久，司马昂降汉，项羽就要追究上述军事行动的参与者，导致陈平归汉。

相形之下，刘邦的部属中有许多人曾反对过他或投降过项羽，均未受追究。

所以，项羽虽常胜，人却越打越少；刘邦虽常败，人却越战越众。

又其次，项羽继承了赵高的一套统治术。

赵高曾献计于秦二世，说欲巩固其统治，唯有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

项氏在分封时正是这样干的。

他将原来的齐燕之王分别贬为胶东王、辽东王，而将齐燕之将分别封为齐王、燕王。

正是这种统治术，迅即酿成了不安定因素，并最终断送了项氏统治。

经历过暴秦统治的广大人民是绝不能忍受项氏统治的。

天份反成事业之累，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第二，项羽现象提出了历史人物作用的阶段性命题。

彼得原理有无能极一说，即某个系统里的人达到其力难胜任的岗位，不称职现象便随之产生。

项羽的情况正合此理。

可以说，在反秦风暴中，如果没有项羽的摧枯拉朽之力，其成功是不可想象的。

他在夺权前对形势的正确判断，在救赵时的果敢绝决，奠定了其历史地位。

但以此为限，其后的局面就非项羽所能胜任。

归降的二十余万秦军，既是项羽的最辉煌胜利，也成了他失败的开端。

这些与诸侯联军人数相去不远的俘虏，如果不杀，总是心腹之患。

而一旦杀降，项羽就失去了道义上的支持，并且无法在关中立足。

又如分封，也非项羽份内事，项羽挟威势强行包办，弄得怨声载道。

于是，项羽就从顺应历史潮流走向了反面。

对此，项羽本人固然有推卸不了的责任。

他以为自己既然在军事上有一套，其它方面估计也差不了。

耐人寻味的是，时过两千年，项羽的思维方式在中国仍可以大行其道。

生活中经常能看到某些领域的成功人士，情不自禁地要对各种事物指点江山。

那么，项羽同时代的人默认了他的自负就不足为奇了。

但事实让天下及项羽本人大失所望。

如果项羽当时不去争夺支配权，他肯定不会迅即覆灭。

或许应了老子的一句话，“知止可以不殆”（王弼《老子注》）。

可惜，项羽及其它情形相类者当时绝不会有这份自觉。

人类注定要在错误中成长。

最后，项羽蔑视知识或代表了一定的中国社会情绪。

少年时代，项羽学书学剑学兵法均浅尝辄止。

在项羽眼里，“书，足以记名姓而已”。

可见，知识在其心目中一文不值。

项羽抹杀义帝的功绩一事更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社会对知识的情绪。

他说：“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

”话虽说的有力，可却不是事实。

义帝是在项梁败死，楚国受重创之后出面主持大计的，他亲自布署了攻秦的两路人马，完成了陈胜、项梁未能完成的大业——灭秦。

设想，如果印刷厂厂长出面否认一本畅销书作者的作用，建筑队长出面否认一个杰出建筑的设计师的作用，一定没有人会信以为真。

但项羽的上述言论却能深得人心。

甚至司马迁或者都被其骗住，《史记》就没为义帝立传。

无独有偶，刘邦定天下论功行赏厚封萧何，遭到武将们的一片反对之声：“臣等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

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

”看看，项羽心态有多么大的市场啊。

但刘邦不是项羽。

他以猎为譬：“夫猎，追杀兽者，狗也。

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

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

功狗也。

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

”“刘项原来不读书。

”然刘邦对待知识的功用能深明大义如此，刘胜项败，固其宜矣。

项羽先抹杀义帝之功，后杀义帝之身，此等行径岂是与厚黑无涉。

按刘邦的上述说法，项羽之谋杀义帝无疑是功狗噬功人。

其厚其黑，天地共鉴。

深究起来，对项羽的歧读皆源于司马迁的记叙。

特别是将刘项二人相互参看时尤其如此。

当司马迁着力描摹时，项羽总是威武雄壮，气势夺人；刘邦则平淡无奇，甚或猥琐。

于是便有阮籍登广武战场“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之叹。

确实，刘项相争，项羽处处压刘一头。

然而，项羽的刚猛无俦恰恰是逆时代潮流而行。

所以，虽然频频取胜，却最终魂断乌江。

欲读通项羽，必须读司马迁为刘项二人各自所下的赞语。

司马迁对刘项二人所下的赞语恰好与正传相反。

对刘邦评价极高，对项羽则贬斥甚多，若再与各自的本纪相参，却又都是与事实兼容的。

令人惊奇的是，这种成于一手且反差明显的评价竟能完全谐和地出现在历史的背景上。

其原因在于，历史本身就是由无数矛盾着的事实所构成。

项羽的事实是，他的确威武雄壮，可惜这只是小节。

大节是在灭秦之后，项羽其人其情是反社会的。

那么，看历史人物，只管往大节处看。

当一个人大节有亏时，即便其小节可歌可诵，不提也罢。

项羽败亡原因新探对于汉王朝的兴起，司马迁曾如此评论道：“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除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

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

”[1]由于秦汉交替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创伤，秦灭楚亡始终是历史关注的焦点。

有关项羽失败之原因探讨，也不是一个新鲜命题。

早在汉帝国建立之初，刘邦君臣就讨究过这个问题。

自那以后，对此问题依然是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远的不说，单就近世而言，说法亦有多样。

最没有争议的是人才问题上的得失；各具特色的则有阶级出身论，以为项羽代表旧贵族利益，故不敌刘邦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2]有不顺应历史潮流，分封不得人心论；[3]有项羽不厚不黑论，以为其未能及时地置刘邦于死地，最终败下阵来；[4]等等。

笔者以为，人才问题之得失确系项羽失败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全部，其它的论点则都有一定的片面性，未免牵强失当。

让我们根据历史记载，看看项羽之败的症结何在。

探讨先朝得失，尤其是探讨前朝败亡的原因，已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一种传统。

几乎每个新朝的开创者都急于得出某种结论，以免重蹈覆辙；并想借此规戒子孙。

周武王灭商伊始，就企图与纣王之兄箕子讨论商灭问题；[5]秦灭六国后，秦始皇也与群臣讨论过周所以亡的原因。

[6]同理，汉帝国成立后，秦亡及项羽败亡原因也立刻被提出讨论。

但是这一类讨论或因距事发过近，仓促检讨未必能切中要害；或因就事论事，缺少历史的纵深感。

因而，其得出的结论及其欲图借鉴之目的均不甚妥贴。

汉初对项羽败亡的讨论就非常简单。

还在都洛阳的时候，刘邦就让群臣对汉所以胜、楚何以败畅所欲言。

[7]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

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

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所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

”对于臣下的这种认识，刘邦认为只是项羽败亡的原因之一，且不是最重要者，所以他笑驳二人，谓之：“知其一未知其二。

”那么，这个最重要的“其二”又是什么呢？对此刘邦有一段非常精彩有名、且为后世津津乐道的历史表白：“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

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吾擒也。

”其实，君臣所说的都是人才问题，只是刘邦所说为栋梁之材，高、王所说涉及到的仅是团结一般的人才。

的确，在人才问题上项羽失误甚多，有目共睹。

其症结在于他刚愎自用，不善于团结人。

如韩信、陈平均为项羽旧部，前者因不得重用而离去，后者因畏罪而归汉。

[8]张良也一度与项羽有过从，但项羽并未将其争取到自己这边来。

[9]所以即使项羽身边有人才，也等于没有。

司马迁论项羽“奋其私智”，可谓的评。

至于范增是否算必不可少的人才，很值得怀疑。

范增为项羽谋划，有史可稽者共有三处，均见《项羽本纪》。

第一次是鸿门宴前，范增力主击灭刘邦。

此计在当时显非急务，亦为形势禁格。

杀刘不如放刘有利，对此笔者另有专论。

[10]第二次是项羽分封时，范增与项羽谋划曲解巴、蜀为关中地以封刘邦，偷梁换柱歪曲怀王之约。

此计亦属平常，高明有限。

第三次是汉三年楚汉相持于荥阳，楚占上风，汉提议划界讲和，项羽欲允，范增反对，以为“汉易与耳”，遂急击荥阳，终未能擒获刘邦。

在无把握一举置刘邦于死地的情况下，不允议和，恐怕不能视之为高见。

尽管和约未必能长久保持和平，但项羽的让步至少能在道义上赢得广泛同情。

上述三策，至少有两策失当，剩余一策无失算，但也非要害之争。

所谓范增的计谋不过如此，不用也罢。

或许范增还有一些良策失载于史，但范增在日，项羽失策甚多，如厚封诸侯将而薄封诸侯，杀怀王心，不击汉而击齐，为其错之大者；范增死后，楚亦有大胜；因此，范增的重要性得不到必要的支持。

至于范增死后，楚由盛而衰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刘邦建立了广泛的反楚统一战线，并开辟了多处战场，令楚军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力量耗竭所致。

回顾楚汉相争的历程，项羽屡战屡胜，完全是亲征的结果；刘邦屡战屡败，却能迅速结集力量，卷土重来，并不断以周边战场的胜绩使楚军在主战场的频频告捷显得毫无实际意义。

这种战争模式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在这种模式中，项羽身边有无范增，原无多大区别。

除有才不用，无才可用这两大弱点之外，项羽还有用人失当的问题，如郑昌无力守旧韩、曹咎不守将令失成皋、龙且贪功冒进全军覆没、周殷叛楚助汉势。

用错人的原因主要是任人唯亲，韩王郑昌为故秦吴令，系项氏早期结纳的故交；大司马曹咎与塞王司马欣均于项梁有救命之恩。

此数人未闻有大功于楚，他们竟踞高位，这对楚军将领的积极性或有严重挫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