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第1期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No.1　2010总第243期Journal of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Sum No.243 [收稿日期]2009-09-06 [基金项目]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8Bgjwt02) [作者简介]高英彤(1963-),男,吉林松原人,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朝核问题中美国因素的现代国际法律评析高英彤(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吉林长春130117) [摘　要]朝核问题是当下国际政治,尤其是东北亚地区地缘政治中牵涉地区和全球国际安全走势的焦点、热点和难点问题之一。

许多政治力量在这一地区的交织,特别是中、美、俄、日四大国利益交汇使朝鲜半岛问题日益错综复杂,其中占据主导因素的是美国残余的现实主义的冷战思维和对外战略、美国实用主义的国际法观及实践。

笔者基于解铃还须系铃人的思考方法,以现代国际法为评析视角,深入探究了朝核问题形成中的美国因素,以期为朝核问题相关各方最终解决方策提供参照。

[关键词]朝核问题;美国因素;国际法 [中图分类号]D815;D99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10)01-0017-05 近十几年来,朝核问题是东北亚乃至全球国际关系中牵涉地区安全和影响全球国际安全走势的焦点、热点和难点问题之一,也是构建和谐东北亚,推动东北亚一体化向前发展,进而推动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建设的严重障碍之一。

如何破解这一困局,彻底摆脱这一安全困境就成为重要的国际政治课题,笔者以现代国际法为评析尺度和视角,试图从对朝核问题形成中的美国因素的评析入手,探讨朝核问题,以期为朝核问题相关各方最终解决方策提供参照。

朝核问题的实质是使朝鲜遵守核不扩散机制和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

为推动该目标的实现,美、日、韩早在1994年就与朝鲜达成了《框架协议》,同意以向朝鲜免费提供两座轻水核反应堆和提供一揽子经济援助、燃料和实物资助为条件换取朝鲜放弃获取核能力并对朝鲜进行核查。

国际社会热切期盼《框架协议》能顺利实施。

然而,由于历史积怨和现实猜疑,美国和朝鲜之间、日本和朝鲜之间,在国际战略格局上难以建立真诚的政治互信。

因此在《框架协议》履行期间,美朝经常互相指责对方没有履行《框架协议》的承诺和义务,尤其是美国总统在2002年的国情咨文中以朝鲜发展核武器和出口导弹技术为由,将朝鲜同伊拉克、伊朗一起称为“邪恶轴心”;同年12月,以朝鲜违反朝美核框架协议为由停止向朝提供重铀;美国甚至在200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提出了“先发制人”战略,引起朝鲜高度警觉和强烈反弹,虽经六方会谈多次磋商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仍于2009年4月5日,以朝鲜发射“火箭”为拐点,朝核问题再度陷入僵局。

美日坚称朝鲜发射的是导弹而不是朝鲜坚称的有权进行太空探索的“火箭”,违背了安理会2006年通过的第1718号决议。

中俄两国反复斡旋但收效甚微。

此后,朝鲜进行了频繁的导弹试射,甚至进行核试验,使朝核问题愈演愈烈,引起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的高度关注,甚至整个世界都把关注的焦点汇聚在朝鲜半岛上这个被美国称为的所谓“无赖国家”,实为弱小国家的身上,朝鲜承受着从未有过的巨大的国际压力。

从国际关系视角深层审视和公正客观地分析朝核问题,我们认为,朝鲜之所以采取如此激化矛盾的行为是有其深刻原因的,是多种因素合力促成的,而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关键性的因素是美国因素。

美朝将近60年的积怨甚深,美国战略思维并未因冷战结束而根本转变,尤其是美国对现代国际法的态度和立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导致朝核问题纠结缠绕、不断激化的深层原因。

一、美国虚无主义的国际法观激化了美朝冲突在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指导下,美国的对外战略奉行的是虚无主义的国际法观。

这种虚无主义的国际法观既表现在美国政府的对外战略中,也明显表现在一些学者、官员们的思想、立场上。

以2002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为例,它明确提出,“我们的军事力量极为强大,它足以打消任何潜在敌人发展军力、以期超过或匹敌美国军事力量的念头。

”[1]美国全球战略和它的欧亚两翼并重并进地缘政治战略的出发点是要致力维护一个无人能与之相抗衡的,只由美国唯一超级大国领导、主宰世界的单极世界。

奥巴马上台伊始表示过要放弃单边主义,回归多边主义国际关系格局。

但仅仅是一种“表示”,不容任何势力挑战美国全球战略主宰地位这一点在国际政治力量对比没有发生转折性变化之前,是不会改变的,因为这样就没有哪个国家或组织能挑战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保护者和执法者的地位。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美国在200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提出在国家安全战略实施中不受国际法约束的对外策略,美国“会采取必要行动来确保自己满足对全球安全的承诺和保护美国人的努力不会因国际刑事法院可能的调查、质询或指控而削弱。

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不会延伸至美国,我们也不会接受这样的管辖。

”[2]121并且,为了贯彻国家安全战略,美国甚至提出了“先发制人”的战略原则和方针打击它认为的“敌人”。

对此,美国著名国际事务专家约翰・伊肯伯指出,《国家安全战略》中根本没有提到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

“《国家安全战略》中宣称要使用的手段‘几乎将《联合国宪章》第51条中有关国家自卫的国际法准则变成了一纸空文’。

从广义上说,美国提出的准则无视国际法和国际机构的存在,认为它们‘没有什么价值’。

”[3]15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质疑美国关于先发制人的战略方针和政策时,明确指出其与国际社会已认可50多年的程序和原则是相互冲突的,美国“保留单边行动的权利,或在特别联盟中保留权利的逻辑是对过去58年中世界和平与稳定所依赖的原则的根本挑战。

”[2]132美国的国际法律虚无主义不仅表现在政府制定的对外战略上,而且还明显地表现在一些学者和政府官员们的思想立场上。

法律学者迈克尔・格伦农宣称,“整个国际法体系只不过是‘一大堆空话’,‘想使权力的统治服从于法律的规则,这只能算是一种伟大的尝试’,应该被丢到历史的烟灰缸里”[3]17。

时任布什总统安全事务顾问的赖斯在记者招待会上曾露骨表示“如果有权不用,那我们这个世界第一大强国还有什么意义?”[4]综上所述,在美国的对外战略及学者、官员的思想里,存在着完全置国际法于不顾,置约束强者、维护弱者权利而设的许多国际组织于不顾的虚无主义国际法观,这种虚无主义的国际法观导致的结果正如美国国际问题专家所言:是在“激化冲突,而不是寻求政治谅解,完全就是一种挑衅。

”[3]37在这种“挑衅”中试图让朝鲜这样一个弱小国家服从核不扩散机制的约束,既缺乏国际法律文化的支撑,又没有大国的榜样和示范,显然有失公正,因而不可能使朝鲜形成遵守核不扩散机制的心理和文化上的认同。

二、美国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的国际法实践强化了朝鲜安全上的焦虑在国际社会中,美国常常不顾国际法准则,为所欲为,且带有一贯性。

至少最近60年来,美国无视且践踏国际法的行径,引起举世惊叹:“例如,美国1989年底兵临邻国巴拿马,用武力拘捕该国总统诺列加,将之胁持至美国,加以审判,定罪入狱。

为此事美国政府遭到了国内外各方唾弃与咒骂。

”[5]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完全不理会联合国安理会有关伊拉克问题的决议,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声明不再受《联合国宪章》控制武力使用条款的约束,随心所欲改变规则,让自己的政策成为国际法的新准则,把法律看成是灵活的,随时可以发生变化的工具。

对科索沃的轰炸确立了不经安理会授权也能动用武力的新准则。

美国人在国际社会复述修昔底德那句“大国为所欲为,小国接受命运”的格言,采取的是强权主义、霸权主义的行径。

这也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政府我行我素的一贯做法,即“在事关国家利益的时候频频放弃法治而使用武力,‘而联合国是美国用来推行单边主义的一件趁手的工具’,如果联合国在美国统治阶层关注的某些问题上没能起到推行单边主义工具的作用,它就会被撇到一边”[3]22-39。

美国对国际法的极端蔑视和肆意践踏,给人们一种极为不良的观感和深刻的恶劣印象:美国没有国际法治观念,也不需要国际法。

进入新世纪以来,当世界大多数国家同声呼吁国际法治,期求创新发展国际法时,2003年,美国一些名牌大学的法学院居然相继取消或正准备取消原有的“国际法”专业。

对此,作为世界国际法学会的现任常务副理事长,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教授富兰克林・鲁本斯的蛮不讲理的“解释”是:“我们美国已经不需要国际法了……我们美国政府的政策就是国际法,美国的声音代表国际法的最高规范,国际法的强制性就体现在我们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上。

”[6]某些国际法教授坦言,由于美国不遵守国际法,使国际法在美国声誉扫地,严重影响了生源和学术交流,才迫不得已取消国际法专业。

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使美国的国际法学科发展和学术创新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美国对外政策和国际法之间暴露出的尖锐矛盾,对国际政治已经和还将产生深刻影响。

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正是美国这种单边主义、霸权主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国际法实践,不但使广大弱小国家缺乏安全上的保障,而且不断地强化了他们安全上的焦虑。

这是朝核危机下的朝鲜不断要冲破朝核危机的框架以图自保的重要导因和动因。

三、美国在国际法上采用双重标准难以得到朝鲜对核不扩散机制的遵守美国在国际法的实施上采用双重标准,甚至有时奉行完全利己、极为自私、不负责任的实用主义多重标准。

美国既在国际法律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信誓旦旦地证明自己忠于“法治”,但通常又严格限制自己和这些条约的密切捆绑,或拒绝签署、批准这些条约,或坚持特定的保留条款限制对美国的适用。

“它对自己行为的标准和它施加于他人身上的标准不尽相同。

例如,美国的领导人经常强调他们谨遵‘法治’的原则,并在现有的法律原则遭到破坏时,立刻对其他国家加以谴责。

然而,和其他国家一样,在利益当前的时候,美国也会改变(或破坏)国际法。

”[2]74对于那些美国主导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美国则极力维护自己的主导地位和利益,对违反“规则”的国家大加制裁;当规则脱离了美国的控制和主导,束缚了美国的手脚时,美国就选择单边主义,抵制、对抗国际法或另起炉灶。

采用双重标准事实上成为完全利己、极为自私、不负责任的实用主义多重标准,它阉割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破坏了国际法治的建设。

美国对国际法的双重标准在核不扩散国际法律机制上也有充分表现:对不同的国家采用不同的立场和态度。

对朝鲜、伊朗、伊拉克这样的所谓“邪恶轴心”国家采取的是限制其发展核技术,以“发展核武”作为动用制裁的口实,甚至是抛开联合国,违反联合国集体安全关于武力解决的法律管制的约束,以“预防性自卫”为借口,发动伊拉克战争,以对萨达姆处以极刑方式,颠覆、推翻萨达姆政权;对朝鲜的火箭发射则斥责为“挑衅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