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第二次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经济思想学习目的和要求：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我国第二次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经济思想的发展，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来为我国今天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同时也进一步加深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是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认识。

课程内容：第一节第二次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时期的经济思想一、第二次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时期的社会经济变化政治上，它使中国损失了更多的主权和领土，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了；清朝统治者投靠外国侵略者，开始成为他们的附庸与工具，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

经济上，外国侵略势力扩张到沿海各省，并伸向内地，方便了他们倾销商品，掠夺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使中国受到资本主义经济的侵略性冲击。

鸦片贸易合法化、华工出国及允许外国人前往内地传教，都使中国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

外国公使驻京加强了对清政府的影响和控制。

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对满清王朝刺激较大，开始痛定思痛，进行“洋务运动”。

《北京条约》刚一签字，英、法、俄等公使就立即表示，只要清政府认真“履行条约”，就可以得到“任何援助”。

1861年1月，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1862年1月，清政府对太平天国事件确立了“借师助剿”的方针，引用外国军队来帮助镇压内乱。

洋务运动旧称“同光新政”。

1860年后，在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清朝封建集团中逐渐形成了一批具有买办性的官僚军阀。

他们在与外国资本主义打交道的过程中，不但认为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可以调解和妥协，“借洋助剿”，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而且还可以采用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技术，以达到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的目的。

这部分人就是当时清政府内当权的洋务派，他们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所从事的洋务，史称洋务运动。

所谓“洋务”，是指诸如外事交涉、订条约、派遣留学生、购买洋枪洋炮以及有按照“洋法”操练军队、学习外洋科学、使用机器、开矿办厂等对外关系与外洋往来的事物有关的一切事情。

洋务运动的内容很庞杂，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而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是其主要内容。

从60年代开始开办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事工业。

其中，江南制造局是中国第一个较大的官办军事工厂，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全厂约2000余人，主要制造枪炮、弹药、水雷等军用品，同时还制造轮船，1867年后开始制造船舰。

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创办的规模最大的船舶修造厂，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创办，全厂约1700余人，以制造大小战舰为主。

安庆内军械所是清政府最早开办的近代兵工厂，1861年12月由曾国藩在安庆创建，厂子规模不大，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炮弹等武器。

除创办上述一类工厂外，还派遣留学生学习技术。

但是，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难。

于是，洋务派在“求富”的口号下，从70年代起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方式，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唐山胥各庄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织呢局等民用企业。

与此同时，洋务派还开始筹划海防，在1884年初步建立起南洋、北洋和福建海军。

在洋务派控制了海军衙门以后，又进一步扩建北洋舰队，修建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

中日甲午战争是1894年7月末～1895年4月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

1894年（光绪二十年）爆发。

按中国干支纪年，时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Sino-Japanese War) 。

丰岛海战是战争爆发的标志。

大清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签订了继《南京条约》后，又一个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又一次，把中华民族带入了灾难的深渊。

《马关条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马关条约》是继《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它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严重危害，是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步骤。

①台湾等大片领土的割让，进一步破坏了中国主权的完整，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

②巨额赔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

同时，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

清政府大借外债，列强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③通商口岸的开放，使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深入到中国内地。

④允许在华投资办厂，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马关条约》反映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分割世界的侵略要求。

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了。

⑤《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了中国的民族灾难。

第二节冯桂芬的经济思想冯桂芬（1809～1874）晚清思想家、散文家。

字林一，号景亭，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曾师从林则徐。

道光二十年进士，授编修，咸丰初在籍办团练，同治初，入李鸿章幕府。

少工骈文，中年后肆力古文，尤重经世致用之学。

在上海设广方言馆，培养西学人才。

先后主讲金陵、上海、苏州诸书院。

冯桂芬为改良主义之先驱人物，最早表达了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

著有《校邠bīn庐抗议》、《说文解字段注考证》、《显志堂诗文集》。

主要经济思想：冯桂芬之思想，上接林、魏，下启康、梁，其意义不单单只是“求西学、思变法”的一脉相承，而在于其率先提出了消解现代化过程中的中西、古今矛盾的方法，即“惟善是从”。

冯桂芬“惟善是从”的思想根基于中国文化中的见贤思齐、刚健有为的传统，是从中国文化本土生长出来的、可以导致中国文化与时俱进的极其宝贵的思想，也是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生动体现。

冯桂芬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更加全面地论述了向西方学习问题。

他继承了林则徐、魏源的传统，肯定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主张学习西方的军事工业。

不过，军事工业只是他学习的一个方面了。

冯桂芬指出“此外，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皆得格物致理。

舆地书备山川厄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

”看到了“农具、织具百工所需，多用机轮，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可资以治生。

”明确提出在农、工业生产中采用机器的主张。

究竟夷之长技有哪些？冯桂芬的认识较魏源有较大的进步。

他总结出中国五不如夷。

除了认识到船坚炮利不如夷外，还认识到“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这里冯桂芬除了在技术方面外，还提出了“君民不隔”问题，这是很可贵的。

冯桂芬提出了“自强攘夷”的主张，他把其主张概括为“以中国之名教伦常为原本，辅之以诸国富强之术。

”冯桂芬非常强调中国自己掌握新式技术。

他用了一段很精彩的话：“或曰，购船雇人何如？曰，不可。

能造，能修，能用，则我之利器。

不能造，不能修，不能用，则仍人之利器也。

利器在人手，以之转漕，而一日可令我饥饿；以之运盐，而一日可令我食淡；以之涉江海，而一日可令我复溺┅┅借兵雇船皆暂也，非常也。

目前固无隙，固可暂也。

日后岂能必无隙，固不可常也。

终以自造、自修、自用之为无弊也。

”这里包含着发展中国家在向发达国家学习中必须自己掌握经济命脉，才能确保独立的思想。

这个思想，对于今天第三世界诸国在同发达国家打交道有借鉴意义。

第三节曾国藩的经济思想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汉族，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人。

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

清朝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

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

曾国藩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

1864年，湘军在其弟曾国荃的率领下攻下天京，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臣。

一生著述颇多，但以《家书》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光绪五年（1879年），也就是曾国藩死后7年，传忠书局刻印了由李瀚章、李鸿章编校的《曾文正公家书》。

本人也善于运用人才，清朝另外一些名臣如左宗棠、李鸿章都与他有密切关系。

李鸿章等称呼曾国藩为老师。

曾国藩曾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

中国现代史上两位著名人物毛泽东和蒋介石都高度评价过曾国藩。

毛泽东青年时期，潜心研究曾氏文集，得出了“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结论。

即使是在毛泽东晚年，他还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

蒋介石对曾氏更是顶礼膜拜，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

他把《曾胡治兵语录》当作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自己又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拜读不辍。

据说，他点名的方式，静坐养生的方法，都一板一眼模仿曾国藩。

曾国藩的个人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主要经济思想：1．“安民”论“安民”也就是“爱民”、“养民”的意思，这是儒家传统经济思想的核心。

曾国藩既以道学家自命，自然一也是口不离“安民”、“养民”。

在《备陈民间疾苦疏》中，他针对当时社会动乱，生产凋敝，民不聊生的状况，强调指出:“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则为患甚大”，认为：“自古莫富于隋文之季，而忽致乱亡，民心去也；莫贫于汉昭之初，而渐致又安，能抚民也。

”清代当时的隐患，就在于“民间之疾苦不能诉于上”，以致造成民心涣散。

2．崇俭论崇俭论是传统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国藩对此宣扬最多，在他的各种论著，尤其是《家书》,《日记》中，崇俭的言论俯拾皆是。

他的崇俭论，包括治国和治家两个方面。

在治国方一面，他认为一个国家无论贫、富、强、弱，都应以节俭为本，尤其是在国用不足的情况下，更要把节俭作为治国首务。

为此，他提出了精兵简政以节约国家开支的主张。

在太平天国军兴以前，他曾提出过“汰兵五万”以及精简官府机构之类的主张。

在封建制度已经彻底腐朽的情况下，这类主张自然于事无补。

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之后，这类主张，更显得苍白无力，他也不再提“汰兵”的主张了。

在治家方面，他尤其强调崇俭，强调治家“除却勤俭二字，别无做法”，他时时告诫家人子弟，要在“俭”字上用功。

3．平银论清嘉庆以来，银荒问题日益引起朝野上下的关注。

曾国藩在任京官时也加人了朝臣对货币问题的议论。

他的《备陈民间疾苦疏》已把银贵、赋税负担加重看做民困的重要原因。

同一时期，他还写了《平银疏》，专论如何解决银价问题。

提出贵钱贱银的六条措施和办法：一是“部定时价，每年一换”，即由官府规定银、钱比价，但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每年调整一次；二是改变兵饷一律放银的制度，根据不同情况，或者完全放钱，或者银钱配搭，或者继续放银，以减少对银的需要；三是“部库入项，亦可收钱”，即官府征收，可由收银改为银、钱并收；四是“地丁正项，分县收钱”，即国家的经常财政收人可以钱缴纳；五是“外省用银，分别放钱”；六是“量减铜运，以昂钱价”，即人为减少铜的供给，以提高铜对银的比价。

曾国藩的这六条办法，总的说就是由用银改为银钱并用，重钱轻银。

这是一种同货币由贱金属向贵金属发展的趋向背道而驰的落后的货币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