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与全球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摘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是当今全球经济格局最显著的变化,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全球经济重心正从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偏转。
拥有庞大人口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正在重塑人类经济版图,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性事件。
庞大的人口若继续沿着传统工业化道路前进,地球将难以承受如此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
面对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人类必须找到新的出路,即坚决摒弃传统工业化增长模式,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实现经济增长的绿色转型。
关键词:新兴经济体;金砖四国;七国集团;绿色经济全球经济格局是指各国间经济实力对比和经济影响强弱的一种结构性体系和势能状态。
当今时代,全球经济格局最显著的变化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日益崛起,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发达国家要走出金融危机也越来越依赖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需求,而拥有庞大人口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正在重塑人类经济版图,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性事件。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要求必须转变传统工业社会的发展模式,向着绿色化方向转型,人类社会才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新兴经济体已成为驱动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发动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和政治中的一个突出变化,就是所谓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大量兴起。
2001年,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奥尼尔首次提出“金砖四国”概念,囊括了全球最大的四个新兴市场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由于这些国家的首字母组成与英文中的砖块(Brick)类似,因此被称为“金砖四国”。
2006年,高盛公司的奥尼尔等人又创造“新钻11国”(Next-11,简称N-11)概念,包括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韩国、越南、土耳其、菲律宾、埃及、巴基斯坦、伊朗和孟加拉11个国家,认为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潜力上仅次于“金砖四国”,不仅目前在经济发展上有良好表现,其前景也一片光明。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进一步验证了高盛公司预言的正确性。
肇始于2007年的一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在发达经济体的中心地带美国爆发,席卷全球。
首先是美国的次贷危机,进而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美国、日本、尤其是欧洲国家经济低迷,多数国家深陷债务危机不能自拔。
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已经更换了发动机,新兴市场经济体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
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危机中的“双速复苏”到目前的“双速增长”以及未来很可能的“双速发展”正在深刻地改变全球经济的格局。
事实上,新世纪以来,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情况显著好于发达经济体。
其中,“金砖四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普遍高于七国集团国家3~6个百分点,一般地,前者是后者的2~4倍(见表1)。
图1则显示,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等和低收入国家增长速度开始快于高收入经济体,摆脱了此前两者在经济速度上孰快孰慢的不确定性。
进入本世纪以来,中等和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不仅快于发达经济体,而且这种速度差距呈现扩大趋势。
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主要是中等收入国家(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发挥着显著的影响作用,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普遍快于低收入国家1~2个百分点。
表2显示,在2000年之前,高收入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80%左右,2000-2005年其贡献率仍超过70%。
此后,高收入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总体呈下降趋势,金融危机后,高收入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著下降。
其中,2009年贡献率一度下降到-85%。
与此同时,中等和低等收入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上升,2000年及以前贡献率仅为20%左右,2000-2005年贡献率接近30%,2006、2007年贡献率超过40%,2008年及以后贡献率达到50%左右(因全球经济衰退,2009年除外),2010年甚至一度超过60%。
在不同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发生根本性转变过程中,七国集团对发达国家的变化发挥着重要作用,而金砖四国对中等和低收入国家的变化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全球经济重心正从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偏转,新兴经济体的工业化是人类社会正经历的世界性历史事件表3显示,在2007年之前,新兴市场国家能够挤入前十的国家不超过2个,2008年挤入前十的新兴市场国家增至3个,2011年挤入前十的新兴市场国家进一步增加到4个。
并且,新兴市场国家在位次排名上也逐步靠前,改变了此前发达国家垄断排名前几名的状况。
2010年以来,中国取代日本,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巴西也改变了在前十排末尾的情况,2008年之后位次排名不断靠前,2011年巴西超过英国,排名居世界第六。
七国集团(G7)是发达经济体的主要代表,金砖四国(BRICs)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主要代表,这两个集团占世界GDP比重的变化最能感受到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
图2反映了这两个集团的变化趋势,1980年七国集团占世界经济总量约为2/3,2011年其所占份额下降到不足世界的1/2。
相反,尽管金砖四国所占份额一直较小,但其占世界比重呈直线式上升,2000年仅为8%,2009年却已达到15.9%,不到10年的时间占世界比重翻了一番,2011年金砖四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已经达到19.3%。
高盛公司的一份报告显示,2005年“金砖四国”与“新钻11国”的GDP总值只相当于七国集团(美日德英法意加)的1/4(应该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结果,如果按照当时汇率计算,前者仅相当于后者的1/6);但至2035年,它们将会后来居上,全面超过七国集团经济总量;到2050年,世界经济大国的排序是中国、印度、日本、巴西、墨西哥和俄罗斯。
其中,中国在2041年超过美国从而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印度在2032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巴西将于2025年取代意大利的经济位置,并于2031年超越法国;俄罗斯将于2027年超过英国,2028年超越德国。
另外,“新钻11国”的GDP总值将激增11倍,达到相当于一个美国或4个日本的规模。
如果这些预言都变成了现实,可以推断,全球经济格局将被重塑,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博弈中将获胜最多。
今天,全球总人口接近70亿人,但时至今日,全球已实现工业化国家的总人口也仅为13亿左右;而目前正在进行工业化国家中仅中国和印度两国的人口就接近26亿人,是目前已实现工业化国家人口总和的两倍。
此外,还有巴西、印尼、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墨西哥、孟加拉国都是人口过亿的国家,也正在进行工业化。
①这么大规模的人口同时处于工业化进程中,这是人类社会所从来没有过的历史性事件。
从中国、印度、巴西等国正在进行的工业化进程来看,这些国家工业化是“压缩式”的工业化,将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50~100年)完成发达国家200~300年走过的工业化路程。
庞大的人口规模正在快速推进工业化,对全球气候、能源、资源、环境、治理等各方面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同时也对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科技进步、可持续发展等各方面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三、全球经济必须转型发展,绿色经济或许是人类唯一选择在传统的工业文明和经济模式下,人类活动已经给地球母亲产生了极其严重的环境问题,并且这种趋势仍在蔓延。
据统计,近年来人类每年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硫超过2亿吨,排放温室气体超过30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排放超过1000亿吨各种生产和生活废水,大大超过自然界的自我净化能力,而且随着工业化不断深入,累积性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
不可否认,现在生态系统破坏、生物物种灭绝、荒漠化、大气污染和酸雨、河流和海洋污染、臭氧层破坏、全球气候变化以及极端气候事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机构(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在对95个国家进行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过去50年来,人口增加使得人类赖以生活的2/3的生态系统,包括空气和水源受到污染和过度开发。
报告指出,过去50年来,人类为了取得食物、净水、木材、纤维和燃料,对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速度比以往任何一个年代都要来得快,破坏面也比任何一个年代来得广,这使得生物的多样性承受着无法扭转的损失。
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观测显示,南极臭氧空洞平均面积超过1000万平方英里,比整个北美洲的面积还大。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一份报告指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海洋中“死亡区”数量和面积一直在扩大,1994年全球海洋共有149个“死亡区”,但2006年“死亡区”已多达200个,增长了34%。
如果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继续沿着发达国家传统工业化道路前进,那么对资源环境造成的压力是难以想象的。
有研究表明,2008年占世界总人口14%的25个发达国家消费了全球41%的一次能源、43%的铜、42%的铝以及29%的钢;发展中国家人均消费一次能源、钢、铜和铝仅为发达国家人均消费量的24%、40%、21%和21%。
②发达国家以如此少的人口比例,消费如此多的能源和矿产资源。
如果发展中国家继续沿着发达国家工业化老路走下去,恐怕需要几个地球才能满足人类工业化对巨量的能源和矿产资源的需求。
需要特别引起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在其推进工业化历史过程中,因其规模较小,加上其拥有的技术优势、军事优势等,可以很大程度将其工业化的“外部性”转嫁出去。
比如,工业化造成的环境污染(包括引起全球气候变化的碳排放)由全球承担,而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源、能源等从世界其他国家“掠夺”或不平等贸易而来。
相反,当今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再也不能“外部化”其工业化的负面效应,而必须“内部化”,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转变传统工业社会的增长模式,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实现经济增长的绿色转型。
2011年,联合国环境署在其发布的《迈向绿色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各种途径》中,将绿色经济定义为“可促成提高人类福祉和社会公平,同时显著降低环境风险和生态稀缺的经济”。
“绿色经济”概念最早是由英国环境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David Pearce)在1989年出版的《绿色经济的蓝图》中提出,主张从社会及其生态条件出发,建立一种“可承受的经济”,并提出将有害环境和耗竭资源的活动代价纳入国家经济平衡表中。
一般认为,绿色经济是以生态环境容量、资源承载能力为前提,旨在于实现自然资源持续利用、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生活质量持续提高和经济持续发展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
由于绿色经济概念比较宽泛,不同学科背景对绿色经济理解有所不同:生态学家强调绿色经济不能破坏自然生态系统,要保持生物多样性;环境学家强调绿色经济要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其实现途径重点在污染的末端治理;资源领域专家强调绿色经济要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脱钩,其实现途径重点在于从生产端提高资源生产率;能源专家强调绿色经济要降低化石能源的消耗,开发新能源;经济学家强调绿色经济要大力发展绿色产业;社会学家则将社会包容性引入绿色经济的理念中,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