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著作近来，有人为了把晚年的马克思、恩格斯说成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肆意曲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晚年著作，特别是歪曲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关于股份公司的论述，从中引申出所谓《资本论》第三卷推翻了《资本论》第一卷，不再需要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的结论；歪曲恩格斯1895年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导言》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策略的调整的论述，从中引申出恩格斯修改了《共产党宣言》，期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结论。
这样，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晚午著作，恢复其本来面目，就成为澄清有关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非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并没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27章《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中，论述了他对资本主义的新认识，特别是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股份公司。
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出现了单个资本不可能建立的社会的企业；二是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与私人资本相对立的、社会资本的形式；三是资本所有权现在同现实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完全分离，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货币资本家，劳动也已完全同生产资料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四是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
不过，这种财产并不是各个相互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
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
在资本主义社会，经过股份公司中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的这种分离，是不是像有人所说的“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呢？否。
股份公司的出现和发展，无疑地标志着资本占有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的日益社会化，标志着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与个人的私人资本相对立的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资本）的形式，其企业也表现为与个人私人企业相对立的社会企业。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
但这种股份形式的转化，还局限在资本主义的界限之内，因而，股份公司这种对私人财产的扬弃，又终究只是在资本主义本身范同内的扬弃，这种股份资本仍然是资本的集体所有形式，这里的“社会财富”、“社会资本”最终还是由少数私人占有，仍然是私人借以获得剩余价值的资本，它虽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范围内，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却并未改变企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和私有制的本质。
所以，马克思在指出股份公司“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1](p519)，应把它和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一起“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 [1](p520)的同时，又强调指出这种扬弃的历史方位在于，它“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 [1](p516)，“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同内的扬弃”[1]（p518），它“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而“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 [1](p520)。
这就是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主义的自行扬弃矛盾中所指出的，它的相互联结、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
如果只看到矛盾的前一个方面，而忽略和抛弃了矛盾的后一个方面，并以此作为唯一的指导线索去考察股份公司这类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那就会陷入片面性、绝对化和简单化之中，而得出不正确的结论。
如果离开了这个关键之点，随心所欲地去解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股份公司，把它说成是什么“使和平过渡到一种新制度成为可能”，甚至“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那在理论上就是没有根据的。
而由此再引申出什么“《资本论》第3卷推翻了《资本论》第1卷，不再需要‘炸毁’资本主义‘外壳’了，马克思心目中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原始资本主义）灭亡了。
其后，资本主义在《资本论》的冲击下逐渐社会主义化”等结论，那就更是把浪漫主义发挥到了想人非非的地步，与马克思晚年著作的原意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也指出，“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有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
在股份公司的场合，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之间矛盾的“这种解决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
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刭除了适于社会管理之外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 [2](p629)，也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才强调要由工人阶级去“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 [2](p60)，而不是听凭这些因素经由部分质变而使资本主义社会自行和平长人社会主义。
二、在资本主义社会，所有权和经菅权相分离带来了一极上的“敌意收购”和另一极上的“经营者资本主义”力图取代“业主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在实际生活中带来的，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
在股份公司中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之后，两者之间发生了怎样的关系？在西方世界，大体上有两种意见：一种叫做“经理革命”或“管理革命”论，以美国经济学家贝利和米恩斯在1932年发表的《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一书为代表。
这种意见认为，上述的这种分离，己经使企业所有主资本家逐渐丧失了对自己企业的管理权力，同时诞生了一个专职从事企业经营管理的“经理阶级”，促成了一场把企业管理权力从资本家手中转移到这种经理阶级手中的革命，它已不是资本家的代表，而是关心生产效率、企业繁荣、社会福利，并接受社会监督的“社会的代表”。
另一种意见则坚持所有制决定论，以美国左派经济学家米尔斯在1951年出版的《高薪阶级》一书为代表。
这种意见认为，所有主的权力并没有被剥夺，董事会是握有全权的所有者阶级的成员，掌握了所有权，就可动用警察力量以“剥夺所有制的事实控告任何经理”，所以，通常所认为的剥夺了所有者职能的经理，实际上要比任何所有者更忠心耿耿地执行着这种职能。
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生活中，出现了在所有者和经营者这两极上产生的两种新的现象，并要求给予新的回答和解决办法。
一种是在企业重组浪潮中出现的“敌意收购”现象。
在20世纪60年代，各种公司之间的这种收购，曾被当作降低代理成本、保持资本市场的竟争性、约束经营者有效地管理公司、为股东利益工作的重要手段而被英美政府所容忍和允许。
在20世纪80年代，这种敌意收购还在企业并购总额中占有一半。
但实践表明，敌意收购并不是管束管理者或向股东提供收益回报的有效方法，而且往往和企业的长远发展利益相悖，有时它还倾向于成为敌意收购者掠夺财产的一种套利行为。
于是，在这个领域中就逐渐酝酿出企业的“利害相关者”模式在理论和实践中的诞生。
根据这种“利害相关者”模式，企业无疑地首先是企业家们努力为自己及其伙伴创造财富的成果，但在今天，企业已不再被看作只是为其拥有者创造财富的工具，它还要为必须公正地得到工资的雇员、从税收中得到资金开办学校和其他公共机构的社团以及在企业潮流中运气时好时坏的供应商和销售公司创造财富。
总之，企业要对更多的公众、而不只是对其拥有者和股东负责任。
这种企业新概念已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29国财政部长 1999年在巴黎签署的《公司治理结构》原则中得到了确认和反映。
另一种则是“经营者资本主义”力图取代“业主资本主义”。
自从亚当·斯密以来，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都曾指出，公司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为内部人滥用职权创造了可能性，但现代经济又不能再退回去，重新依靠家族企业和合伙企业。
因此，资本主义制度就创造出了一套监督机制来防止内部人滥用职权，其中包括现代会计制度、独立审计员、证券和金融市场制度以及禁止内部交易制度等等。
然而，当资本主义发生内部病变时，从理论上讲应根据业主利益办事的专业管理人员，却可利用股权极端分散、已没有负责任的业主存在这个漏洞，同会计和公司其它管理人员同谋合伙把公司变成为自己谋利的工具，而不惜牺牲股东和员工利益去获取财富，然后及时抽身离开，用“经营者资本主义”去取代“业主资本主义”。
世纪之交在美国发生的安然、世通公司等一系列会计假账丑闻案件，就是其典型实例。
为了医治这种病变，美国总统布什不得不在2002年7月30日签署一项旨在结束“低道德标准和虚假利润时代”的企业改革方案《2002年萨尔班纳斯一奥克斯利法》（或称《财务行业改革法》），更加严格地规范公司经营管理人员的行为，增强对会计师行业的监管，增强执法力度。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社会实行的股份制、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来看，还是从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都与有人所说的什么“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风马牛不相及。
三、恩格斯1895年的《导言》调整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策略恩格斯在逝世前五个月，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o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撰写了《导言》。
有人说，恩格斯在其中“期待”“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实际情况与此相反，恩格斯只是根椐客观条件的变化，调整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策略。
写这篇《导言》的直接背景是：1895年初，《前进报》出版社建议，把当年已在《新莱菌报。
政治经济学评论》上发表过的马克思著作《1848年至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重新出版，恩格斯在接受这个建议以后，决定写一个《导言》连同马克思的原著一起发表。
他认为这个《导言》“除了对那时以来发生的事件加以概述外，还应说明为什么我们那时会寄希望于无产阶级取得最近和最终的胜利，为什么这一点没有实现，以及后来发生的事件在什么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当时的看法”[3]（P389〕。
恩格斯在1895午3月6日写就的这篇《导言》，其第一部分特别指出了马克思原著的理论意义，尤其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应用和工人阶级的革命理论方面；第二部分则论述了在19世纪末期的新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使工人阶级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应采什么样的战略策略。
当时的新情况是，在巴黎公社以后，欧洲各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利用了进行合法活动的权利，开展宣传组织工作和议会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反社会党人法的迫害下，经十余年英勇机智的斗争反而壮大起来，在1890年2月的选举中获得142．7万张选票、35个议席，并迫使政府废除了反社会党人法，把俾斯麦赶下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