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资料来自"马照跑,舞照跳"地区的老同学(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同班同学) Mr.& Mrs.ha ping cheung，有兴趣的话，不妨花点时间读一下，内容很有意思。
高走下神坛的杨振宁他依然是继牛顿丶爱因斯坦丶麦斯威尔之后的最重要物理学大师-刘永龄-第一部份：杨振宁―翁帆黄昏恋04年12 月早晨我正与荆妻早餐，忽然她说“杨振宁竟然结婚了”，我问你怎麽知道？她说报纸登了，我接过报纸，果然大幅报导，图文并茂，确实令人震惊。
随即她冷冷撂下一句话“报上说他回港还要摆喜筵，如果收到请帖，你要去参加，听从尊便，我是决不参加”，这番说话同样令我吃惊。
杨后来并未办喜筵，祇是香港知名人士查济民先生出面，请了少数人便宴招待杨振宁新婚伉俪，我们收到邀请，但内人有话在先，我只能单人赴宴。
自2004年杨翁婚后，我和他们也相见过不少次，多数我们三人共餐，边吃边聊天，翁帆很少出声，只是倾听我和杨的对话，我对翁了解不多，一般感觉是她还斯文有礼。
在此前不久，杨夫人杜致礼女士病逝，我和杨振宁有如下对话，清华配备什麽人来照顾你？杨回答女工及秘书丶司机各一人，再问这三位住处离你家多远，杨答都不超过2公里，我说你心脏做过大手术，万一有事打电话都来不及，我公司生产一种对讲机，可以通话超过10公里以上，我送你四个，如调到同一频道，只要按一下立即四人同时可通话，我会从深圳生产厂直接寄给你，杨欣然同意。
所以听到上述消息，我第一个反应，是我的对讲机刚刚寄出不久，即使收到也用不上了, 但深为杨得到人照顾而高兴，但事情的发展和我想的完全不同，熟悉或不熟悉杨振宁的人，谈起此黄昏恋都为杨“惋惜”，认为“犯不着” “不值得这麽做”，对杨的做法深感失望，特别对结发半个多世纪的夫人尸骨未寒, 即如此高调闪电式结婚，甚至还对传媒说这是“上帝送给他最后的一个礼物”。
相对目前中国的世俗社会，很多人都是难以接受，特别是女士们有此想法的更多，看来拙荆并非完全过激，各种流言在网上流传，越讲越离谱，开始我认为杨振宁只是结婚太高调了，我并不同意人们的看法，甚至同人辩论，认为任何人处于杨的处境都会这样做。
但人们认为别人都可以，杨振宁却不可以，随后我慢慢理解了这句话的含意。
虽然杨振宁再婚完全“合法”(他已单身)，“合理”(他年老体弱丶无人照顾)，但不合“情”，不合中国人特殊国情，为什麽？此事说来话长。
1957年杨丶李因宇称不守恒定律得到诺贝尔奖后，中国处于毛泽东时代，资讯极为封闭，但这件事从中央的人民日报到全国地方报纸大幅报导，认为是中国人的光荣骄傲，连毛泽东都公开以杨丶李为例说年青人能办成大事。
中国人从来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状元是读书人的梦想，封建时代的状元取消了一百多年，但是至今对全国各地包括香港，高考状元还是每一个学生和家长的愿望。
诺贝尔奖是洋状元，是状元中的状元，中国人从来没人得过，杨振宁自然成为人们的偶像，也自然升为“神”—学术界的“神”，受万人崇拜，这是杨第一波升为神，杨振宁给全国造成第二次震撼是1971年第一次回国访问。
1971年是文革期间，全国的知识份子给毛泽东及江青之流用当时公开的说法是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被称为“臭老九”，老一辈知识份子有坐牢丶做苦力，包括杨振宁的老师丶同学。
杨的父亲带病被批判丶劳动，年轻的学生从初中到大学数以千万计“上山下乡” 到农村去，学生自谑为“修理地球”，知识份子，老年丶中年丶青年都处于水深火热中，处于绝望中。
杨振宁回国，受到以毛泽东丶周恩来为首高规格的礼遇，盛大欢迎，这给全国知识份子带来极大的希望，因为杨振宁是知识份子, 而且是高级知识份子，如在国内首先是打倒的对象，如今是否风向要变，知识份子政策要改变。
确实杨也向当局做了建议，周恩来等也试图做一些改变 (当然最后还是四人帮垮台，邓小平执政后，才做了彻底的变化)。
如果说57年杨因为巨大的成就，成为崇拜的对象，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神”，71年更因为他带给人们空前未有希望，所以“神” 更升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本人因为支持杨建议创办的青少年发明奖，80年代和杨一起到一些大学作推广工作，杨受到学生狂热的欢迎，令人感动，但廿年后，2005年在上海交大为庆祝此奖成立廿周年，杨和他的新夫人翁帆女士也出席，学生的热情和廿年前却不可相比较了。
当然杨的盛名下降，不完全是杨翁恋，可能也因为说了不受人欢迎，被认为不合时宜的话，连他的妹妹杨振玉也说他“中国政府的功过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需要你这个科学家来做结论，因此也没有必要为政府做错的事, 而为中国政府说好话”。
注多年前，毛泽东的警卫员李银桥写过一本很畅销的书《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现在就有人认为杨振宁是从神坛走下来了，杨振宁确实曾经是高高站在神坛上，他是科学之神，希望之神，是神就应该是完美的，道德是高尚的，言论一切都应该是正确的，但杨---翁黄昏恋后, 形势完全逆转, 人们的幻想破灭, 很多人从少年时视杨为偶像, 心目中的神, 已不再存在, 事情逐渐走向反面。
如果不把杨振宁当成神，当他是人，他的一切“错误”就会完全不成问题，不幸的是他曾经是“神”。
我和杨相识多年, 从来没有把他当神，所以并不认为他有什麽大错。
第二部份 : 杨―李争论杨―李争论是否与杨夫人(杜致礼)有关周恩來對此如何看法李丶杨争论是否和杜致礼有关，这可用杨振宁讲过的一件事作参考，杨说有一次周恩来问杨李不和事，问他的夫人是否介入，杨回答说没有。
杨描述如下“聪明的周恩来笑了一下”，这句话可圈可点，即周不相信杜致礼没介入，杜是否介入请看杨另一段谈话，原来杨李同写的论文，杨本想李名字放前面，但杜致礼不同意，认为李这个人不值得信任，因此令杨改变了主意坚持要把自己名字写在前面，这充分证明杜对杨的干涉。
注在这里不能不谈一下和杨结婚共生活了五十多年的发妻，杜致礼是何许人，我和杜致礼丶杨振宁也有过多次共餐，并曾外出旅行。
据杨说杜个性很强，有话直说，我也有同感，特别是有话直说。
杨振宁即说70年代江青丶张春桥(四人帮成员)代表周恩来宴请杨振宁丶杜致礼夫妇，席间张春桥对杨振宁言有冒犯，杨容忍不言，但杜致礼立即反言相讥，毫不相让，由此可见其个人之强。
我曾问杜你是北方人(陕西米脂县人, 也是李自成的家乡)，为何偏爱吃大米，而不是面食，她答道 : 因为小时候生活困难, 吃饭总会有点菜，吃馒头，那只有大葱。
她“小时候” 应该是抗战时期，其父杜聿明至少是师长以上的高级军官，可知杜聿明确“清廉”, 其后杜聿明被俘成战犯，杜夫人带同五个孩子(杜致礼已在美国)在台生活困难，后求助于宋美龄，老蒋看在他虽败未降，曾赠杜夫人黄金若干两，以渡难关，而杜的黄埔同学等一些国民党高级将领，不少腰缠万贯。
也许有人会问，杜聿明既然不是贪官，那来钱送杜致礼去美国？实际情况是杜聿明在辽沈战役后，肾病严重，老蒋批准由女儿陪同赴美治疗，但想不到淮海战役这麽快发生，因此留杜聿明主持此战役，此时护照外汇已批下，杜致礼乘此机会单身赴美求学。
杜致礼父亲杜聿明，黄埔第一期老蒋嫡系中的嫡系，曾担任多个重要职务，1948年率几十万大军和以邓小平丶陈毅为领导的第二丶三野战军决一死战，最后兵败突围不成，被俘成为战犯，关押10年後获特赦，杜聿明在国民党军队人员中有很高威信，一笑泯恩仇后，杜受到中共重视，80年代在北京病逝，邓小平曾出席这个昔日老对手的追悼会。
杜致礼无愧是将门虎女，杜聿明悍卫国土，寸土必争，杜致礼为悍卫夫婿也是寸步不让。
1950年杨振宁和杜致礼结婚以前，曾写信禀报父母，杨武之回了一封长信，提到二家家庭的差异，要杨有所考虑。
杨—李的老师，吴大猷先生如何看待他的二位高足之争吴大猷是李—杨的老师，桃李满天下，吴先生对学生教导有方，对有才干丶有天份的学生更独具慧眼，知名的不仅李—杨，在二弹一星的功臣中研究理论的如朱光亚，邓稼先都是他学生，他对学生感情深厚。
第二次世界大战因原子弹而结束，引起蒋介石重视，老蒋要吴大猷先生率领一些人到美国了解原子弹究竟是怎麽会事，因此吴先生挑选了朱光亚等人往美国访问。
80年代, 一次吴先生和我讲, 他很想念朱光亚, 问我能否设法邀请朱光亚来港和他见一面，我明知道是我办不到的事，但我不忍伤老人的心，只好讲我尽量设法，其所以知道办不到，因为杨振宁也在此不久前, 和我商量说他同学邓稼先(原子弹功臣之一)身患绝症，他想我资助费用，邀请邓稼先夫妇在港休养一段时间，因杨当时任中文大学讲座教授，与他有相处机会，我说没问题，一切费用由我负责，并可派人赴京接他们来港，但后来没获批准，以杨振宁的“大面子”都办不到，我那里有此能力，其实我根本不认识朱光亚先生，听说朱光亚先生还健在，可能他根本不知道他的恩师吴大猷先生对他的怀念，但愿朱先生能看到此文。
吴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97年他病逝于台北，杨振宁曾问我，吴先生晚年和你过从甚密，为什麽你没写一篇悼念他的文章，我答复是吴先生何许人，被台湾称为科学之父，我如写悼文于报章，会被人误会是想高攀，出风头，正如同丁肇中对外界说我是他二位最好的朋友之一，我亦不作回应，今天回想这完全是错误，深感惭愧，我想借此机会谈一下吴大猷先生。
吴先生是广东番禺人，为卅年代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最早将量子力学介绍到中国，人虽矮小，但做事说话气势万丈，以敢言而着称，在台湾深受蒋介石器重，台湾要想制造原子弹，吴先生坚决反对，曾当面和蒋介石说，你总不能把原子弹扔在中国同胞头上吧！他谈到有一次老蒋问他有关台湾原子弹进展，他说他们(指蒋经国)从来没让我参观过，引起老蒋震怒，他不止一次说过蒋介石虽是一介武夫，他知道尊重知识份子，因此很多人愿意为他効力，如胡适，李国鼎，叶公超(晚年遭蒋贬职)，但蒋经国却是“怕”知识份子，“躲”知识份子，李登辉更糟，吴先生公开批评李登辉，李用卑鄙手段在立法院讨论对中研院经费刁难，吴先生被迫辞职。
他从未谈起他的二位弟子，李—杨之争，只有一次，他感叹的说“二个最聪明的人，做了最蠢的事”，杨振宁也从未和我谈和李政道之争论，因为我不懂物理，无从谈起，也没兴趣“掺和”这件事，只有一次杨很沉痛的说过一句话“我和李政道的争论为下一代树立了极坏的榜样”, 这句话真是百分之百正确, 掷地有声。
杨振宁对他和李政道交悪起于六十年代，而直至1989年7月7日杨致函吴大猷先生，吴先生也在一周以后1989年7月14日即回覆杨振宁，可知吴先生对此事早有想法，只是不想说，吴先生致杨的信如下：「振宁：今天读来信，确是一个多年来我不愿真正追探而心理多多少少有了一个picture的sad story，我并没有惊讶，没有“完全未想”的感觉，我说的有些是我已知道，已感觉到的而我不愿去“确定”的，现在你说出来了，是我难过的。
总之，整件事是一件不幸的事，我想Truth是不能永远掩盖着的，我希望大家都不再在世人前争，而让Truth慢慢展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