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第17卷第3期May 2010Journal of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Vol .17No .3收稿日期:2009-12-18基金项目:广东省重点文科基地翻译学研究中心项目(07JDX M74001)作者简介:蓝红军(1971-),男,副教授,博士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翻译史研究方法论四题蓝红军(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外语系,广东广州510507)摘 要:翻译史研究是近年来翻译研究的一大热点,因其关涉史学和翻译学两个学科,其方法论具有明显的跨学科、多层次的特征,既体现一定的哲学基础及史学与翻译学研究的一般原则,也体现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
对于翻译史研究方法论的讨论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翻译史研究性质的了解,提高翻译史研究的有效性、规范性、适当性。
从史识观、翻译理论、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等四个方面对翻译史研究进行思考。
关键词:翻译史研究;方法论;方法论意识Abstract:A s one of the hot t op ics of translati on studies in recent years,the study of translati on hist ory,which involves hist ori ography and translati on studies,is interdisci p linary and multilevel in methodol ogy,reflecting the philos ophical basis and common p rincip les of histori ography and translati on studies .Reflections on the method 2ol ogy of translati on hist ory studies can hel p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its nature,and thus to make our study more efficient,nor mative and app r op riat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ranslation hist ory from the consci ousness of history,translati on theories,research top ics and methods .Key words:the study of translati on history;methodol ogy;consci ousness of methodol ogy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65x (2010)03-0044-05一、翻译史研究的勃兴人类的翻译活动历史悠久,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当我们从实践的角度来对翻译在不同历史阶段所表现的具体形态加以考察时可以看到,翻译活动本身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实际交流需要,在形式上不断丰富、发展的。
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也会不断变化。
翻译的能力是发展着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同时代对翻译提出新的要求,翻译目的和功能会发生变化(许钧,2003:16)。
翻译的这种历史属性成为翻译史研究的基础。
翻译史研究包括对翻译的文献、翻译组织机构、翻译家、翻译主张、翻译事件、翻译流派等各方面的研究。
杨自俭(1994)、谭载喜(2000)、穆雷(2000)、许钧(2007)、Ber man (1984/1992),Bassnett (2004),W illiam s 和Chester man (2004)等中外译论学者对翻译史研究的重要性都进行过充分的论述,认为翻译史研究是翻译学的基本任务之一,是译学研究的一项基本建设。
翻译史研究是近年来翻译研究的一大热点。
相关调查显示,1978-2007年,我国内地已出版71部翻译史方面的专著,国内较具代表性的15种外语类核心期刊所载翻译史方面的论文达到412篇,占总数的4.9%。
特别是近十年来,翻译史研究发展迅速,在所有论著中所占的比例由1978-1982年的3.7%上升到2002-2007年的5.9%(许钧、穆雷,2009)。
我国从事翻译研究的博士生也对翻译史研究有着别样的热情,根据笔者的统计(1993-2008),在内地高校284篇翻译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翻译史研究论文数量最多,共73篇,占总数的25.7%,其中基于翻译者的研44翻译史研究方法论四题究32篇,基于翻译主题/事件的研究20篇,基于翻译作品的研究21篇。
然而,我国翻译史研究的这种蓬勃发展的情况背后却掩藏着不可否认的问题。
总体而言,我们的翻译史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对具体翻译历史事件的梳理和总结,缺少从史学的角度,运用史学研究的方法去深入研究翻译史的力作,更缺乏书写翻译史的系统理论研究(同上)。
研究者偏向介绍某位翻译者的生平与翻译实践经历,罗列其译作,阐释其翻译主张,点评其贡献,而从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去审视翻译事件的则为数较少。
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专门的全国性翻译史研究的学会或团体,也没有翻译史研究的专门刊物,学科还很不成熟。
相对于一般知识史与观念史的研究,翻译史研究还显得十分稚嫩,人们对于其作为一门(分支)学科的研究方法论意识还十分淡薄。
二、翻译史研究方法论意识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学科除了需要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系统的学科理论之外,还需要有自己的研究方法(金立鑫,2007:7)。
从事一门学科的研究必定需要一定的方法论指导,掌握从事该学科研究的系列方法。
一般说来,我们都不会质疑翻译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也不会怀疑其研究对象的独特性,但如果问及翻译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时,很多人都会语焉不详。
阅读国内现有的翻译史研究方面的学位论文时也不难发现,方法论讨论的缺失是一种普遍现象。
笔者和翻译学研究生交流时发现,不少人对于翻译史研究方法论缺乏明确的认识,有人甚至说翻译史研究不需要理论方法的指导,只要进行史实的挖掘和梳理就行了。
翻译史研究真的可以淡化方法论吗?通过学习与实践,笔者感受深切,从事翻译史研究非但不能淡化或回避方法论,反而应增强方法论意识。
方法论一般分为三个层次:哲学方法论、一般研究方法论和具体学科研究方法论。
哲学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最一般的方法论,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一般研究方法论是指可普遍适用于许多相关研究领域的方法论。
而具体学科方法论是指运用于某一具体学科或领域的方法论。
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999:108)曾指出:“一门学科方法论属于该学科的最高层次。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门学科的方法论虽然常常是不完善的,但是,有关方法论的探讨,对于该学科的自我认识而言,或许更有用。
”也就是说,翻译史研究方法论意识的增强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翻译史研究性质的了解,提高翻译史研究的有效性、规范性、适当性。
翻译史研究关涉史学和翻译学两个学科,其方法论具有明显的跨学科、多层次的特征,既体现一定的哲学基础及史学与翻译学研究的一般原则,也体现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
翻译史研究方法论意识的增强涉及诸多方面,其中包括史识观、翻译理论、研究问题和史学方法等方面意识的增强。
1 史识观意识“历史”一词有两层基本含义:(1)客观历史,即不以主观为转移的自在的历史;(2)主体化的历史,即历史学或历史知识。
史识包括历史认识和史学认识,历史认识就是主体对客观历史的认识,而史学认识则既包含历史认识,又包含对历史学自身的反思,即对历史认识的认识。
因而,史识“是一个随时代意识流动的变动体,今之非昨犹后之非今,且见仁见智,我之所是人未必是,人之所非我未必非”(熊笃,1994:74)。
每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学术个性和学术定位,都有受世界观影响而形成的史学立场和观点,他们对纷纭复杂的史实的解释往往遵从自己的史学观念。
史实的意义并非是历史文本背后不变的客观实在,而是随着解释主体及其视角的变化而变化的主观认定,研究者对史实的价值判断决定着他们对史实的发现、取舍和认知方式,并最终决定着史实的图景呈现。
因而,史识观是史学研究的根本问题所在,增强翻译史研究方法论意识首先应增强史识观意识,即需要确立和明辨自身的史识观。
史识观和翻译史研究方法论是相互作用、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
没有与史识观相脱离的孤立的翻译史方法论,也没有不具备方法论意义的单纯的史识观。
史识观既决定了学者展开研究的程序及对史料的认定和取舍,也决定了表述思想、阐明主张的模式和风格。
史识观的建立常常需要方法论的支持,史识观的变化或者改变又常常带来翻译史研究方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方法论的革新。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有什么样的史识观,就有什么样的翻译史研究方法与方法论。
在秉持科学主义史识观的研究者看来,历史认识与自然科学无原则性差别。
在这种史识观的54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0年第3期观照下,研究者只收集和堆砌史实,避免涉及个人观点的介入,史料自己会说话。
人文主义史识观则认为,历史认识与自然科学有着根本的差别,自然科学认识中的主客体是不同的,而人文历史科学的研究者与对象之间存在内在同一性。
自然科学面对的是具有普遍规律的客观存在,史学则研究单个、不可重复的独特对象及其变化。
因而,在研究方法上,自然科学从特殊现象中归纳、抽象出普遍法则,而史学则运用个别、具体描述的方法。
章学诚曾说:“能具史识者,必具史德。
”(熊笃,1994:71)史德要求从事史学研究者尊重历史的客观性,不能主观臆断。
而关于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则存在着绝对客观主义、怀疑主义和相对客观主义三种态度。
绝对主义认为,史学在客观性方面原则上与自然科学并无二致,这种史识观追求的是价值无涉的绝对客观认识。
怀疑主义也是,断言“历史思维之中就有着某种不可简约的主观性的东西”(沃尔什,1991:104)。
相对客观主义认为,历史知识中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并存(涂纪亮,2009: 100),价值背景相同的史学研究者内部存在关于选择和解释的共识性标准,在特定理论框架内能够满足客观性要求。
不同的史学观还表现在对历史规律不同的认识,一是认为历史规律是指决定纵向人类历史宏观发展路径的唯一必然法则,二是认为历史规律是社会历史现象横向的普遍、一般联系。
这两种不同的认识必然导致翻译史研究中对不同历史规律的追求。
有效的翻译史研究离不开明确的史识观,后者凸显的是历史哲学的认识论,它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因此,增强翻译史史识意识离不开对史学史、翻译史研究史的了解,离不开对历史认识的性质及独特性、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历史普遍规律性等问题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