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代妇女在婚姻中“卑弱”地位的历史成因
（一）男尊女卑古来有并在汉代强化
这是汉代女性婚姻地位低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有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诗经·小雅》：“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这一段诗，班昭解曰：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下人也。[12]（《卑弱第一》）女子在出生时就注定了她的低于男子的地位，这种与生俱来的卑弱地位，使女性在婚姻中也带这这种“低夫一等”的标签。而汉代统治者的代言人，被称为“汉代孔子”的董仲舒“阳尊阴卑”理论的诞生使女子的婚姻地位降低的更快，地位也更低下。传统的男尊女卑的观念已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无法抹去的思维定势，一旦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被加强，就会起到绝对强化的效果。董仲舒“阳尊阴卑”理论就起到了这种强化效果。董仲舒，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中国汉代思想家，政治家。他从阴阳五行说出发，提出了神秘主义的阴卑阳尊理论。他的理论规定：“夫为阳，妻为阴”，“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人为的规定妇女无论如何都是社会最卑贱者，而且永远也不得翻身，此属“天之制”。[3]（《阳尊阴卑》）这样，女性在婚姻中永远在丈夫之下，受丈夫的压迫。董仲舒的著作《春秋繁露》还明确提出了“三纲”的理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基本含义是君、父、夫对臣、子、妻享有绝对的支配权力，后者则只有服从的义务。可以看出，“三纲”中任何一“纲”都与女性无缘，所规定的都是男性的权利，妇女则是三纲中最低层次的奴隶，而且永无出头之日。这样，女性的婚姻地位只有更低。
（三）男子“广蓄姬妾”与女子的“从一而终”
汉代的一夫一妻制只是对妇女单方面而言,因为男子广蓄妻妾是官方承认的合法行为。在婚姻中丈夫与妻子的不平等地位也主要体现在这个方面。“汉兴,因秦之号,帝母称皇太后,嫡称皇后,妾皆称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之号焉”。[6]（《外篇传》）至汉武帝,制婕妤、姓娥、倍华、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仪之号,爵列品,“元帝时爵列品,汉武帝选取天下美女人宫者数千名。至及弃天下,昭帝幼弱……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6]（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到了桓帝,后宫人数更是惊人采女有五六千人,从官侍使复在其外。在帝王的表率作用下，民间也广蓄姬妾，歌舞妓。丞相张苍年老时,有“妻妾以百数,尝孕者不复幸”。[8]（卷九十六《张丞相列传》）史丹“憧奴以百数,后房妻妾数十人,内奢淫,好饮酒,极滋味声色之乐”。[6]（卷八十二《王商史丹傅喜列传》）刘胜“为人乐酒好肉,有子百二十余人”。[6]（卷五十三《景十三王》）元帝后政君父王禁“好酒色，多取傍妻，凡有四女八男”。[6]（卷九十八《元后纪》）据《汉书·元后传》载“五侯群弟,争为奢侈,……憧奴以千百数,罗钟馨,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6]（卷九十八《元后纪》）男子事实上的“一夫多妻”与对女子要求的“从一而终”形成鲜明的对比。《白虎通义·释姓名章》一篇明确提出:“妻者,齐也。贞齐于夫,从一而择”。[8]《礼记》有言“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9]（《郊特性》）班昭对女子的“从一而终”的要求更加严格，她的著作《女诫·专心第五》说：“礼,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行违神抵,天则罚之,礼仪有愆,天则薄之”。专心第五将男强女弱这一生理现象深化为社会伦理要求,男人可以多妻,妇女只能有且只有唯一的男人——丈夫是“礼”之规定,妇女是不能违背这个理的,否则就要受到神的惩罚。这种荒谬之极有失公正的理论却千百年来成为女性的金科玉律，成为女性婚姻的严重束缚。
关键词：汉代；妇女地位；婚姻；卑弱
婚姻是人类社会的大事，对于“女正位乎内”的中国古代妇女尤为如此。应该说，婚姻生活是古代妇女的最重要的生活，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以人类自身的繁衍为前提的，而人类延续得以实现的形式，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便是婚姻。而汉代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承前启后的时期，即承先秦之余绪，开魏晋之大端，对汉代妇女婚姻家庭的研究是妇女史研究的一个热点。探讨汉代妇女在婚姻中的地位和自主权的文章不少。彭卫在《汉代婚姻关系中妇女地位的考察》(《求索》1988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汉代婚姻关系中男尊女卑的倾向十分明显，丈夫在家庭中地位明显高于妻子，这反映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婚姻关系中的不平等体现出封建社会的阶级性和等级性，但是由于汉代是封建社会的初期，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决定了汉代妇女的地位比唐代以后略高。崔锐在《浅论中国汉代妇女在婚姻中的地位》(《西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两汉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全面考察妇女的地位，应作纵向和横向的分析、比较。此类文章还有李辉的《从汉代婚姻关系看当时妇女的地位》(《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等。王扬在《试论汉代妇女在婚姻中的自主地位》(《郑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9期)一文中，认为汉代妇女在婚姻生活中具有较高的自主权，主要是通过结婚择夫、离婚改嫁和夫死再嫁等方面表现出来，并深入分析了其原因：一、汉代处于封建社会初期，儒家思想束缚尚浅;二、汉代妇女广泛参加社会生产，在经济生活及劳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其中第二点是关键因素。本文笔者认为汉代妇女的婚姻地位从整体上来讲是低下的，女性卑弱的婚姻地位体现在各个方面，并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使得女性由外部压制到自身主动认同自己的弱势地位，最终使得她们迈进一个更加黑暗艰难的婚姻境地。
浅析汉代妇女在婚姻中的卑弱地位
摘要：中国古代妇女的的定位一向是“女正位乎内”，因此，婚姻生活是女性的最主要的生活。婚姻是人类社会的大事，而汉代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承前启后的时期，也是中国妇女地位发生转变的大时代。汉代男尊女卑的倾向明显并进一步加强，女子在婚姻中受到的束缚进一步增多，受男子的压迫明显,妇女婚姻地位整体较低。由于汉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即承先秦之余绪，开魏晋之大端，使得汉代妇女地位低下有很多历史原因。而且，女性本身对婚姻中自己卑弱地位的认同是自身的原因。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汉代妇女婚姻生活走向更艰难黑暗的境地。
在中国封建社会，以夫妻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婚姻生活中，妇女受到男性的权威威慑，受到丈夫的压迫，婚姻地位总体来说低下。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封建大一统的王朝——汉朝，是封建伦理奠基的重要时代，作为被封建伦理道德限制的主要对象“妇女”各种自由权利被剥夺，婚姻地位也十分低下。在婚姻中，女性成为丈夫的附属品，只有依靠丈夫才能成其人格；妻子与丈夫之间的关系是“事”与“御”的关系，女子的地位卑贱，而女子却被要求甘于自己的卑贱的地位，侍奉好丈夫。《白虎通义》云：“妇事夫有四礼焉。鸡初鸣,咸盟嗽,栉服笋脱而朝,君臣之道也。侧隐之思,父子之道也。会计有无,兄弟之道也。闺间之内,桩席之上,朋友之道焉。”夫妻之间,其等级如君臣,故妻子侍奉丈夫如同臣下侍奉君主；其恩义,如同父子,故侍奉丈夫如同侍奉父亲；共同经营家庭,形同兄弟,故侍奉丈夫如同兄弟；对待兄长在闺房之内,要以朋友之心待夫,分担他的喜怒哀乐。这种种强制使汉代的妇女最终承认自己的卑弱，在婚姻中一味的“屈服”丈夫，甘愿接受丈夫的“扶持”，逐渐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意识。
（一）丈夫和妻子在婚姻生活中双方的地位不同
妻子处于卑弱地位，而丈夫则是处于强势地位。《后汉书·列女传》中记载的一个小故事就很简明却深刻的说明了这种地位的失衡。《后汉书·列女传》记载马融的姑娘马伦嫁于袁隗为妻，婚礼刚过，袁隗就问马伦：“妇奉箕帚而已,何乃过珍丽乎？”“奉箕帚”在古代是丈夫对妻子的蔑视之称，可见男子是看不起女子的，就连丈夫对妻子都是轻视看不起的。《白虎通义·释姓名章》一篇明确的给妻子和丈夫的地位做了定位，它提出:“夫者,扶也,以道扶接。妇者,服也,以礼屈服。”夫，是指扶持，可依仗的人；妇，则是处于屈服顺从的被动地位。家庭生活主要是以丈夫为中心，以丈夫的是非为是非。据《汉书·王章传》载,王章欲上书言事,其妻惧祸,劝他“人当知足”,他非但不予理睬,反而斥责妻子只知保命全身。《汉书·高祖纪》载，吕公没有和其妻商议就把女儿嫁给了刘邦。《后汉书·逸民列传》载,梁鸿娶妻孟光,光“始以装饰人门,七日而鸿不答”及“更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鸿大喜曰‘此真梁鸿妻也，能奉我矣。’”两汉时期,许多妻子都把能侍奉丈夫作为自己的生活重心和奋斗目标。而丈夫居高临下的接受妻子的屈从，作为妻子依仗的对象，不论这种依仗是否牢固，妻子都不能有所异议。
一、汉代妇女在婚姻中的“卑弱”
中国的宗法制度中有一特殊而最不公平的观念，便是妇人非“子”。子是滋生长养之意，是男子的专称，妇人不过是伏于他人的。虽然女子也称子，但其用意已和男子之子不同。《大戴礼记》说：“女者，如也；子者，孳也；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长其义理者也，故谓之妇人。”[1](《本命》)《说文解字》说：“妇从伏于人者也”。[2]由于这种观念，所以女子就无人格，只能依男子而成人格，所谓“阴卑不得自专，就阳而成之”。[3]（《阳尊阴卑》）女子一生最高的标准就是嫁人了。故妇人无名，系男子之姓以为名；妇人无谥，因夫之爵以为谥。[4]在汉代，“既嫁从夫”的女子在婚姻中的地位也是卑下的，这种卑下的地位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具体分析。
（二）丈夫握有离婚的主动权
汉代是有“离婚权”的，原则上妻子也有这种权利，但事实上“离婚权”却由丈夫独断专行。《白虎通义》有言：“夫有恶性，妻不得去者，地无去天之义也。”[5]妻子是不能离开丈夫的，正如地不能抛却天。这样，“离婚权”就成了事实上的“休妻权”。这集中体现在汉代确定下的“出妻”制上。在汉代，西周礼制中的“七弃”在法律上固定下来。《大戴礼记·本命》提出“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只要妻子犯了其中任何一条，丈夫就有权将她休去。在历史上，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据《后汉书·列女传》记载“姜诗奉母至孝,妻奉顺尤笃。母好饮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沂流而吸。后值风,不时得还,母渴,诗责而遣之。”《后汉书·鲍永传》载：“永少有志操,习欧阳尚书。事后母至孝,妻尝于母前斥狗,而永即去之。”据《后汉书·独行列传》载李充家贫,兄弟六人同食。其妻窃谓充日:“今贫居如此,难以久安愿思分异。”充伪酬之曰：“欲别居,当酸酒具会,请呼乡里内外,共议其事。”等到了宴请的那天,李充却告诉其母“此妇无状,而教充离间母兄,罪合谴斥。”遂将其妻休弃。《汉书·王吉传》记载“始吉少时学问,居长安东家有大枣树垂吉庭中吉妇取枣以吱吉,吉道德的宣传鼓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