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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妇女地位

21世纪以来汉代妇女地位研究综述(历史112 班贾晓妍)摘要:21世纪以来,史学界对汉代妇女地位的研究有了较大进展,且主要集中在利用历史典籍、文学作品、出土简牍、考古发现等方式从婚姻家庭、参与经济活动、财产继承、受教育方式等方面来论述妇女地位。

现就21世纪以来国内关于汉代妇女地位研究的主要成就以及不足和对未来的展望作简要介绍。

关键词:21世纪汉代妇女地位研究关于汉代妇女地位的问题,研究者颇多,研究成果也颇多。

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有学者把关注的焦点投入到婚姻家庭领域,如陈东原的《妇女生活史》、陈顾远的《中国婚姻史》。

此外,关于汉代断代的婚姻史研究著作也日渐出现,诸如杨树达的《汉代婚丧礼俗考》、彭卫的《汉代婚姻形态》。

除此之外,国外的一些学者对此也进行了研究,如杜克•杜尔的《汉代的结婚和离婚》,日本大庭脩的《秦汉法制史研究》等等。

而且,由于受研究视角扩大、出土文物增多等因素的影响,对汉代妇女地位的研究越来越细化,学者们从各个角度进行论述,出现了很多研究成果。

现就对21世纪以来国内关于汉代妇女地位的研究进行概括。

一.汉代妇女地位研究概况汉代是中国妇女地位发生转变的关键时期,研究汉代妇女地位对今天妇女解放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下面将从各个角度进行论述。

1.从婚姻家庭关系中考察汉代妇女地位婚姻在本质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婚姻问题被视为家庭社会的大事。

彭卫先生在《汉代婚姻形态》[1]一书中指出,“由于汉代处于封建社会前期,封建伦理道德观念还未完全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中,因此汉代妇女的地位较封建社会后期高一些”。

他在本书的第五章专门从婚姻角度考察了汉代妇女地位,在婚姻上具__________________[1] 彭卫.汉代婚姻形态[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10.体表现为妇女的改嫁与再嫁有较大的自主权。

两汉时期,人们关于女子的贞节观念比较淡薄。

同时他也指出,汉代婚姻关系缔结时的等级性呈现出愈来愈严格的趋势。

瞿同祖在《汉代社会结构》[1]一书中,写到妇女再醮风习在整个两汉时期都非常盛行,妇女的家庭地位、政治地位都比较高,而且在其政治地位中特指出皇后和公主有其新地位,新地位使她们有权支配家庭中的男性。

张国刚主编、王利华著的《中国家庭史》[2]一书中写道,在秦汉时期,妻子的地位尚未降至历史的最低点,母亲在家庭中仍具有一定权威。

而且该书对汉代妇女再嫁进行论证,指出秦汉女子并不以改嫁为耻,多次再嫁者大有人在。

男子即使没有结过婚,也能接受再嫁女子,皇帝也不例外。

除了著作外,从婚姻关系考察汉代妇女地位的文章也很多。

诸如赵延阳在《两汉时期女子再嫁问题考略》[3]一文中,对两汉女子的再嫁类型、推动因素及再嫁现象的演变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把两汉时期女子的再嫁分为三种,即离婚再嫁、夫死改嫁和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再嫁,从家长态度、国家政策和社会风气方面分析了原因。

汪荣、荣霞在《两汉时期妇女地位的变化及形成原因》[4]一文中,从汉代婚姻关系中的择偶、离婚、再嫁方面分析了汉代妇女地位的变化及原因,认为两汉妇女地位呈现出“前高后低”的特征。

关荣波在《略论汉代妇女地位》[5]中指出妇女有择偶的决定权和婚姻的终止权、离婚后改嫁的权利,两汉时期女子与男子有多种交往途径,妇女可以自立门户,从而证实了妇女在婚姻中的地位和社会上的地位。

张俊华、赫建华在《从汉代女子的婚姻看其社会地位》[6]一文中,从妇女自主择婚、婚姻关系解除、改嫁、再嫁等角度分析了汉代妇女地位,在自主择婚方面,以外黄富人女、孟光、卓文君、平阳公主等为例;在婚姻关系上,妇女在一定条件下可与男子离婚,也可以主动“求去”,如朱买臣妻、淮南太子妃等。

__________________[1] 瞿同祖.汉代社会结构[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2] 张国刚主编、王利华著.中国家庭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 赵延阳.两汉时期女子再嫁问题考略[J].兰州学刊,2013,(6).[4] 汪荣、荣霞.两汉时期妇女地位的变化及形成原因.[J]兰州学刊,2010,(8).[5] 关荣波.略论汉代妇女地位[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3).[6] 张俊华、赫建华.从汉代女子的婚姻看其社会地位[J].阴山学刊,2011,(4).甘桂琴在《西汉妇女地位之浅议》[1]一文中,对西汉妇女的地位进行个例探究,认为在婚姻问题上,妇女有自主择婿权和离婚改嫁权。

她认为这是西汉妇女在家庭劳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未被完全禁锢在家庭中、还有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采取的保护妇女的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

此外,吴郁在《汉代婚姻形态及启示》[2]一文中写到在礼教盛行之前,汉代夫妻关系较平等,妇女的法律地位较后代高,妇女可以追求爱情,自主择婿。

人们普遍认为男女交往、婚姻的缔结和离开都是正常现象,妇女改嫁被认为是合乎伦理道德的正当行为,西汉皇室婚姻也较为开放和自由。

王梅的《浅议汉代妇女生活中的自主地位及成因》[3]一文中,从汉代妇女的结婚择夫、离婚改嫁、夫死再嫁三个方面呈现了汉代妇女婚姻生活中的自主地位,并剖析了成因,除了传统原因外,提出了受到“胡风”的影响,汉朝与匈奴关系密切,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汉代社会对妇女的态度受到了匈奴的影响。

朱玲、汪荣在《秦汉时期妇女家庭地位考析》[4]一文中,也提到了秦汉时期女性拥有一定的婚姻自主权,在离婚改嫁上也有很大的自主权。

桑秋杰在《两汉妇女在婚姻生活中的地位比较研究》[5]中,指出西汉妇女在择偶方面、离婚权利方面、夫妻关系方面的权利均比东汉妇女高,两汉的妇女地位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高颖飞、高伟洁在《浅议西汉妇女地位》[6]一文中,一反常态,认为西汉妇女的地位其实很低,她们从汉代家庭中夫妻的地位、离婚自主权方面进行探讨,认为婚姻关系中最能体现不平等的是一夫多妻制,在离婚方面,丈夫有单方面的决定权。

2.从参与经济活动和财产继承看待汉代妇女地位汉代是“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男子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者,但是由于受当时生产力水平与社会条件的限制,男耕对家庭收入来说却不__________________[1] 甘桂琴.西汉妇女地位之浅议[J].黑龙江史志,2009,(3).[2] 吴郁.汉代婚姻形态及启示[J].重庆社会科学,2009,(12).[3] 王梅.浅议汉代妇女生活中的自主地位及成因[J].黑龙江史志,2013,(3).[4] 朱玲、汪荣.秦汉时期妇女家庭地位考析[J].兰台世界,2012,(12).[5] 桑秋杰.两汉妇女在婚姻生活中的地位比较研究[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9,(4).[6] 高颖飞、高伟洁.浅议西汉妇女地位[J].郑州工业大学学报,2001,(3).是很理想,所以汉代妇女的额外收入补贴对家庭的贡献很大。

顾丽华在《汉代妇女生活情态》[1]一书中,从家庭经济收入的角度探讨了妇女的地位问题。

她认为汉代女性在家庭经济收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家庭更多地依赖女性劳动,进而一定程度上抵制了男尊女卑观念的渗透和影响。

彭卫在《汉代婚姻形态》[2]一书中也写到,由于汉代妇女从事职业的广泛性,她们没有被完全禁锢在家庭之内,所以汉代妇女在社会中和家庭内部的地位比封建社会后期高一些。

关于从妇女参与经济活动来论述其地位的文章也较多,诸如贾丽英在《论汉代妇女的家庭地位》[3]一文中从汉代妇女在家庭劳动中的作用进行论述,她们养蚕纺织、下地耕作、砍柴洗衣等等,所有这些使得她们在经济上相对独立。

王传满在《中国古代妇女地位的历史变迁》[4]中指出汉代妇女作为历史长河中的小小个体,适应了妇女地位下降的大体趋势,她们从事的职业都是一些本能的或私人的活动,并非社会性活动。

朱海琳在《汉代妇女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5]一文中,探讨了妇女在纺织业中的作用,在工商业活动中的作用,还有在参加其他活动中的作用,如行医、相面等。

妇女从家庭走向社会,在社会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晓英在《汉代契约研究》[6]一文中,提出了汉代女子可以和男性一样作为契约主体,体现出汉代女子生存和生活空间的广阔。

崔瑞在2004年召开的秦汉史第九届年会上递交的《略论秦汉女性的经济地位》一文中,指出秦汉时期自由开放的政策,使女性能够自由的从事经济活动,促进了社会的繁荣,维护了小农经济的生存,并稳定了封建统治秩序。

彭卫在《汉代女性的工作》[7]一文中,依据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得到了初步判断,汉代女性的工作相当宽泛,没有被限制在男耕女织的范围内,以“内”和“外”区分两汉女性的工作是不确切的。

研究汉代女子的财产继承__________________[1] 顾丽华.汉代妇女生活情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2] 彭卫.汉代婚姻形态[M] .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10.[3] 贾丽英.论汉代妇女的家庭地位.[J]四川大学学报,2001,(6).[4] 王传满.中国古代妇女地位的历史变迁[J].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08,(5).[5] 朱海琳.汉代妇女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8,(12).[6] 李晓英.汉代契约研究[J].史学月刊,2003,(12).[7] 彭卫.汉代女性的工作[J] .史学月刊,2009,(7).权,可以窥探汉代妇女的法律地位。

关于论述汉代妇女财产继承权的文章有:尹在硕在《秦汉妇女的继产承户》[1]一文中,探讨了秦汉妇女的继产承户问题,秦汉政府通过法律掌握了国家和社会重要力量的妇女劳动力,对妇女收税征役;国家还承认女性的权利,包括从法律上保障妇女拥有和积累个人财产的权利。

林红在《汉代女性财产探析》[2]一文中,指出汉代女性享有一定的财产权,包括财产的继承权、所有权和支配权。

郑金刚在《秦汉妇女财产权再析》[3]一文中,以独特的视角,从特殊社会角度进行分析,区分作为“女户”的户主和一般家庭妇女对财产的支配和所有权。

他一反常态,认为秦汉妇女财产权相对较高的原因是秦汉较为特殊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结构,秦汉国家通过编户齐民对妇女实行直接人身控制,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家庭对妇女财产权的侵害;还有,秦汉时期以小家庭为主的社会形态结构,使妇女在财产权方面拥有一定的自由。

3.从妇女参政和受教育方式考察汉代妇女地位关于从妇女参政方面研究女性地位的文章有贾丽英的《论汉代母后政治》[4],她在文中归纳了母后对汉代社会的贡献,分析母后政治出现的原因是家天下的必然选择,汉代典籍崇尚母氏。

文愚在《西汉后妃干政问题浅析》[5]一文中,对后妃干政现象做了深层探析,他认为当时的社会经济因素,阴阳学说的社会思潮,忠孝观念宗法思想的薄弱分别为妇女干政提供了政治思想和理论依据。

而且妇女广泛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有助于提高她们的干政能力。

张垦久在《母权与帝制中国后妃政治》[6]一文中从制度和意识形态层面上考察后妃干政问题,谈到后妃干政的合法资源来自于传统意识形态的孝道层面,虽然在制度上排斥否定女权,但又因“孝道”观念,君主制度的基本缺陷等因素的影响,存在着肯定、依赖母权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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