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卷,第5期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Vol.26　No.5 2009年10月 Studies in Phil os 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 ogy Oct.,2009　古希腊语言哲学思想张守夫(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太原030006)摘　要:古希腊哲学家最早发现了用日常语言和诗性语言表达科学和哲学思想的困惑,因而出现了从日常语言、诗性语言到哲学语言和科学语言的发展历程。

古希腊人有着丰富的语言哲学思想,试图探索人类理性以不同的思维方式、用不同的语言类型表达和把握不同的对象世界。

他们尤其是对诗性语言和哲学语言的分析和探索,是现代语言哲学的一个盲区,它可以成为继科学语言哲学和日常语言哲学之后的现代语言哲学发展的重要理论资源。

关键词:古希腊;语言哲学;语言类型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062(2009)05-0040-05一　语言表达思想的困惑人类文化早期,古希腊人发现了用语言表达思想、感情和存在的困惑。

思想超前而语言表达落后的矛盾相当突出,一种新思想的产生往往找不到适当的语言表达方式。

伟大的思想家不一定是语言学家,他可以构想和发现新思想,但苦于表达不出或表达不好,语言与思想、感情、存在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矛盾。

语言能否和如何准确表达思想、情感和存在的问题,使古代文化一开始就陷入了语言的困境。

古希腊最早的思想家泰勒斯难于没有合适的概念来表达思想,只能借助于日常语言如“水”这样的语词来隐喻世界的起源。

毕达哥拉斯之前的哲学家都没写过著作,都是用口传,即使到了智者时代,巴门尼德也是用隐喻的诗化语言来表达思想。

巴门尼德借用“圆球”来描述“存在”的圆满,却走向了他本意的反面,圆满的存在变成了有限的、可分的、有度量的东西了。

阿那克萨戈拉怪怨“语言”本身,认为这是“用词不当”,但是,他还是用别的日常语言如“种子”来表达哲学思想。

赫拉克利特尝试用概念表达思想时,被人认为“晦涩难懂”。

他所以被人认为晦涩难懂,“主要还不是因为他思想深奥、表述古怪和性格奇特,而是由于正在形成中的哲学思维当时找不到适当的语言和语法来表达这个矛盾现象的反映。

……塞诺芬尼和巴门尼德在解决这种表述方面的困难时仍然回到诗歌道路上去,这些都和哲学语言形成时期的困难不无关系。

”[1]137柏拉图曾在《斐德罗篇》讲了一个很有趣的古埃及故事来说明文字语言存在的困惑:人们如果学会文字,灵魂就会变懒,他们就不再去记忆了;文字是一个标号,太单一,不能复现记忆中活生生的画面,丰富的情感内容有消失,所以,文字不能提供真智慧;文字不会说话,不能为自己辩护,传到后人或别的地方去时,很容易被传歪。

所以,发明文字和用文字传授未必是一件好事。

[2]虽然,这种现象在古代中国也同样出现,如,孔子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庄子说“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等,并且魏晋玄学家王弼提出了走出语言困境的办法:“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

……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3]但是,古希腊思想家显然不同于古中国先哲对待语言困惑的态度,他们不是通【收稿日期】　2009-03-15【作者简介】　张守夫(1966-),男,山西阳高人,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博士后,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和政治哲学。

04过“忘言”来回避问题的解决,而是力图寻找和发明能够表达思想、感情和存在的新的语言工具,从而出现了古希腊语言哲学史上从日常语言、诗性语言到哲学语言和科学语言发展的艰苦探索历程。

智者派重视日常语言论辩术和诗性语言修辞学;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开创了对科学和哲学语言的创建工作;亚里士多德是系统制定科学概念和哲学范畴体系的第一人。

古希腊人有着丰富的语言哲学思想,尤其是对哲学语言的构建、分析和探索,是现代语言哲学的一个盲区,它可以成为继科学语言哲学和日常语言哲学之后的现代语言哲学发展的重要理论资源。

所以,研究古希腊语言哲学思想有利于启发我们重新思考:人类理性是以不同的思维方式、用不同的语言类型表达和把握不同的对象世界;如果错位使用,就会产生矛盾冲突,导致“语言误用”和“语言困境”,乃至人类理性思维的困惑。

二　日常语言与论辩术古希腊关于日常语言的功效和意义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感觉主义者对日常语言的重视,另一种的理性主义者对日常语言的不信任。

前者以普罗泰戈拉为代表的智者派坚决捍卫人们现实生活的重要性,倡导常识思维的真实性并重视日常语言的应用;后者以希腊“三圣”为代表的理性派,认为日常语言只可以表达意见而不能述说真理。

由于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批评的影响,长期以来,智者派被看作是一批巧言令色、卖弄聪明赚钱的江湖骗子,认为他们是善恶不分、是非不清、玩弄语词的诡辩家。

但自从黑格尔开始,智者派被认为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必然环节。

智者派开辟的与理性主义相对立的感觉经验主义之路,反映了人类思想发展的逻辑必然性。

但是,我们关于智者思想遗产的挖掘仍然是不充分的。

智者派的思想对我们关于语言哲学尤其是日常语言哲学的研究是重要的理论资源。

日常语言的最大特点是语词含混,易生歧义,以日常生活为基准,与人们的常识思维相适用。

当普罗泰戈拉相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感觉论中心命题时,日常语言和人的感觉都是最可靠的东西。

在普罗泰戈拉那里,语言不再像神的话语那样神秘,而是人们在生活中感受到的日常语言那样真实。

他说:“关于神,我不可能感受他们如何存在,也感受不到他们如何不存在。

”[1]260普罗泰戈拉重视感觉和日常经验,并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思维现象以及日常语言的应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就是被后人誉为论辩术的两个方面。

一方面,他提出,任何命题都可以有两个相反的论断,只要我们拥有语言的技巧,就可以把弱的论证变为强的论证,可以驳斥和攻击别人提出的任何一个命题;另一方面,他为了寻求强有力的论据以增加说服力,从语言、技巧、手势、情感,甚至衣着方面影响听众,以达到胜辩的目的。

第欧根尼・拉尔修说:“普罗泰戈拉首先提出任何一个命题都有互相反对的两个逻各斯(说法),他用这种方式进行论辩而成为第一个这样的人”,“在他的论辩术中,他忽视词义而追求华丽的词藻;许多证据表明他是全部论辩术的始祖。

”[1]146例如,关于“真假”的论辩:正题:真假相同论证:1.一句话既是真的,也是假的。

当言行一致时是真的,不一致时是假的。

2.天气是冷的,既是真的,也是假的。

对病人是真的,对健康人是假的。

反题:真假不同论证:1.如果真实的证据也就是伪证,法官就无从判决。

2.如果真的就是假的,假的就是真的,我们将什么都不会相信了。

智者的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以上论证中的每一句话似乎并没有什么错,而且论证过程也符合我们的日常经验和生活常识,这就是日常思维和日常语言的正常使用。

普氏语言哲学思想和论辩术的哲学基础是感觉主义和相对论。

感觉论的主要看法是,每个人的感觉都是真的,知识就是感觉、看法、见解和意见。

感觉主义相对论说的都是事实,我们不能说它错。

但是,感觉主义相对论引起理性主义者的不满。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四卷第五章批判智者时说:“如果所有的表象和意见都是真的,那么所有的陈述必定同时既是真的又是假的;因为许多人所持的信念是互相冲突的,他们都以为与自己不同的意见是错的。

这样同一事物必然既是又不是了。

”他接着说:“按照这种理论,连疯子的感觉、动物的感觉也是一样真实的,最终就没有理由说哪一个是真的,一切都是混同而没有了区分。

”[4]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日常语言由于其多义性的特点,在使用时如果不加分析和规范就非常容易导致诡辩。

日常语言只适合表达意见,不适合表达思想和真理。

只有在分析清楚日常语言多义性的基础上创建科学语言和哲学语言,才能摆脱日常语言表达思14想时所出现的论辩术这样的语言困境。

为此,亚里士多德为了防止人们滥用日常语言和避免出现智者的诡辩,改造了论辩术,创立了科学的逻辑学、语言学、修辞学和辩证法。

三　诗性语言与修辞学向来诗性语言是诗学家和文学家们研究的对象,但是,自海德格尔倡导诗化哲学以来,诗性语言在现代语言哲学中的意义也被凸现出来。

以想象力为基础、以偏离日常语义为特征、以寻求相似性事物的具体范例为形式、通过把握殊相来表达哲理的诗性语言,在古希腊语言哲学发展中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因为在哲学语言没有形成而日常语言又难以表达抽象思想之前,诗性语言是日常语言向哲学语言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成为当时古希腊先哲表达思想和哲理的重要工具,同时,也发现诗性语言表达思想的局限。

在古希腊,对诗性语言的研究同与论辩术相分离的修辞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对于修辞学,智者重视演说的技艺和写作的技巧的研究;而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质疑智者的修辞理论,强调修辞要服从真理;亚里士多德总结为三个方面:修辞的逻辑性即修辞论证或劝说理论、修辞的语言性即主要表现为语言的隐喻学说、修辞的实践性即演讲和写作等的修辞训练和应用。

与诗性语言密切相关的主要是修辞学的语言方面的特性,即隐喻理论。

所以,隐喻作为诗性语言表达思想、感情和存在的修辞工具有着特殊的意义。

如上文所说,智者时代,由于正在形成中的哲学思维因找不到适当的语言来表达,大部分哲学家用隐喻的诗化语言来表达思想。

这些智者在当时是享誉四方的修辞学家,颇受欢迎的语言学家和功底深厚的文学家和诗人。

普罗泰戈拉声称自己是古代诗家的“接班人”,而高尔吉亚把诗的语言艺术和修辞术看作是同一东西。

[5]高尔吉亚作为著名的修辞学家善于使用隐喻、词的对换、象征比喻、对称表达以及词句重复、节奏变幻和谐音的妙用,达到动之以情、服之以理的语言“渲染”的修辞效果。

但是,智者夸大诗化的修辞语言的作用,滥用文字,视语言为游戏,真假善恶不分,导致柏拉图等理性主义者对诗性语言表达真理的质疑,得出诗性语言是一种放任自流、与理性无缘的盲目存在的结论。

在古希腊,诗是“长了翅膀的话语”,诗人是颇受欢迎的“神学大师”。

[6]然而,作为哲学家和文学家的柏拉图,虽然在他的对话作品善用浅显的比喻说明深刻的哲理,但是,他一方面说,诗是神赐的“愉悦”,是技巧的“产儿”,是寻求真理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又质疑诗性语言的局限性,认为作为艺术语言的诗是追求哲学智慧的敌人。

柏拉图更倾向于对诗性语言的批判。

他说:“谁也无法解释诗人的话语”[7]472,认为诗人们狂野,放荡不羁,受神灵的操纵激发灵感,信口开河,前后矛盾,对所说话语的涵义不得要领。

诗人既不认识自己,也不熟悉现实和历史,只怀着满腔激情和难以抑制的冲动,如痴如醉,手舞足蹈,如祭祀中疯迷的巫师,受到神的摄迷和感惑,失去常态和理智,被神灵摆布,在迷惘中丧失自我判断的能力。

[7]3032305在柏拉图看来,诗是神赐的愉悦,而哲学是人的智慧,两者不可通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