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幸福指数1.国外学者联合国【见下文案例】幸福指数是对人们通常所说的幸福感的一种量化,即人们根据一定价值标准对自身生活状态所作的满意度方面的评价。
幸福指数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的。
他认为,幸福=效用/欲望。
也就是说,幸福与效用成正比、与欲望成反比。
他还把影响效用的因素分为物质财富、健康长寿、环境改善、社会公正、人的自尊五大类。
英国心理学家罗斯威尔等通过长时间的研究后认为,真正的幸福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即幸福=P+5E+3H。
其中,P代表个人性格,包括个性、应变能力、适应能力、人生观、世界观、忍耐力等;E代表生存需求,包括健康、交友状况、财富等;H代表高级心理需求,包括自尊、自我期许、雄心、幽默感等。
澳大利亚心理学家库克则将幸福指数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个人幸福指数,包括人们自己的生活水平、健康状况、在生活中所取得的成就、人际关系、安全状况、社会参与、未来保障等方面;另一种是国家幸福指数,包括人们对国家当前的经济形势、自然环境状况、社会状况、政府、商业形势、国家安全状况等多个方面的评价。
社会的状态:衡量经济成功与幸福的新标准——经济绩效与社会进步评估委员会的报告作者:Erwin de Leon Elizabeth T. Boris 著】基于文献分析,我们确定了幸福的14种指标。
总体而言,不论是从国家层面还是社会、家庭和个人层面,这些指标都为我们衡量社会状态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大多数关于福利的报告尽管有一些关于妇女和儿童的指标,但这些指标通常很少、因此也无法提供有关妇女和儿童状况的清晰图景,更不能告诉我们妇女和儿童的状况如何影响一国的生活质量和经济健康度。
在这些报告中,关于老人和少数者的指标完全没有,而在就业、收入与财富以及经济参与指标方面则缺乏关于看护工作和无报酬劳动方面的指标。
下一节描述了幸福的14种指标。
在每一种指标下,我们确定了可能有助于更全面地评估社会幸福的其他指标--这些指标是以前的报告中从未提及的。
幸福指标*贫穷该指标通常衡量的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重;*健康*教育该指标通常用识字率、入学率、辍学率或毕业率来衡量。
*就业就业经常被视为衡量经济进步的指标。
* 收入与财富该指标衡量的是比较性收入,通常只比较不同收入组之间的差别。
*住房主要指标是住房拥有率和租金。
*自然环境主要通过环境质量、对健康的影响、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的状况等指标衡量。
*政治参与反映政治参与度的指标包括投票率、法律保障的合法权利和社会权利、允许或乐意参加政治活动的人口比重。
*公民社会主要涉及公民自愿社团和组织方面的指标,如公民社团成员在人口中的比重、国际NGO(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度强度。
*经济参与主要指标涉及评价全体社会成员参与所有经济活动的能力。
*人权评估一国之内诸群体依法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度。
* 国家稳定和可持续性主要指标涉及对一国政治与社会稳定性构成的风险与挑战--这是国家总体福利的关键。
* 家庭幸福评估构成所有社会的基石--家庭的状况。
·*个人幸福在所有指标中,最关注微观层面的一个指标,考虑的是情感和总体幸福,包括个人能力、个人活动、社会联系、安全(或不安全)感。
2.国内学者对幸福的追求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动力。
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幸福的追求也越来越强烈。
也就是说,人们在满足或基本满足了物质生活需求之后,逐渐把目光聚焦到集物质富裕、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社会和谐等于一体的幸福指数上来。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幸福指数的讨论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也成为我国学术理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那么,什么是幸福指数?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国民幸福指数有什么作用?如何提高国民幸福指数?我国学者对幸福指数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幸福指数及其指标体系进行研究、提出看法。
有的学者指出,幸福指数反映的是人们的幸福感,主要包括人们对生活总体以及主要生活领域的满意感、在现实生活中体验到的快乐感、由于潜能实现而获得的价值感。
还有的学者指出,幸福指数是人们根据一定价值标准对自身生活状态所作出的满意度评价,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主要包括社会发展水平、历史文化背景、个人所处社会阶层、个人生存状况和改善预期及其实现程度。
也有的学者把幸福指数具体化为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要素构成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
幸福指数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呢?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固然很多,但经济无疑是最根本的因素之一。
没有一定物质财富的积累和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就根本谈不上国民的幸福感。
据有关调查报告显示,在当代中国,人们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依然是贫穷,大约54.6%的城镇居民和66.4%的农村居民将贫穷列为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
只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一些非物质因素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才会越来越大。
国际经验表明,当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美元之后,人们对公共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社会安全保障以及社会公平等非经济因素的需求就会越来越强烈。
此外,由于幸福与人们的主观感受分不开,因此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乃至不同的文化教育、宗教信仰等也会影响人们对幸福的评价。
同时,政治建设方面的民主状况、法治状况,文化建设方面的精神文明状况、国民教育状况,社会建设方面的就业状况、社会保障状况、安全稳定状况,生态建设方面的自然环境状况,以及个人的家庭状况、教育状况、健康状况、职业状况等,都对人的幸福感、对国民幸福指数产生重大影响二、案例——1.国家排名联合国全球幸福指数榜:丹麦芬兰挪威位列三甲虽然各种名目的幸福感排名已经屡见不鲜,但联合国认可的《全球幸福指数报告》才刚刚出炉。
近日,联合国在不丹举行幸福指数讨论大会,并发布上述报告。
根据报告,丹麦成为全球最幸福的国家,美国仅排在第11名。
评价标准极其复杂这份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同联合国共同发布的报告是联合国方面首次以指数为标准为各国“排名次”。
整份《全球幸福指数报告》长达150页,时间跨度从2005年至2011年,调查对象是全球156个国家。
如何衡量一国幸福感,报告有一套非常复杂的标准,这套标准包括九大领域:教育、健康、环境、管理、时间、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社区活力、内心幸福感、生活水平等。
在每个大领域下,又分别有3-4个分项,比如教育领域下有读写能力、学历、知识、价值观等,总计33个分项。
财富并非决定性因素通常富裕的国家国民幸福感比较高,比如丹麦、芬兰、挪威和荷兰这四个人均收入排全球前15位的国家就包揽了幸福榜的前四位。
但是,财富的多寡也并非是国民幸福感的决定性因素。
《全球幸福指数报告》制作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说:“国民生产总值并不能代表幸福程度,尽管一般来说国家财富与国民快乐有一定联系,但两者之间没有内在必然关系。
美国自1960年开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三倍,但幸福指数却停滞不前。
”萨克斯补充说,经济增长带来一些弊端,诸如饮食不合理,引发糖尿病、肥胖等健康问题;沉迷于购物、电视、赌博,往往养成不健康的生活习惯。
最重要的是,经济发展带来一些社会问题,“人们社区意识丧失,社会信任度下降,在变幻莫测的全球化经济时代,焦虑感在不断扩散”。
现在,人们更看重社会支援、清廉度以及个人自由,这些远比财富重要。
失业之痛堪比生离死别这份报告发现,失业之痛可与生离死别相提并论,这也就是经济陷于瘫痪的东欧诸国连前20名都进不了的原因。
此外,女性比男性更知足,而中年是人一生中最不顺心的时期。
最不幸福的国家自然是那些战火纷飞的地区,尤其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比如多哥、贝宁、中非共和国和塞拉利昂。
总的来说,研究发现,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在过去30年幸福程度稍有上升。
但让人思考的是,为了追求经济指标,在取得所谓“进步”的同时,“人们也失去了一些本应该珍视的东西”。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
英国学者怀特的幸福图2.探索企业新文化、打造幸福型企业我国企业经营理念的反思我国改革开放30年,实行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股东利益最大化成为企业目标。
国有企业从社会负担中剥离,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分配拉开差距。
为了招商引资,重视保护资本利益,而压低劳动、土地、环境的价格。
突出资本利益而忽视员工利益,成为企业的通病。
我国企业普遍存在“见物不见人”、“重上不重下”的现象。
所谓“见物不见人”,就是把员工当作实现利润的工具,甚至是劳动力市场随时替换的“低值易耗品”。
时兴绩效文化,绩效论英雄。
不问过程,只问结果。
重制度、重奖罚、轻情绪、缺关怀。
管理方式简单、粗暴。
富士康事件就是典型案例。
一线员工在流水线上进行重复简单劳动,就是“机器人”。
他们的价值追求、情感需要、心灵抚慰被忽视,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员工跳楼自杀事件。
所谓“重上不重下”,就是重视管理团队、技术骨干,忽视普通员工、一线员工;管理层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对普通员工、一线员工不放在眼里,更不放在心上。
员工的情绪与情感被忽视。
企业就是物物交换的场所,老板追求效益,员工索取报酬,管理就是考核,干得好奖励,干得差扣罚,不好的就辞退。
企业绝大多数时间是研究事,制定战略、确定目标、分解指标、考核绩效,很少研究人,可是事是人做的,而人不仅有利益动机,还需要尊重、信任、肯定和关爱。
员工在考核、奖惩、升迁、调动过程中以及对待工资、福利等问题的处理会产生某种情绪,甚至不满,企业往往对这种不满缺乏化解的机制与排解的渠道,表现为睁眼闭眼、熟视无睹。
不满情绪的积压爆发就会发生劳资冲突与各种意外事件。
股东利益最大而勿视员工利益,最终会使股东利益受损。
吉林通钢总经理被殴打致死、东方航空18架飞机集体返航、富士康员工十二连跳以及频发的劳资冲突事件,都证明个这一点。
如何打造幸福企业首先,要转变企业的核心价值理念,从物本位转向人本位。
企业是以盈利为目标的,一切都是围着钱转的,所以容易陷入物本位。
但不要忘了企业是人组成的,企业的一切是为了人。
“企业即人”是企业之本、文化之纲。
简单来说,企业管理是人管理人,不是人管理物,也不是物管理物。
作为人,股东、管理者与员工,尽管分工、职位不同,都有对财富、认同和价值的追求,终极目的都是为了幸福。
洪博董事长说:“健康生活,快乐工作”是投控人的人生理念,“要让岁月春常在,要让生命更精彩”是投控人的追求与梦想。
从根本上来说,企业赚钱是手段,为人是目的,人的终极目的是工作快乐、生命精彩,也就是追求幸福。
因此,幸福最大化应该是企业的终极目的。
这不是说,企业赚钱不重要,而是怎么赚钱符合幸福最大化,赚的钱怎么分配符合幸福最大化,由于兼顾了各方的利益,从而可以赚更多的钱。
其次,要有打造幸福企业的载体。
企业文化喊口号容易,落地难,也就是要落实到企业的管理中、员工的行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