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经济体发展及世界经济布局转变全球金融危机过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增长率低迷、债台高筑,饱受“二次衰退”风险的折磨;美国经济复苏过程跌跌撞撞,正经历着无就业的增长;欧洲正处于十字路口,虽然已经采取了艰难的步骤,但至今仍未跳出主权债务危机的怪圈;日本在金融危机过后又遭受巨大灾难,经济复苏面临严峻考验。

但是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这场危机似乎成为一场胜利,中国在20XX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经济发展势头迅猛,为全球经济复苏做出了巨大贡献,已经越来越多的人承认这个世纪将见证新兴经济体的强势崛起,全球经济版图正处于变革的边沿。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将如何通过贸易和金融实力重塑现有的世界经济格局?新兴经济体在这一进程中面临着哪些风险和挑战?面对新形势新兴经济体该如何应对?本文尝试对以上问题进行解答。

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过去的20年,世界目睹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生产、贸易以及金融领域的成长,他们快速地与全球市场融合,为我们讲述了增长的故事,同时也引起了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995年的30%跃升至20XX年的45%左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占全球总投资额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所持有的财富和金融资产也大幅度增加,外汇储备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二,它们的主权财富基金和其他形式的资产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然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经历了种种挫折。

1990年代初,注定会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历史阶段,正是从那时起新兴经济体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开始重塑未来的全球经济与政治。

首先,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前苏联的正式解体,这个国家在矛盾重重的背景下踏上了艰难的经济转型之路。

其次,印度1991年举行的选举将纳拉席哈?拉奥()推上了权力的宝座,印度开始推行经济自由化、积极参与全球化。

再次,1990年代,中国加快了自1978年就开始的经济改革的步伐,从那时起,中国创造了连续二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

最后,1990年纳尔逊?曼德拉(NelsonMandela)总统将南非带入了国际舞台。

这一系列事件汇集在一起,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标志着全球化新纪元的到来。

然而事实证明1990年代的改革并未能够促成新兴经济体的长期繁荣与稳定增长。

华盛顿共识的盛行使得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面对金融自由化的诱惑时改革太过鲁莽和仓促,新兴经济体一个接一个地受到沉重打击,从1994—1995年的墨西哥到1997—1998年的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从1998年的俄罗斯到20XX年的土耳其,最糟糕的是20XX—20XX年的阿根廷,其经济总量下滑了15%左右。

除中国和印度外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都未能幸免。

20XX—20XX年期间,新兴经济体终于迎来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中国继续其令人惊叹的增长速度,印度也表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

而且,被称为“金融危机”代名词的拉美地区也开始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全球经济舞台当中,人均GDP连续多年增长幅度超过3%,但亚洲的表现仍然最为抢眼。

在全球能源价格不断回升的背景下俄罗斯经济重新振作,“大爆炸”式的激进转轨模式在经历了必要的阵痛之后逐渐显示出其优势。

“金砖四国”(BRICS)成为了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在20XX—20XX年期间,全球经济增长中BRICS贡献了30%,与之前十年相比提高了14%,而G7的贡献率则从70%下降为40%,BRICS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例也显着增加,如今已达到13%。

20XX年美国次贷风暴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美国20XX年第二季度经济衰退%,失业率达10%,同年日本经济更是衰退%,为所有发达国家之最;欧元区同样未能幸免。

但是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这场危机似乎是验证了他们的崛起不可避免。

在危机最为严重的20XX年新兴经济体平均增长率为%,与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

在新兴经济体当中,中国经济保持了%的增长,印度为%,印度尼西亚也高达%,新兴经济体扛起了引领世界经济走出低谷的重任。

自20XX年之后,全球经济增长80%的贡献率来自新兴经济体,来自发达经济的贡献率仅为20%。

由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共同组成的G20取代过去一直把持全球主要经济政策走向的G8,成为协调国际经济政策的常设性论坛,象征着在新的全球经济秩序中,新兴经济体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全球经济格局一直处于动态的演化过程之中,由国家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所引起的不同国家集团之间力量的失衡是世界格局变动的原动力。

在1500年之前,中国和印度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先者地位,工业革命之后西欧取而代之,二战之后,美国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力量,与德国、日本共同引领着全球经济兴衰。

但是如今这一体系已经松动,那些过去曾被挤到外围的新兴经济体正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从而推动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改变。

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总有一些国家领先,又让位于新来者,再又被别的新来者超过,落后者不会是绝对的贫困,领先者也不会绝对的衰落,历史的变迁就是这样。

新兴经济体的兴起将推动全球经济重心不可避免的东移和南移,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趋势日渐明朗。

全球经济增长引擎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辐射效应遍及整个高收入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该国的经济政策对于全球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

这就要求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它能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快的GDP增长率。

历史上,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和领跑者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从15世纪,随着西方世界兴起,经济重心从古老的东方转向了西欧。

从葡萄牙、西班牙到荷兰,再到英国,以及后来的挑战者法国、德国、日本,发展到今天的美国,他们都曾作为全球经济格局的缔造者而存在,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但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永久性的保持全球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世界所有国家都遵循着自然的脚步,如个体一样自有其生命周期。

从20XX年开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发达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

尤其是在20XX—20XX年期间,他们的贡献率几乎超过了三分之二。

20XX年和20XX年金融危机期间他们更是完全支撑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发达经济体的贡献率分别仅为%和-%。

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是衡量新兴经济体影响力的一种方式,从世界银行所开发的多维度增长极指数(multidimensionalgrowthpolarity)①能更为清晰的看出欧元区、美国和日本在1990年代之后,对世界经济影响力的逐渐下降,而以BRICS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是呈现上升之势。

如表1所示,20XX—20XX年中国的平均多维度增长极化指数为,全球排名最高,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的巨大溢出效应,美国、欧元区、日本分别以、、紧随其后,说明传统的全球三大经济引擎虽然已经日渐式微,但是目前为止仍然起着重要作用。

韩国、俄罗斯、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土耳其、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都进入前十五强,其数量已经超过发达经济体。

以上只是典型事实的表述,更重要的是需要深入考察在金融危机打击之下新兴经济体为什么能够对全球经济产生越来越显着的影响力?答案就是南南贸易的加强。

在过去的数十年时间里,南方国家②的总体经济规模不断增长,年均增长率高达%,至20XX年,南方国家的总产出占世界GDP的45%。

南南贸易额从1990年占全球总贸易额的7%上升为20XX年的17%。

在20XX—20XX年,南南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6%,与前一个十年的14%相比又有新突破。

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趋势是由于亚洲工厂的出现、全球生产络中中国作为生产过程的最后组装地所推动的。

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在南南贸易中扮演主导型角色,该地区的贸易量就占到南南总贸易额的四分之三,而他们与中国的贸易额单独就占40%。

仅20XX年和20XX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就吸收了中东地区总出口的16%、拉美和非洲总出口的9%。

中国正在南南贸易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LevyYeyati通过对一组新兴经济体的考察,发现从20XX年开始,它们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依赖中国而非G7,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G7的影响力却在不断下降,20XX—20XX年期间,新兴经济体与G7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仅为,而与中国的相关性为。

Garroway更进一步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低收入、中等收入国家,并得出相似结论。

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所需的大宗商品源源不断地从南方国家运来,拉美、非洲和中东等南方国家由于出口激增而收入增加进而增加对制成品的消费,其中许多制成品就是产自中国和亚洲。

中国以及东亚各经济体通过自身的高速增长,轻巧地打开了整个南方世界经济增长的阀门,并带动了相关国家的共同复苏。

虽然人们不应夸大上述“反馈回路”的规模,中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托起整个世界,不过,它有能力托起世界的一部分。

[11]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因此能够不受西方国家普遍衰落影响而强势复苏,进一步通过南南贸易的扩张对全球产生溢出效应,引领世界,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多极化趋势日渐清晰。

三、新兴经济体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不同的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同样会带来国际金融格局的变化,新兴经济体的国际金融实力与其在全球经济及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极不匹配,这种情形在未来必将得到改观。

未来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国际货币体系如何能够适应新兴经济体不断壮大这一不争的事实,促进国际合作减少保护主义和货币争端,减少全球经济运行的风险和波动性。

20XX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矛盾。

在如今的货币体系下,美国货币政策的改变即使对于其国内立场而言是适当的,也可能会给其它国家带来灾难。

对于1980年代新兴市场的债务危机,当时美国利率的大幅度提高难辞其咎;1994年美国货币政策的收缩毫无疑问加剧了墨西哥经济所面临的困境,最终导致了比索的崩溃。

美国长期的货币宽松政策同样造成了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与20XX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如出一辙。

[12] 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其经济政策需要与保持货币价值、货币供应量稳定增长与全球贸易平衡相一致,如果这些目标发生冲突,风险就会加剧。

如果储备货币发行国长期保持国际收支赤字,情况会变得非常糟糕,因为该货币体系是由市场信心来支撑的,历史上正是这种情形最终击垮了作为世界主导货币的英镑。

如今的美国正面临着同样的情形。

美国作为全世界最终消费品的最大消费国是全球赤字的主要贡献者,其贸易赤字在1990年代之后一路攀升,20XX年达到历史最高点,几乎占GDP的6%(占世界GDP的%)。

金融危机使其经常账户逆差大幅度缩减,但是危机过后又是一路攀升,IMF预测到20XX年,其逆差将达到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