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苏轼对词的创新 朱敏 摘要：苏轼对词的重要贡献是在理论上提出了“词为诗裔”的口号，实践中又“以诗为词”，
对词从内容到形式进行了全面革新，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品格。但他在革新词时往往又于法度有失，这又为词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关键词：苏轼 词 革新 词为诗裔 以诗为词
Abstract: Th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of Su Shi to ci are that, first, he
advanced the slogan “ci is the evolvement of poem” theoreti cally . Second, he innovated ci from aspects of content to form entirely through practice with the idea of “taking poems as ci”, widened the scope of subject matter , and improved the style of ci. However, he ignored the method as well as the limit, which bore unfavorable influ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i later. Key words: Su Shi ci innovation ci is the evolvement of poem taking poems as
ci （一） 词是形成于唐，发展于五代，至宋而极盛的一种文学体裁。从晚唐以来，它的主要功用就是在宴会场合供给伶工歌女，以满足官僚士大夫阶层与市民日常娱乐需求。入宋，社会的稳定繁荣更刺激了词的兴盛，它实际已成为上至官僚士大夫，下至市井细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流行音乐。 词的娱乐功能决定了它的演唱环境多为“尊前”、“月下”、“花间”、“酒边”。而它的作者、演唱者又多为“递叶叶之花笺”，“举纤纤之玉指”的“绮筵公子”和“锈幌佳人”（欧阳炯《花间集序》），这种作者、演唱者及娱乐形式就决定了它必然以绮艳柔婉的女性美为本色，多表现的是恋情相思、离愁别恨主题，形成一种“作闺音”、“裁艳语”、“为艳科”的传统特色。词这种特色与“诗言志”的传统文学观念和温柔敦厚的诗歌风格大相径庭，因此它形成就一直不登大雅之堂，不被列入文章之类，而被称为“诗佘”、“小道”、“末技”，而作者们也多是在写诗之余以游戏的态度写它。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北宋前期，此时刘永的一些词作虽然突破以前的狭窄题材，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但他的大部门词仍以风月花草、欢爱别离为主，且一些词作还流于鄙俗淫艳，格调低婉，整个词坛仍沉浸在一片绮罗香泽、浅斟低唱之中。 苏轼的出现改变了这种局面。在“柳风”正盛，词日益世俗颓靡之时，苏轼敢于打破传统，“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使得词坛出现了“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胡寅《酒边词序》）的局面。这种变化源于苏轼的“诗词同源”观念，在《祭张子野文》里，苏轼明确提出了“词为诗裔”的词体观念，“清诗绝俗，甚典而丽，搜研物情，刮发幽翳，微词宛转，盖诗之裔”。这里他明确认为，词是诗的后裔，词即是诗，诗词在边县功能上是一致的。苏轼评词亦是以“词为诗裔”的标准来评判的从他评论柳永《八声甘州》“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的“不减唐人高处”（赵令畴《侯鲸录》）的话就不难看出他是以唐诗的风韵来评判宋词之高下的。他推崇唐诗那种恢弘气象和高远境界，推崇“句句挺拔”具有“诗人之雄”的词作，如他《与陈季常书》即云：“又惠新词，句句挺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他以实践来支持自己的观念，“颁示新词，此古长短句诗，得之惊喜，试勉继之”（《与蔡景繁书》），可以看出苏轼从文体观念上是将词提高到了与诗同等的地位，这为他以后作词向诗风靠拢，吸收诗的特长提供了理论依据，也奠定了他对词全面革新的基础。 由此可见苏轼的诗词一体观念是针对当时北宋词坛为“艳科”的观念日趋得到普遍认同，词风日下之时提出的。从他训诫门人秦观不要学柳永词之软媚风气，以“自是一家”为荣，可以看出他对“词为艳科”的观念及其创作是极为不满的。 （二） 苏轼的“词为诗裔”的词体观念在他的大多数词作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对词的各种开拓、创新就体现在他“以诗为词”（陈师道《后山诗话》）的创作实践中。 首先，在题材内容上，他打破了过去多写男女爱情，离愁别恨，舞筵歌场的“艳科”局面，扩大了词的题材及表现功能，提高了词的境界，举凡咏史怀古，抒情言志，悼忙赠答，说理谈玄，叙事写景等诗人所用的题材，苏轼都可以用来表达，如熙宁七年他写的《沁园春•密州马上寄子由》表现的就是“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也流露出仕途挫折之后复杂的人生感慨。整首词里作者把自己眼前处境，心头感触，往日抱负，今后打算和盘托出，这在古来诸多咏怀述怀的诗作中不乏先例，但作为词却是空前的，它一概往日表现“爱情”之词“性情”之词。还有《江城子·密州出猎》写他在射猎中所激发的要为国杀敌立功的壮志，词中“挽雕弓”、“射天狼”的壮士形象也一概往日以红粉佳人，绮筵公子为主要抒情主人公的格局，整首词洋溢的生命豪情，呈现出与原先词作柔软情调完全不同的格调。这首词也为南宋许多爱国词人表现靖边杀敌的爱国主题的词做了成功先导。把农村题材引入词中，真实地反映农村的农业生产及农村风情，苏轼是第一个。他在亲身经历与感受的基础上描写了农民的辛酸、淳朴、痛苦、快乐。在密州所写的《望江南》中，词人怀着无限喜悦之情，生动地描绘农村春耕生产的繁忙景象和生机勃勃的初春景色，决然炯异于以往的伤春之词，为脂粉气浓重的词注入了新鲜的泥土芬芳气息。在徐州所作五首《浣溪沙》有声有色地描绘了农村秀丽风光，讴歌农村劳动者的繁忙生活，如风物画令人神往。在黄州所作五首《浣溪沙》表现其对农民疾苦的关怀。这些农村突破了填词取材局限于封建贵族上层生活的传统藩篱，从劳动人民生活中直接开掘出了词新的创作源泉，更为广阔地打开了词人们的眼界。 苏轼词中也有很多传统题材，但他却能赋予其新的思想，抒发真实情感，提高了词的境界。苏轼的爱情词《蝶恋花》（记得画屏初会遇）以一种曲折的笔法记述了一段优美的爱情故事。《江城子·记梦》写对十年前去世的妻子王弗的思念，表现其伉俪情深，这完全不同于“花间”词写男欢女悦，幽会密约的轻浮之情。 还有描写歌妓的词，以前词人笔下常常出现歌妓形象，描写其神态色相，甚至带有狎侮女性的恶习，但苏轼的歌妓之词，则或同情她们的不幸遭遇，如《菩萨蛮·润州和元素》，或表现对她们之中善良的心地和高尚品质的赞赏，如《定风波》（长羡人间琢玉郎）。 写景之词，苏轼一改往日词作者流连光景或以景烘托离愁憋绪的模式，他往往创造出比自然更美的境界，表现其对自然美的向往和追求或表现一种旷达乐观的胸襟。还有很多传统题材，如咏物、怀人伤别之词，苏轼能够在这些题材中注入一定的时代社会内容，使这些词作具有浓厚的意韵与深沉强烈的情感内涵。 苏轼词对日常交际，官场应酬，闲居读书，闲游，饮酒甚至洗澡都能融入词中，在现实生活中，在生活琐事中，或悟人生哲理，或抒郁闷忧愤之情，或表达人生理想，词的内容变得丰富充实，艺术境界得到提升。他达到了词“无意不可人，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词曲概》）的境地。从而，词与诗有了相同的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也有了同样自由抒写情志的功能。 其次，题材的变化必然带来词风的变化，在风格上苏轼打破了词以婉约为主的传统，词中既有婉约，又有豪放、清旷、幽美等多种风格，显得更多姿多彩。 苏轼豪放词风的创立转变了词坛上粉泽相高的浮艳之风，给词注入了新的血液，带来了新气象，提高了词的气格。苏轼《与鲜于子骏书》中写到：“近却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他引以为荣的这首词即《江城子·密州出猎》，他“自是一家”的词风也正是不同以往婉约传统的豪放词风。可以看出他决意“自是一家”，为力挽词坛颓风，而自觉为之。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能代表他豪放词风的最高成就，词为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古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我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这首词上片起笔突兀，雄视千古，布置了一个极为广阔而悠远的时空背景，气势磅礴，一泻千里。下片因景生情，追慕英雄人物，通篇充满了作者美妙的理想同现实的矛盾，怀古伤今，慷慨激昂，不愧为千古绝唱。 苏轼的豪放词作在他整个词中虽为数不多，但在当时却如空谷回音，震动了整个词坛，后人以苏轼为豪放词的开山祖，足见其对于“词为艳科”传统的冲击以及革新传统词风所做的贡献。 苏轼的婉约词同样能表现出他的艺术造诣，他反对低靡卑弱一统天下的鄙俗词风，但他对婉约词的委婉抒情技巧还是做了有选择的继承，创作出很多动人心肠的佳作。如他的《江城子·记梦》对故去十年妻子王弗的思念之情写得凄婉沉郁，荡气回肠，读后余味缭绕，至今仍颇受人们喜爱。另一首婉约代表作是《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这首咏物词把咏杨花与抒写离愁别恨交融起来，作者用思妇的口气、形象来写杨花。“似花还似非花”五句，写杨花形状，与随风飘荡的情景，也是看杨花的思妇在叹惋杨花遭遇，借以自伤身世；“萦损柔肠”六句则把思妇与杨花形象融为一体，作者把那欲停还转，才落又起的杨花描写成思妇万里寻郎的梦魂，达到人、物交融，物、我莫辨的境界；词的下片写杨花结局，写女主人公对杨花的叹惋，结尾处把杨花想象成是离人之泪，可谓画龙点睛，余味不尽。词中充满了美妙的想象和构思，语言清丽舒徐，情调缠绵婉转，借物写人，亦物亦人，若即若离，虽婉约作家亦难胜之。王国维《人间词话》说：“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为最工”，可以看出苏轼之于宋词不仅是当行本色，而且是极具造诣的个中高手。 苏轼有很多词兼具几种词风，有的词以豪放为基调兼具婉约之态，在雄壮的词句中夹有细腻婉转的描写，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有的以婉约为基调，而兼具豪放之风，在细腻婉转中抒写透露出雄壮之势，如《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这类词风格相互渗透，是兼具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新型风格。还有的词则呈现出一种疏俊、清旷的风格，如《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蹄。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雄鸡。”苏轼词风格多样化，使得其词多姿多彩，耐人寻味，也为宋词增添了许多异彩。 再次，苏轼突破了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从形式上解放了词体乐主词从的附属特点，使词成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填词本要依据词谱的要求，逐字逐句按平仄韵数填写文词，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为词人思想感情自由抒发的羁绊，苏轼遵守音律规范却不为音律所拘，他更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如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说：“先生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无庸讳言，苏轼词中这种不合律现象是屡见不鲜的，如王又华《古今词论》引毛稚黄云：“东坡‘大江东去’词，‘古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论调当于‘是’字断，论意则当于‘边’字读断。‘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论调则‘了’字当属下句，论意则‘了’字当属上句，‘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我’字亦然。又《水龙吟》‘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论调则当是‘点’字断句，论意则是‘花’字断句，文自为文，歌自为歌，然歌不碍文，文不碍歌，是坡公雄才自放处。也正因为此，苏轼曾遭很多注重音律词人的不满或讥讽，晁补之谓：“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律”（《能该斋漫录》），彭乘谓：“子瞻之词虽工而多不入腔”，（《墨客挥犀》卷四）王灼在《碧鸡漫志》中引述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