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读书报告目录一、作者简介二、朱熹主要思想概括三、本书简介四、写作背景五、读书心得一、作者简介：余英时，1930年生于天津，祖籍安徽潜山，曾师从钱穆、杨联升，当代华人世界著名历史学者、汉学家，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现居美国。

2006年11月，余英时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余英时治学自史学起，后达至中西、古今贯通，其对儒家思想及中国道统文化的现代诠释自成一体。

他的中、英文著述多达数十种。

《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传承中有创新，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为中外史学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参照系。

师承钱穆“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的治学理念，余英时认为学术研究本身便具有内在的批判力，学者只要长期从事严肃的研究工作，他们的最后创获自然会对政治与社会透射一种深刻的批判作用，在人文研究方面尤其如此。

二、朱熹主要思想概括:(一)教育思想:论述教育：朱熹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和自己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基于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的初步认识，把一个人的教育分成“小学”和“大学”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阶段，并提出了两者不同的教育任务、内容和方法。

他的《四书集注》被明清两代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

朱子读书法：“朱子读书法”六条，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

理气论：朱熹继承周敦颐、二程，兼采释、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

动静观：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动静不息的生物运动，这便是一气分做二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又分做五行（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

格物致知论：他强调穷理离不得格物，即格物才能穷其理。

心性理欲论：他以为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

朱熹承认人们正当的物质生活欲望，反对佛教笼统地倡导无欲，他反对超过延续生存条件的物质欲望。

（二）美学思想朱熹的哲学体系中含有艺术美的理论。

他认为美是给人以美感的形式和道德善的统一。

基于美是外在形式的美和内在道德的善相统一的观点。

三、本书简介：本书是关于宋代文化史与政治史的综合研究，尤其注重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以研究的重心而论，文化史在儒学的复兴及其演进，政治史则在改革活动中所显现的权力结构与动作方式。

但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这两个系列的发展根本是交织在一起而不可能清楚分开的，二者统摄在士大夫的整体活动之中。

宋代士阶层不但是文化主体，而且也是一定程度的政治主体，至少他们在政治上所表现的主动性超过了以前的汉，唐和后面的元，明，清。

这是宋代在中国史上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色，过去的史学界对此也已或隐或显地有所察识。

但是根据比较严格的史学观点，我们仅仅满足于从直觉或整体印象所获得的抽象论断。

怎样将这一论断建立在可以客观检证的历史事实之上，才是专业史学的本格任务。

所以宋代士大夫的思维结构与行动模式在这部研究中占据了轴心的位置，本书副题主要即取义于此。

四、写作背景：宋代士阶层不但是文化主体，而且也是一定程度的政治主体，至少他们在政治上所表现的主动性超过了以前的汉、唐和后面的元、明、清。

此时道理最大的观点也是本书的重要政治背景之一。

五、读书心得《朱熹的历史世界》是一本将文化史与政治史进行综合研究的历史著篇二：己之修明——《大学章句》之读书报告己之修明——《大学章句》之读书报告李洁莹 20120903298 英语教育学院1202班以阅读《大学》为基础撰写读书报告并非我的初衷，因觉其篇幅较短，且通篇古文，必定晦涩难懂，费人心思。

然而机缘巧合，于某次作业需翻译其“大学的宗旨”，虽则短短一句话十一字，在查阅相关资料时竟因欲穷其义而不能自拔。

最终因其思想深刻而难以舍弃，遂借此次撰写读书报告为由，实为满足一己之私，以体悟其中的教育思想，望能从中得以享受文化滋养及获思想启发。

《大学》原为西汉儒籍《小戴礼记》第四十二篇，后北宋司马光将《大学》从中抽出单注，作专著《大学衍义》；二程将《大学》整理编次，与《中庸》、《论语》、《孟子》合为“四子书”，并作为儒家的入门经典。

而我欲探寻的是经朱熹多次修改后的《大学章句》。

朱熹毕生研究《大学》，可见他对《大学》的极度偏爱和重视，曰：“说大学、启蒙毕，因言：‘某一生只看得这两件文字透，见得前贤所未到处，若使天假之年，庶几将许多书逐渐看得恁地，煞有工夫’。

”①因此其中承载着朱熹的毕生心血，必能体现出其真知灼见，阅读价值更是不言而喻。

朱熹在《大学章句》前面所加的序言中写道：“《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

”②以阐明该书的主旨。

而古之大学，则是教以人们“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学问。

朱熹把《大学》分为“经”一章与“传”十章两部分：“经”一章提出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条纲领，阐明了大学的宗旨和目的，也是儒学“垂世立教”的目标所在，继而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而此八条目则为实现三纲领的途径，也是儒学为我们所展示的人生进修阶梯；而“传”十章则是对经的详细阐述。

因此整篇文章的核心即在于此三纲领。

“明明德”是让人不断修养自身以彰明天所赋予的品行德性；“亲民”则要推己及人，教化人民，使人民革旧图新，去除本心的污染从而“明明德”；“止于至善”是“明明德”最终要达到的目标。

故此三纲领实际上是由“明明德”作为核心一以贯之，并围绕“明明德”而向外扩展的过程。

冯友兰也曾说过：“‘明明德’和‘亲民’并不是两回事，内、外是不能分开的，主观和客观是不能对立起来的。

所以‘三纲领’只是一纲领，表面上看起来是三件事，其实是一回事。

”③“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④。

“修身”是道德主体对内探求本体之明的方向目标，以达致“独善其身”；而“修身”又是作为向外践履社会责任的主观准备，是达到“至善”的理想道德境界的重要前提，使“兼善天下”成为可能。

而欲修身明德，则应“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最后才能得以“内明”。

格物致知，要求我们通过接触万事万物而穷究其理，最后豁然贯通，把外在的知识道理内化为自身的智慧；揭示了从实践中获得真知的道理。

而此“真知”包括了知识的知和道德的识，而在朱子的思想里，更注重知识的道德内涵，这一点后来被王阳明具体发挥为“良知”。

因此格物致知是作为修身明德的前提，也可以称作为理论基础。

而随着近代中国教育、科技的发展，我国曾借用朱子学的格物致知观念接近西方近代科学，是朱子学说在中国学术近代化发生积极作用的一个例子。

但是在我看来，我们除了看到格物论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之外，其实也应把目光移到格物论在思想道德建设中的运用。

道德源于生活，那么就必须回到生活中，在日常生活中得以体验道德，探寻道德真知，最后方可使道德戒条内化为每个人内心的道德良知。

特别是对于我国教育普遍仅满足于德育知识和道德理论的宣讲，造成学生道德观和价值观扭曲的情况有深厚意义。

就比如现在大学里功利主义盛行的问题，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的徐岚老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的时候，就此发表了相关见解，“价值观教育极为重要。

尤其在全球化时代和急速变迁的社会背景下，大学应该教会学生如何思考并培养正确的价值观，这样才能在面对人生考验时作出适当的判断和应对。

但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大学中的价值观教育与‘两课’紧密相连，常常等同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生抵触情绪较重，致使价值观教育缺乏有效的实施途径。

”⑤虽此大学非彼《大学》，但《大学》之道是面向普罗大众的，即不管什么人都应该努力做到，因此对于高等教育机构，现代大学更是应该借此为鉴，取其精髓去其糟粕，对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和道德修养的提高将产生很大的影响。

“格物致知”是人通过探究而获得认知，实现了“心体之明”，那么“诚意正心”则是德性本体的确立，是人内在的修炼。

“诚其意者，自修之首也。

”⑥诚己心之意，也就是不要自欺。

当知已致，则其内心已明何为善，何为恶，知何可为，何不可为，那么此时就应该“诚于中，形于外”，一言一行都遵循心中道德良知的指示，而不是自欺欺人。

而其中最重要，也是最考验人的，就是“慎独”。

慎独是人在独处时为追求良好思想品德而产生的自我约束和自我教育，而不是依赖于外界条件的约束。

这就要求人不仅要表里如一，更要毫无间断、毫无苟且的践履，即使在独处也要谨慎不苟。

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当独处时，自己就是灵魂的法官。

反观当今社会的各种现象，且不说多少领导干部为功名利禄而逃过民众的监督，进行官商勾结，就那重庆官员的“艳照门”事件已经足以反映当今“慎独”观念之微；还有医生无视病人的生命，教师假借身份进行猥亵性侵，其道德沦丧直教人质问“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我们何时才能走出“物欲的天堂和精神的囚室”的生存困境？或者是社会的步伐太快了，我们的灵魂还在格物，而现实却催促着我们赶快向前跑，我们只好留下慢灵魂，而带着躯壳于各种五彩斑斓的诱惑中徘徊。

“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⑦，只有实现社会成员道德自觉性的提高，并内化为个体的自觉行为，才能使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得以提升。

然而凡人自有七情六欲，虽其意欲诚，但心若为外界诱惑或内在情绪所动，往往不得其正。

因此在身心情志的磨练时，应除去各种不安情绪，聚精会神，逐渐将自身积累的道德认知转化为理性自觉，以道心统仁心，以理智节制情欲，从而得以“正心”。

既已无心之杂念，何来心瘾烦扰，然而这般清心寡欲的澄明境界，非常人所能赌。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革尽人欲，也不是要摒弃一切情绪。

一个人，首先就应当懂得爱自己，才有可能去爱他人，而人更加不能没有任何情感。

欲与德，情与理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让道德良知来克制欲望，用理智来控制情绪，用一颗客观真诚的心，坦然认真地看待世间万物，从而不断使内心端正，将道德素质内化为自身的道德修养，最后化修德履善为己心所需。

在这种心态下，人便能摒弃外在诱惑，理性控制情绪，出离狭隘偏见，也就能修得正身了。

当然，《大学》所提出这套修身理论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修身理论是以要求人们的言行皆符合于封建论理纲常，符合统治阶级根本利益为其特点的，严重地把知识分子限制于反躬内求和经明行修的樊篱之中。

修身为本的理论使人们过分提高自身道德修养的价值，把道德修养看的高于一切，致使人们脱离现实，鄙弃事功。

如陈仙鹤在《劝功篇》中对理学末流的评价是“平居言性命，临事茫无措手足，彼求空虚之理，而于当事之事未尝亲历明试之。

”⑧这种情况造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

尽管如此，《大学》的修身理论对后世也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对当代中国更具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