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记忆与文化认同城市记忆与文化认同张海燕【内容提要】在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中，城市记忆的丧失和文化认同危机的出现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城市记忆不仅是一种集体记忆、历史记忆和社会记忆，还是一种文化记忆。
文化认同是城市记忆中的一种自我主体意识，文化认同感的根源在于城市文化的自我同一性。
城市记忆作为城市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城市文化认同感的建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城市记忆的文化认同面前，城市建设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
【关键词】城市记忆文化记忆文化认同一、城市的“集体失忆”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正在以势不可挡的城市化进程和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宣告着城市社会的来临。
然而，中国在跑步进入城市社会并急于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却不得不面对一系列由“城市化急躁症”和“文化短视症”所引发的问题。
一方面，在城市发展的经济大潮中，很多城市片面追求物质文化和城市化率的增长，而忽略了城市的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等问题。
一些城市在旧城改造和危房拆迁中，由于受经济利益的驱动而采用急功近利的商业化运作模式；于是，在轰隆隆的推土机声中，北京的四合院不见了，上海的石库门消失了，成都的明城墙倒塌了……这种大拆大建的城市开发方式直接导致了很多富有地域特色和文化传统的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历史文物、地方民居的破坏乃至消失。
城市的楼房越来越高了，马路越来越宽了，广场越来越大了，然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却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惶惑：这还是我们的城市吗？我们的城市为什么变得越来越陌生？原来充满亲切感的城市哪里去了？另一方面，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城市规划出现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
很多城市并不去认真分析自己的地域特色和历史文化传统，而是一味采用“拿来主义”，不仅城市规划方案完全采用欧美的，就连城市住宅区的命名也跟着开起了“洋荤”，诸如“加州花园”、“东方巴黎”、“迈阿密水岸”、“阳光西班牙”、“新西兰文化花园”、“柏林爱乐”、“路易凯旋宫”、“东方威尼斯花苑”随处可见，置身其中的你一时还真不知道自己到底身在何处。
也难怪有人戏称中国城市是“万国城镇”。
此外，由于城市规划中抄袭、模仿、复制现象十分普遍，城市的“麦当劳化”也日见严重：城市建设完全采用现代商业的标准化生产方式，以形式上的整齐划一来取代现实生活对城市灵活多变的要求，人类的“造城”运动遂沦落为拙劣的“克隆”伎俩，“千城一面”的现象随之出现：南方北方一个样，大城小城一个样，城里城外一个样。
①上述“城市问题”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城市记忆和文化认同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城市建设中人为地割裂历史文脉和文化空间的做法导致了城市记忆的丧失，而城市记忆的丧失又导致了城市文化认同危机的产生。
二、城市记忆是一种文化记忆目前，中国学界关于“城市记忆”的研究刚刚起步，学者们对城市记忆的概念尚未达成共识。
综合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城市记忆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建筑学等学科领域，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城市历史建筑、历史街区、城市历史文物等在现代城市建设进程中的保护和再利用问题，其内涵基本上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相等同。
界定城市记忆的前提首先是要弄明白城市记忆究竟说的是谁的记忆，亦即谁是记忆的主体。
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存在着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城市记忆的主体是城市，即把城市作为一个具有人格特征和记忆功能的有机体；二是认为城市记忆的主体是具有群体特征的人。
前者如建筑大师阿尔多·罗西。
在罗西看来，城市记忆相当于城市意识，“随着时间的演变，城市逐渐成长，同时也具有本身的意识和记忆”。
②不过，阿尔多·罗西的出发点仍是把城市看作是“人造物”或“艺术品”，在罗西的著作中，还可以看到“城市是人们集体记忆的场所”③的相关表述。
因此，罗西所说的“城市意识”或“城市记忆”只不过是一种隐喻。
后者所谓的城市记忆是指人们对城市历史文化的群体记忆，它更多地与集体记忆、历史记忆、社会记忆交织在一起。
如克里斯汀·博耶(M. Christine Boyer)的著作《城市的集体记忆》就是把城市记忆作为一种集体记忆来看待的。
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从社会学的角度印证了博耶的观点：“在一种确实多元的都市状况里，文化和历史在空间中互动被赋予空间意义，并依照克里斯汀·博耶(Christine Boyer)的说法，联系上“集体记忆的城市。
”④中国建筑师、建筑理论与创作委员会主任布正伟认为，城市的记忆“就是人们对城市环境及其形态要素所具有的美学特征认同后所产生的集体记忆，其中包括了宏观、中观和微观各个方面的记忆。
也可以说，城市记忆就是城市特色在人们心灵上打下的难以磨灭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烙印”。
⑤由此可见，布正伟也是把城市记忆与集体记忆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通常所说的记忆，一般是指作为个体的人的记忆。
那么，是否存在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关于这个问题，前人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英国心理学家巴特莱特虽然没有明确肯定社会记忆的存在，但是，从巴特莱特的相关论述中我们不难捕捉到他关于社会记忆的思想：“实际上，个体重复回忆的一切过程与社会习俗化过程具有精确的相似性，这是肯定无疑的。
”⑥在日常生活中个体的记忆受到其所属的社会群体的习俗、信仰、制度、思维模式等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影响，这些社会因素会不断被同化为个体内在的行为标准，并以一个完全习俗化的形式在日常生活中固定下来，从而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大量的经验事实表明：不同的社会群体如家庭、地区、阶级、民族乃至人类整体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保留着他们关于过去生活的历史记录。
显然，这些记录并不是纯粹个人意义上的对某些特定事件的记忆和保存，而是向我们昭示着社会记忆的客观存在。
哈拉尔德·韦尔策在《社会记忆》一书中把社会记忆定义为“一个大我群体的全体成员的社会经验的总和”⑦，并认为社会记忆的主要范畴包括互动、文字记载、图片和空间、城市建筑群等，它们构成了社会记忆的主要框架、载体和媒介。
由此可见，哈拉尔德·韦尔策所说的社会记忆其实就是一种具有群体特征的集体文化记忆。
社会并不是单个的人的简单聚集和相加，而是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的有机整体。
某一社会群体的风俗、信仰、传统、制度、技术等因素必然会对社会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
正是这种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因素把某一群体内的社会成员结合并凝聚在一起，并成为这一群体与另一群体的区别性特征。
社会群体中确实存在着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群体成员往往意识不到它的存在。
也就是说，这种并不为社会成员所意识到的记忆只是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而存在。
其实当某种文化理念、价值、习俗、传统等渗透到我们的骨子里，成为我们的思维方式的有机组成部分时，我们的行动就会趋于模式化或无意识化，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那些影响我们思维和行动的东西往往会由于惯性而熟视无睹，以致让它演变成一种集体无意识。
实际上在某些特定的时刻，比如受到外族入侵或发生重大的社会事件时，人们就会反过身来仔细审视其共同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这时人们就会发现，那些原来看似是集体无意识的东西恰恰是生长在我们骨子里的一种“集体有意识”。
我们知道，城市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同时也是文化的发生器，城市的产生虽然只有五六千年的历史，但它却是人类真正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文明史就是城市产生和发展的历史。
城市不仅是人类文化的产物，而且城市本身就是一种文化。
城市社会学的创始人、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帕克认为城市绝不是各种物质设施、社会机构和人群的简单聚集，城市是一个具有自身结构和功能的文化复合体。
在帕克看来，“城市，它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所构成的整体，是这些礼俗中所包含，并随传统而流传的那些统一的思想和情感所构成的整体。
”⑧正是基于对城市社会和文化的观察和体认，帕克才在自己城市生态学理论中提出了人类社区的独特性，并在文化的基础上把人类社会与生物群落区分开来。
美国城市历史学家芒福德认为城市的三大基本使命是储存文化、流传文化和创造文化。
“城市通过它集中物质的和文化的力量，加速了人类交往的速度，并将它的产品变成可以储存和复制的形式。
通过它的纪念性建筑、文字记载、有序的风俗和交往联系，城市扩大了所有人类活动的范围，并使这些活动承上启下，继往开来。
城市通过它的许多储存设施(建筑物，保管库，档案，纪念性建筑，石碑，书籍)，能够把它复杂的文化一代一代地往下传，因为它不但集中了传递和扩大这一遗产所需的物质手段，而且也集中了人的智慧和力量。
这一点一直是城市给我们的最大力量。
”⑨芒福德这段充满人文关怀精神和生态文化意识的文字论述，实际上正是对城市文化功能的突显和强调。
城市记忆随着城市历史的发展而产生，并以自身特有的方式把历史事物、历史事件、历史传统和习俗延续下来；并对城市的现在和未来施加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的每一部分，每个角落都在一定程度上带上了当地居民的特点和品格。
城市的各个部分都不可避免地浸染上了当地居民的情感。
其效果便是，原来只不过是几何图形的平面划分形式现在转化成了邻里，即是说，转化成了有自身情感、传统，有自身历史的小地区。
在这种邻里范围内，历史过程的连续性被保持下来了，往昔的事物迭加到当今来，每一个地区的生活又在发展中形成自身有纪念意义的事物并且同周围环境的生活与利益多少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⑩帕克的这段文字或许恰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城市记忆的产生过程、特点及其社会意义。
城市文化是人类共同的创造物，也是人类的共同财产，它反映了社会群体及其成员共同的理想信念、思想情感、生活经历。
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共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经验积淀成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因此，拥有同一种文化或文化记忆的群体更容易形成文化认同感。
城市记忆是在城市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它最终会转化成文化历史记忆，并以特定的形式保存下来。
因此城市记忆亦即是城市的文化记忆。
扬·阿斯曼在《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一文对文化记忆进行了界定：“它是‘每个社会和每个时代所特有的重新使用的全部文字材料、图片和礼仪仪式……的总和。
通过对它们的‘呵护’，每个社会和每个时代巩固和传达着自己的自我形象。
它是一种集体使用的，主要是(但不仅仅是)涉及过去的知识，一个群体的认同性和独特性的意识就依靠这种知识。
”(11)扬·阿斯曼认为：“每个文化体系中都存在着一种‘凝聚性结构’，它包括两个层面：在时间层面上，它把过去和现在连接在一起，其方式便是把过去的重要事件和对它们的回忆以某一形式固定和保存下来并不断使其重现以获得现实意义；在社会层面上，它包含了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而这些对所有的成员都具有约束力的东西又是从对共同的过去的记忆和回忆中剥离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