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话语权与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并取得巨大经济成就可以说是冷战后国际关系上意义最为重大的事件。中国已经并正在对现有国际体系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这使得中国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国际社会关注和评论的焦点。在关于中国的各种话语中，既有赞叹肯定的声音，也不乏怀疑敌视的言论，后者又以“中国威胁论”为代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霸权话语的刻意渲染下，“中国威胁论”平而不息、周而复始，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恶化了中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有鉴于此，深入研究国际话语权在塑造中国国际形象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探究如何提升国际话语权，对中国实现在国际社会塑造负责任大国良好形象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际话语权的概念与特征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著名的“语言转向”引发人文、社会科学诸多学科对语言
问题的关注与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话语”（Discourse）概念正式进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对它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建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并深受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ael Foucault）话语权力理论的影响。福柯的话语权理论的价值在于揭示了“话语”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所具有的建构功能和权力特征，为国际关系领域的“话语权”问题研究提供了三点重要启示：首先，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这种观点突破了传统观念中言、行的两分对立，为国际关系学将话语作为影响国际政治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加以研究奠定了认识论基础。第二，话语对现实具有建构功能。将话语视为一种社会实践，就承认话语具备“行事”（Performance）能力，而不仅仅将话语视为现实的镜子和表述的工具。建构性的话语观拓宽了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视野，启发人们探究不同的话语
王 啸［摘要］ 一国的国际形象是别国对该国综合实力认知后形成的总体印象和看法。“话语”作为一种具有建构功能的社会实践，通过干预主体的认知过程进而影响认知结果。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凭借所掌握的话语霸权，制造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话语，而中国由于实力较弱，且话语权意识淡薄，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自身国际形象塑造的话语主导权。新世纪，中国能否在国际社会树立真实、可信的形象，有赖于不断提升自身的国际话语权。［关键词］ 国际话语权；话语霸权；国际形象；负责任大国［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10)06-0058-08
（国防大学 研究生院，北京 100091）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10 年第 6 期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0 No.6如何建构国际政治现实。第三，话语体现了一种权力关系。福柯认为所谓的“真理”是知识凭借权力进入话语后形成的，正是权力决定了什么话语可以畅行无阻，什么话语被禁止。从话语与权力相结合的角度出发，人们注意到在国际社会中也存在的所谓的“真理”— 霸权话语，它们由掌握话语霸权的国家制造并在国际社会广为传播，而其他国家的话语则受到霸权话语的排斥和压制。借鉴福柯话语权理论，结合国际关系学相关研究成果，本文把“国际话语权”定义为：主权国家通过正式外交、媒体传播、民间交流等渠道，将蕴含一定文化理念、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话语渗透到国际社会中，使其他国家自愿接受并认同的能力。①值得注意的是，在无政府
状态下的国际社会中，主权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无法改变国与国之间不平等的现实。这种不平等不仅体现在各国军事、经济实力的差别上，还体现在各国国际话语权的强弱对比上。总的来看，西方国家凭借强大实力在国际社会占据优势话语地位，美国甚至把持着话语霸权，从而可以制造出在国际社会中通行的“真理”—霸权话语。而非西方国家则明显处于从属和弱势话语地位，其话语要么附和霸权话语，要么微弱几不可闻。尽管国际社会中存在如话语霸权这样霸道的话语权，但即使“话语霸权的确立，也不能靠外在的强制力量来实现，只能在接受者同意或服从的基础上达到控制和影响对方的目的”。[1] (P.376)所以，
国际话语权在本质上属于“软权力”范畴，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国际话语权以一国具有的文化、实行的国家政策和参与的国际制度作为权力资源要素。②首先，文化是国际话语权的深厚根基。国
际话语权的说服力、渗透力和吸引力主要通过文化来展现。其二，国际制度是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支撑。随着一国参与国际制度的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扩展，其所享有的国际话语平台也愈加宽广。其三，国家政策是国际话语权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一国制定与实施的合理合法、互惠有效的内外政策，对于提升该国的国际话语权的效果最易显现，也是国家谋求国际话语权较易有所作为的领域。第二，国际话语权的实施是非强制性的，以“言说者”的影响力和“倾听者”的主动接受为基本标志。作为一国软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话语权的实施固然离不开一国经济、军事力量提供的物质基础，但往往不能与经济、军事力量的增强同步提升，一国的国际话语权只有在该国充分利用各种话语权资源并将其转化为对他国的影响力，使他国自愿接受并认同自己通过话语传递的文化理念、价值观念等内容时，才会得到提升。第三，国际话语权与话语霸权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非霸权的国际话语权与话语霸权同属软权力范畴，在资源要素、实施特点方面具有共性。同时，两者又有着重要区别：话语霸权由国际体系内的霸权国家掌握，是具有支配性和排他性的话语权；非霸权国际话语权则不具有排他性，其权力主体追求的是不同话语主体间平等的对话交流。
① 需要说明的是，主权国家并不是“国际话语权”的唯一主体，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在内的各种国际行为体都可以作为国际话语权的主体。但本文重点论述国家形象塑造中的国际话语权问题，而国家在整合各种资源、塑造自身形象的过程中无疑起着主导作用，所以本文着重分析和讨论的是以主权国家为行为主体的“国际话语权”。② 约瑟夫·奈认为一个国家的软权力主要有三个来源：文化、政治价值观以及对外政策。秦亚青在研究欧盟软权力时，提出文化、国际制度和国家的内外政策是一国软权力的三个资源要素（即来源）。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的国际话语权，经过认真思考，作者认为秦亚青提出的文化、国际制度和国家的内外政策也是中国国际话语权的三个最重要的资源要素。参见秦亚青主编：《文化、制度与政策——欧盟软权力研究》，第6-19页。二、国际话语权与国际形象塑造的契合
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条件下，“形象与威望成为一个国家真实的战略资源”。[2]( P.627)与石油、天然气、矿藏等有形的战略资源不同，国际形象是一种无形的战略资源，各国对它的争夺通常不会直接以经济、军事等物质性权力竞争的方式展开，而是围绕国际形象塑造的主导权以话语博弈的方式进行。目前，学界主要从两个角度出发界定一国的“国际形象”：一是从“本国”出发，将国家形象定义为：“一个国家留给他国公众的总体印象和评价”；[3](P.17)二是从“他国”出发，将国家形象
定义为“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即别国对该国的总体印象和看法，主要包括三个层面：政府观点、学者评论和民间（包括非政府组织）印象”。[4](P.6)前一个角度强调“本国”在国际形象
塑造中的自主性，后一个角度则侧重从“他国”视角考察一国国际形象的塑造是否成功。国际形象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应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科教、军事等七个范畴。[3](P.17)通
过对国际形象的概念和构成要素的审视，本文认为国际形象塑造具有以下几个特征，这些特征说明了为什么国际形象塑造既是一国话语实践的过程，更是各国国际话语权相互博弈的过程。首先，一国的国际形象是“本国形象”与“他国形象”的辩证统一。“本国形象”是本国政府、学者、媒介等对自己国家的综合认识与评价，而“他国形象”是他国政府、学者、媒介等对他国的总体印象与评价。“本国”与“他国”认知主体在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本国形象”与“他国形象”往往不能一致，有时甚至存在较大分歧。一国的国际形象需要“本国”的积极塑造，但更需要获得“他国”的理解认同。国际形象的这个特征，使话语成为联接“本国”与“他国”认知主体之
间的桥梁。借助这个桥梁，表述“本国形象”的话语能够到达并影响“他国”的认知主体，参与建构“他国形象”。最终，一国的国际形象融合了“本国形象”与“他国形象”，在双方的话语交流与博弈中建构并传播开来。第二，一国的国际形象是主、客观共同建构的结果。一国国际形象的构成要素颇多，既有物质性的要素如经济、军事和科教，又有非物质性的要素如政治、文化、外交和社会，它们共同构成了国家形象的客观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认知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客观要素进行话语诠释，从而建构起一国的国际形象。面对相同的客观基础，一国如果有较强的国际话语权，能将自己的话语有效渗透到国际社会中，并获得其他主体的认同，就能对本国国际形象塑造产生较大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第三，一国的国际形象体现了稳定性与发展性的统一。首先，一国的国际形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国际形象的客观基础如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总量、军事实力、文化习俗等，在一定时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另一方面，认知主体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等对认知行为有重要影响的因素也是相对稳定的。同时，一国的国家形象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原因在于：其一，国际形象的客观基础如经济总量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变化；其二，认知主体的主观认识也会受到突发事件和渐进事件的影响。国际形象具有的稳定性和发展性相统一的特征，决定了围绕国际形象塑造展开的话语博弈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过程。
三、透过形象演变看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发展
几个世纪以来，随着西方作为一个整体逐渐成长为国际体系中的主导性力量并掌握了全球话语霸权，西方创造的中国形象“就以某种似是而非的真理性左右着人们关于中国的‘看法’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