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堡柏林大学改革与蔡元培北京大学改革的对比研究摘要：德国的威廉·冯·洪堡的柏林大学改革使其成为现代大学之父。

他的大学改革理念对现代各国大学都有很大的影响。

曾经两度赴德留学的中国现代伟大教育大家蔡元培就深受洪堡大学改革思想的影响，并且体现在了后来的北京大学的改革实践中。

作为两个深深影响两国教育现代化发展的伟大教育家，其的教育思想都充满了民主、科学和人本精神。

他们都认为教育应该是纯粹的,教育的目的就是为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人.并且以此为出发点,力倡教育独立,主张学术至上.本文从两次大学改革的时代背景、改革指导思想理念以及改革实践对比分析的角度阐述了两次大学改革的的现实影响和意义。

一、洪堡柏林大学改革和蔡元培北京大学改革的时代背景18世纪末19世纪初当英国、法国都建立了较为稳固和强大的资产阶级政权，德国尚未摆脱政治上分裂和经济上落后的局面。

1807年，普鲁士战败。

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社会精英与民众都期待着教育界尤其是大学能够为国家的自由强盛和民族文化的复兴作出贡献。

然而当时德国传统大学里弥漫着保守和陈腐的气息，知识已经凝固为封闭的体系，大学变成机械传授已知知识的场所，没有真正的学术研究。

社会期待着一种能够进行学术研究的新型大学，希望通过学术教育上的繁荣和精神上的胜利，一方面洗刷军事上的国耻，另一方面发展德国的国力。

在随之产生的有关大学教育改革的观点和看法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以洪堡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它成为19世纪初期德国大学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

中国现代教育酝酿建立的时期，正是德国教育、特别是大学以其巨大的学术成就誉满世界之时，因此德国的教育制度也很自然的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关注和学习。

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的蔡元培，深受现代教育之父洪堡的思想影响，在辛亥革命之后回国并担任教育总长。

之后因不满袁世凯而辞职回德继续学习，在任北大校长期间也赴德学习过。

这三次德国学习经历中，第一次是留学时间最长，对其学术观念的影响也最大最深的。

蔡元培对德国大学理念的理解和认识也是形成于这一时期。

蔡元培上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正值北洋军阀政府推行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黑暗时期，统治阶级坚持以孔孟之道去禁锢人民的头脑。

此时的康有为等保皇派，也在上书黎元洪、段祺瑞，积极主张将孔教定为国教。

当时的北京大学官僚积习很深，校政极其腐败。

为改变这种局面，蔡元培号召学生们要去研究高深学问，不要追求做官发财的仕途之路；强调自己的治校方针是：“依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蔡元培教育文选》第244页）。

作为一校之长的蔡元培，并没有被北大浓厚的封建势力所吓倒、所妥协。

他要以西方国家之通例，采用思想自由原则。

蔡元培为了让新文化、新思想能够进入北京大学，对北大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教育改革。

二、两次大学改革的思想理念和实践对比1．关于大学的性质新大学的办学理念中，洪堡强调，新大学的本质是“客观的学问与主观的修养想结合”。

洪堡极其反对传统大学中神学、法学和医学教育的职业性和功利性，对于这类课程，洪堡斥之为“低级的仅为养家糊口的学问”。

在这一问题上，蔡元培也认为大学应当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是蔡元培办学的指导思想，也是他大学教育思想的出发点。

强调大学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在当时是为了扭转学生上大学为做官的陈腐观念。

他认为要改革旧北大，“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

”因为，当时学生入学“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而对于学问则没有什么兴趣。

2．关于大学的职能洪堡强调，在新型大学必须将教学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统一。

他反对将传授知识作为主要职能，主张大学的主要任务的传统大学的做法，他认为大学的根本职能在于追求真理，大学教学必须与科学研究结合起来。

洪堡不主张大学传授实用的专门化的知识，而应该是“纯粹知识”的传授和研究，这样有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思维方式以及高尚的品格。

只有教师在创造性活动中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才能作为知识加以传授。

洪堡认为，这种形式的教学和学习才真正称得上是大学教学和大学学习。

基于这样的定位，柏林大学的各学部都设立研讨班和研究所这是新大学区别于德国传统大学的根本所在。

在柏林大学之前，德国传统大学中的研讨班，作为一种教学形式和教学手段，只是以辅助性的性质存在，并没有真正将将教学和研究真正结合起来。

柏林大学的此项实践标志着世界高等教育历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从此现代大学进入一个教学研究相结合的新阶段。

由于对大学性质观念的指导，蔡元培也认为大学的职能不能只是从事教学，还必须开展科学研究。

他要求大学教员不应只是灌输固定知识，而是应该对学问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并且引导和培养起学生的研究兴趣；大学生也不再是传统式地死记硬背教员的讲义，而是在教员的指导下研究学问。

与洪堡所主张成立研讨班和研究所相似的是，蔡元培主张“凡大学必须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以使得大学能够承担起教学、科研双重任务。

他认为设立各类研究所是避免教员陷入传统教学不求进步；也可以为大学生从事科学研究实践的机会，为毕业后进一步进行研究和深造创造良好的条件。

3．大学的办学理念在大学的办学理念上，洪堡首先认为，大学应该保持“孤独和自由”的原则。

这是指大学及其大学学生、教师和研究人员等不仅应该对世俗社会，特别是功利主义教育价值观保持一定的距离，更重要的是，大学还必须摆脱国家和教会的制约以及来自工业社会的世俗压力与影响。

另一方面，洪堡认为，“国家绝不应该指望大学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联系起来；却应相信大学若能完成它们的真正使命，则不仅能成为政府眼前的任务服务而已，还会使大学在学术上不断地提高，从而不断地开创更广阔的事业基地，并且使人力物力得以发挥更大的功用，其成效是远非政府的近前布置所能预料的。

”强调大学办学的学术自由原则。

他所强调的学术自由有两层涵义，“学习自由”和“教学自由”。

“学习自由”指学生有选择学习任何课程内容和在大学中独立生活的自由；“教学自由”是指大学教授具有在其学术领域内不受干涉、探索和传授真理的自由。

这一点上，蔡元培从大学应该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一思想出发，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一办学原则。

他认为大学应该广泛吸收各种人才，容纳不同学派。

如果抱残守缺，持一孔之论，守一家之言，是不可能成为真正高水平的大学。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也有两个方面，分别是表现在对待学说和教员上。

由于学说必须由人提倡、宣传和发展，教员又以研究，传授学问为己任，所以这一办学理念的实施主要是体现在对待教员的方面。

蔡元培聘请教员，最重要的有无专门学问。

只要由真才实学，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就聘为教员。

反之，如若学术水平低，不管什么人，都是要坚持辞退的。

而对于教员的政治见解，学术派别，只要不妨碍授课，则不作为取舍标准。

4．大学的学科设置洪堡希望通过哲学这门包罗万象的古老学科能够统摄一切学问，将各种具体不同的学科有机地统合和联系起来，使学生获取的不是个别、具体和互不关联的经验知识，而是通过哲学学习和研究，将不同领域的知识作为一个有机统一体进行整体的认识和把握，进而在此基础上掌握一种治学方法，获取最高形式的纯粹客观知识，同时具备科学研究者必备的素质和能力，提高自身的修养，完善自身的道德灵魂。

虽然洪堡极其反对传统大学中神学、法学和医学教育的职业性和功利性，但是他并不反对传统大学的学部设置形式。

1809年创建的柏林大学由哲学、法学、医学和神学四个学部组成。

其中的哲学学部不再被看作是低一级的学院，不再是实施普通教育为升入其他学部所做准备打基础的学部。

而是各学部的地位平等，废除了各学院的等级差别，另外，课程设置以及其功能生了重大改变。

柏林大学的哲学学部在科学知识和教学方法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是柏林大学中师资力量最雄厚、规模最大和地位最高的学部，成为其科学研究发源地，是其他学部效仿的对象。

在柏林大学，哲学学部不再象中世纪大学学部那样是为专业学部实施预备教育，除了教学之外，以逐步成为大学科学研究的中心。

哲学院变成大学的中心是柏林大学的又一显著特点。

与洪堡所生活的时代不同，在知识高度发展的现代，人类文明得到巨大发展和进步，人类知识体系已经不再象洪堡时代那样简单，由此而带来了现代大学的系科门类的丰富和完善。

因此，大学学科设置问题也就具有了更大的复杂性。

蔡元培的大学学科设置思想，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

经历了从偏重文理到沟通文理，再到废科设系的过程。

具体而言：最初，他从“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机关”这一思想出发，主张“要偏重文理两科”。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又进一步主张“学术分校”，大学专设文理两科，目的是为了突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学理的理念。

在蔡元培看来，“学”与“术”可分为两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

文、理是“学”；法、商、医、工、农皆为应用，为“术”。

学与术关系紧密，都有重要意义，但是学为基本，术为枝干。

接下来在进一步的实践中，蔡元培看到了文、理分科所造成的弊端，于是进一步主张“沟通文理”。

他意识到文理是不能分科的，比如，哲学联系起了所有的学科，理科各学科都与哲学有关，另外文科中的史学、文学都与科学有关等等。

这是由于现代社会，知识蓬勃发展，学科之间的彼此交错，有些学科简直无法以文、理科来区分。

因此，蔡元培主张沟通文理，和为一科。

随后，北大进行改革，撤销文、理、法三科界限。

4．大学的教学制度鉴于洪堡所强调的学术自由的两层涵义，“学习自由”和“教学自由”。

“学习自由”使得柏林大学的学生有选择学习任何课程内容，选择教师的自由，拥有极大的自由完善发展的空间和机会；“教学自由”使得大学教授具有在其学术领域内不受干涉，教授有选择讲授内容和传授方式的自由，有探索和传授真理的自由。

最先源于柏林大学哲学院的习明纳也是烘堡大学教学制度的实践体现。

随后被各个系部学习采用。

当时柏林大学各种“习明纳”（Seminar，又译作“研讨班”）中的教学情况最能体现学习自由的精神。

在那里，传统的权威学说和基督教义不再成为研讨的前提，师生可以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大胆怀疑和批判，充分发挥个人的独创精神；师生关系也发生了改变，师生共同研究和讨论，一起探索真理。

学生由过去被动的学习者，成为教育过程的积极参与者。

受洪堡思想和柏林大学模式的影响，19 世纪的德国大学生有广泛的学习自由，他们可以选择课程，选择教师，甚至可以自由转学。

在教学制度上，蔡元培主张采用选科制。

他认为这种制度使学生于专精之余，能够旁设种种有关系的学科，有利于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的同时，也有利于打破学生狭隘的专业视角，从而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另一方面，蔡元培认为必须加强对实行选科制的指导，以防学生纯粹从兴趣出发，忽视对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学习和掌握。

学生所选的学科必须经教员审定。